南平市图书馆

一、问题的提出
  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携范伯崇、林择之等弟子从福建崇安启程，九月八日抵达长沙。在长沙停留的近两个月中，朱熹与张栻就《中庸》、“太极”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与交流。十一月，张栻与朱熹溯湘江而上，同游南岳，随后朱熹返回福建。这次交流与对话，就是反复为后世所传颂的“朱张会讲”。
  本来，“朱张会讲”对朱熹、张栻两位学者而言，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当时，朱熹37岁，张栻34岁，两人学术体系都处于正在建构、发展，有待成熟、完善的过程之中，还并不是后人眼中地位崇高的学术大师。从朱熹、张栻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这次会讲的认识和定位也很明确，就是相互切磋、商榷，共同探讨、对话。事实上，当时朱熹和张栻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也并无明显差别，同时代很多学者提及这两位学者时，有的先说张栻，后说朱熹，有的先说朱熹，后说张栻，说法并不一致，并没有明显的尊此抑彼的倾向。
  但朱子弟子后学为了树立朱子学的权威，强化朱熹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按照朱熹为主导、朱熹地位更高、在会讲过程中张栻更多地接受了朱熹之学的思路对朱熹、张栻的“会讲”加以叙述，在叙述中体现出朱熹、张栻学术地位的高低与社会影响的强弱，这实际上就对“朱张会讲”进行了一种塑造和建构。随着朱熹地位的不断提高，尤其当朱子学成了学术主流、官方哲学之后，朱子后学的这种塑造和建构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传播，甚至湖湘后学为了突出湖湘之学的正统性、正宗性，表明湖湘之学已经超越了湖湘一隅的地域局限而属于主流学术的一部分，也刻意突出朱熹对张栻之学产生影响的一面，彰显朱熹到访岳麓对湖湘学派发展的意义。这样，另外一面，亦即张栻之学乃至整个湖湘学术在朱熹思想学术体系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在“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以朱熹为核心、正统、主流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自南宋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精心建构，广为流传，又在历代的流传中不断强化，迄今几乎成为学界共识。［1］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后世居学术界的主流、正统地位并无问题，但这种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南宋乾道三年，即将迈向中年的朱熹，其思想理论建构正在进行，学术体系尚未成熟，其正统、主流的地位还没有确立。从历史角度看，朱子弟子后学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未免有失真之处。
  因此，本文试图勾勒出“朱张会讲”的基本事实，同时对历代学者有关“朱张会讲”的叙述加以考察，以此从一个侧面了解按照以朱熹为正统、主流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不断建构的过程。
  二、“朱张会讲”中的朱熹、张栻
  张栻、朱熹的学术思想都源自二程，真德秀曾说：“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李氏，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2］这既表明张栻、朱熹的思想同出二程，但也表明经过数代传承之后，他们已处于不同的思想谱系中，朱熹为闽学的传人，而张栻则是湖湘学的传人。作为各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观点已出现颇多差异。而这种学派上、思想上的差异乃是互相交流吸收、质疑辩论的基础，朱张会讲的必要性即体现在这里。
  会讲之前，朱熹、张栻已有过面谈，且多次往来通信，讨论、交流学术问题。朱熹说：“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3］又说：“钦夫尝收安问，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见功。某近乃觉如此。非面未易纠也。”［4］而张栻也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数年来尤思一会见讲论，不知何日得遂也。”［5］在与陆九龄谈及朱熹时，张栻很是感慨：“书问往来，终岂若会面之得尽其底里哉！”［61在信件往复过程中，虽然二人都颇有收获，但是也感到，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在书信中无法酣畅淋漓地表达、讨论，而双方的困惑、分歧，更是需要当面商榷、探讨，由此二人产生了当面讨论、对话交流的强烈愿望。从张栻信中可以看到，他觉得很有必要“会见讲论”，这种想法已经在心中盘桓数年之久。而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也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7］他到湖南，是希望和湖湘学者当面探讨，了解湖湘学者在《中庸》问题上的看法。所以尽管“湖南之行，劝止者多”［8］，朱熹还是坚持前往。总之，从缘起来看，会讲是朱熹与张栻几年来共同的愿望，目的在于面对面地、更为深入地探讨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解决理论建构中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讲只是他们长时期书信讨论的延续和发展。朱熹不远两千里，从福建来到长沙，既不是挑战者，也不是求教者，朱、张二人是平等的学友关系。
  关于朱张会讲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已无法详细考证，从存留不多的文献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他们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庸》之义。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谈到过，王懋竑《朱子年谱》中也有记载：“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9］从中可看出，朱熹、张栻所讨论的是《中庸》已发未发的问题，而且两人都秉持着自己的思想观点，讨论十分激烈。其次，是关于太极的问题［10］。朱、张分别之时，张栻有诗云：“遗经得?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全无牛。”［11］朱熹亦有诗云：“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12］再次，是知行问题，朱熹后来说：“旧在湖南理会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践履；上是知至，下是终之。故不思今只理会个知，未审到何年何月方理会终之也。是时觉得无安居处，常恁地忙。”［13］
  朱熹、张栻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很多共识，彼此都感到有收获。朱熹有不少文字谈到这次会讲：
  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14］
  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15］
  熹自去秋之中去长沙……钦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16］
  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171
  朱熹认为张栻“见处卓然”，“议论出人意表”，经过此次会讲，自己的收益很大，内心十分钦佩。
  后来张栻英年早逝，朱熹在祭文中说：“我昔求道，未获其友。蔽莫予开，吝莫予剖。盖自从公，而观于大业之规模，察彼群言之纷纠，于是相与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厉以死守也。”［18］又说：“嗟唯我之与兄，吻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乡，而终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缴纷往返者几十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19］虽然朱熹在祭文中不免有谦虚之意，但是可以看出朱熹是把张栻当作自己“志同而心契”“相与切磋”的学术知己与友人的。
  张栻亦将朱熹当成思想上的良友，在谈及朱熹时充满赞赏：“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发也。”［20］又说：“元晦数通书讲论，比旧尤好。《语孟精义》有益学者。”［21］谈到会讲，张栻说：“剧谈无俗调，得句有新功。”［22］对于讲会之益是充分肯定的。
  从朱张二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们互相欣赏，志同道合。二人皆对会讲中切磋与进益深感满意，大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这一点，也正说明张栻、朱熹都秉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守着各自的立场，不存在谁依附谁的关系。他们在思想上的交流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朱张会讲是两位学友在共同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三、同时代学者眼中的朱熹、张栻
  在与二人同时代的学者们看来，朱熹、张栻只有学问方向上的差异，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陈亮就曾对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在当时学术上的地位有一个整体的评价，他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亮亦获承教于诸公。”［23在他看来，三人均为“一世学者宗师”，并无高下之别。这一点也为辛弃疾、叶适所认同，辛弃疾说：“厥今上承伊、洛，远沂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24］叶适则说：“（吕祖谦）与张栻、朱熹同时，学者宗之。”［25］甚至对于叶适来说，朱张也并无特出之处，只是属于他所认可的儒者圈中十多位学者中的两位。［26］周必大也说：“近得敬夫并元晦与子澄书，亦是如此，窃深叹仰。”［27］这表明张栻、朱熹对他本人而言并无分别，因此对二人同表敬佩。陈亮后来又说：“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又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28陈亮在这里指出，同为“道德性命之学”，张栻、吕祖谦的主张已有被朝廷所接受的倾向，而朱熹的学说之所以能行而不止，则是因其“强立不反”。这种表述实际已经暗示了时人对朱张二人学说的看法，进而我们也就可以窥探出二人当时在学术上的地位。另外，陆九渊也将朱张二人相提并论，他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29］陆氏在此虽然表达了对张栻的认可，但这可能出于张栻与他本人的风格更为接近的考虑，而且他对朱熹又抱有偏见。然而不能否定的是，在他看来，二人的地位并无明显差异。不难看出，在与朱、张同时代的人看来，无论是就学术地位还是就学问而言，二人并无高低之分。
  不仅同时代的学者有这种看法，稍后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陈亮、辛弃疾、叶适认为朱熹、张栻、吕祖谦是当时天下学者师表，楼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30与之类似，赵善下则指出三人同处于“鼎峙相望”的地位，他说：“圣学之传，惟曾与轲……千载而下，独我伊、洛……其徒丧沦，寂寥靡传。南轩俶悯，裒然为倡。东莱晦庵，鼎峙相望。惟三先生，相与磋切。扶偏黜异，表里洞彻。”［31］更进一步说，三人能够同为时人所认可，就在于其学问能“自为一家”，正如周密所说：“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32］关于如何“自为一家”，即其各自的特色如何，这一点韩淲曾有过论述，他说：“张敬夫卓然有高明处，虽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乐道之意，绝出诸贤之上。吕伯恭拳拳家国，有温柔敦厚之教。朱元晦强辩自立处，亦有胆略。盖张之识见，吕之议论，朱之编集，各具所长。”［33］正是因为三人在学术造诣上各有其特殊之处，故而能为时人所认可。
  当时学者还建构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儒家之道的传承谱系，将朱熹、张栻、吕祖谦一起纳入其中。李心传说：“中立传郡人罗仲素，仲素传郡人李愿中，愿中传新安朱元晦。康侯传其子仁仲，仁仲传广汉张敬夫。乾道、淳熙间，二人相往来，复以道学为己任，学者号曰晦庵先生、南轩先生。东莱吕伯恭，其同志也。”［34］这种道的传承，丁端祖也有论述：“本朝濂溪二程，倡义理之学，续孔孟之传，而天下学者，始知所适从……又得晦庵朱氏、南轩张氏、东莱吕氏复阐‘六经’之旨，续濂溪二程之传，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体，天下均所宗师。”［35］“自濂溪、明道、伊川义理之学为诸儒倡……其后又得南轩张氏、晦庵朱氏、东莱吕氏续濂溪、明道、伊川几绝之绪而振起之，六经之道晦而复明。”［36］方大琮的说法也很相似：“元公在当时号善谈名理……赖二程子阐明之而益大，朱、张、吕扶翊之而益尊。”［37］在他们看来，朱熹、张栻、吕祖谦阐明“六经”之旨，接续周程之道的统绪，都是孔孟、周程之道的传人。
  与这一论述稍有差异，也有学者仅将朱、张二人看作是二程道学的传承者，如家铉翁就说：“朱张二先生倡道东南，共扶千载之坠绪，志同而道合，相得而弥章者也。”［38］这一论述，强调朱、张在道统传承之中的作用，却没有提及吕祖谦。尽管如此，以上种种叙述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把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或朱熹、张栻二人作为周程之道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当一种固定的谱系还未成形，权力还未浸入话语中时，人们表述思想的方式，叙述历史的语言也会相对自由和个性化。虽然南宋士人提及朱熹、张栻、吕祖谦时，多以“朱张”或“朱张吕”来并称，但是其中也不乏“张朱”“张朱吕”的提法。如刘宰说：“天下学者，自张、朱、吕三先生之亡，怅怅然无所归。”［39］吕中说：“岳麓、白鹿书院又得张、朱二先生振之。回视州县之学，不过世俗之文进取之策，其相去岂直千百驿而已哉？”［40］魏了翁也说：“张、朱、吕诸先生之亡，学者无所依归，诚哉是言。”［41］又说：“二程先生者出始发明本学于道丧千载之余……近世胡、张、朱、吕氏继之，而圣贤之心昭昭然揭日月于天下。”［42］真德秀甚至明确指出“惟时湖湘渊源最正”，在叙述圣人之道的传承时屡次先言张而后言朱：“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纯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峰先生胡公、南轩先生张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濂溪之生，实自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43］
  在这里，他们的论述都将张栻排在朱熹的前面，称“张朱”。但结合当时学者的整体情况看，“朱张”或“张朱”的提法都很常见。在南宋时期的众多的学者、士人看来，朱熹、张栻，或者再加上吕祖谦，都是孔孟之道、周程之学的接续者、继承人。“朱张”或“张朱”的提法并无区分高下的用意。也就是说，朱、张同为当时的学人所并重，并不存在主次高下之分。
  四、朱门弟子后学对朱子的尊崇与对“会讲”叙述方式的建构
  朱熹在其理学体系建构过程中，提出了道统说，建构了“圣人之道”的传承谱系，他本人也具有自任的意识。南宋后期，众多朱子后学尊崇朱熹，突出朱熹在道统传承中的正宗地位。如黄榦就不遗余力地塑造朱熹的道统接续者形象。他说：“吾道不明且数千年，程张始阐其端，晦庵先生为之大振厥绪。”［44］“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45］在他看来，自周以来，圣贤之道一脉相承，孔子以后，周敦颐、二程、张载继其传，而在当世，又只有朱子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陈埴也说：“晦翁出于诸老先生之后，有集大成之义，故程子有未尽处至晦翁而始成。”［46］作为朱学三传的熊禾亦说：“道丧千载，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而后此道始大明于世。”［47］有的朱子后学甚至将这种道统意识编入启蒙读物。如《性理字训》说：“五帝三王，继天立极，道传大统，时臻盛治……惟周与程，统接孟子，继以朱子，疏源濬委，斯道大明，如日方中。匪盲匪瞆，宁不率从？”［48］在他们看来，千年以来圣贤之道不传，到宋代才大明于世，而朱子是集大成者。这些说法，大大突出了朱子在道统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道统谱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儒学的核心和精髓，确立儒学传承的正统和主流，从而排斥其他的学派。朱子后学构建的道统谱系，排他性也是很明显的。在他们的道统谱系中，其他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学者已经被排斥在外，只有朱熹才是唯一的正统，其他儒家学者都只是支流余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原本同时代学者们关于朱、张并立或朱、张、吕鼎立的说法被修正，朱、张乾道三年的岳麓会讲也有了另外的叙述。
  朱熹高弟陈淳谈到“朱张会讲”时说：
  至如乾道庚寅中，南轩以道学名德守是邦，而东莱为郡文学，是时南轩之学已远造矣，思昔犹专门固滞，及晦翁痛与反覆辨论，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49］
  如湖湘之学亦自濂洛而来，只初间论性无善恶，有专门之固，及文公为之反覆辨论，南轩幡然从之。徙义之果，克己之严，虽其早世，不及大成，而所归亦已就平实，有功于吾道之羽翼。［50］
  在陈淳的叙述中，张栻本来“专门固滞”，在会讲中，朱熹“痛与反覆辨论”，终于使得张栻“幡然从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按照这一叙述，朱熹在会讲中是传道者，是正统和主流的代表。他对张栻施加影响，使张栻弃其“专门固滞”之病，归于正学。而张栻则是被动接受正统思想影响，最后一改旧说，完全接受了朱熹的观点。因此，虽然张栻英年早逝，“不及大成”，但仍然可以作为“吾道之羽翼”。当然，只是“羽翼”而并非吾道之正传，这和朱熹道统传承者的地位是有着根本差别的。
  显然，这一叙述与真德秀关于“会讲”的叙述“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51］有了根本的差异。它大大抬高了朱熹在会讲中的地位，把一场学友之间平等的交流、对话变成了代表学术主流和正宗的朱子对处于非主流、非正宗地位的张栻的说服和收编，把会讲的过程中朱、张立场不同却地位平等的各抒己见、激烈论辩，变成了正宗、主流与非正宗、非主流之间的战胜和抵抗。在这种叙述中，张栻放弃了自己思想的立场，完全认同朱熹之说，受其思想的支配。对“朱张会讲”的这种叙述方式，体现了朱子后学的道统观念，成为朱熹正统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事实上，不光是朱熹和张栻关系被重新建构，与朱熹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被朱子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重新加以叙述。如朱熹和吕祖谦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了吕祖谦了解朱熹之学后，“尽弃其学而学焉”［52］。而与朱熹学术旨趣不同、理论建构路径有异的陆九渊则被叙述为朱熹很想“挽而归之正”，但陆九渊固执己见、偏于一隅。“如陆学从来只有尊德性底意思，而无道问学底工夫……文公向日最欲挽而归之正，而偏执牢不可破，非如南轩之资，纯粹坦易，一变便可至道也。”［53］很显然，陈淳基于道统观念而极力抬高朱熹的这些叙述，完全是出于朱熹正统地位塑造的需要，其核心观念就是，唯有朱熹“渊源纯粹精极，真可以当程氏之嫡嗣而无愧者，当今之世舍先生其谁哉！”［54］
  朱门弟子后学对朱子的尊崇与对“会讲”叙述方式的建构大大抬高朱熹的地位，也使得原本与朱熹一同活跃于南宋学术界的其他著名学者黯然失色。在朱子门人后学的不断努力之下，朱子学逐渐被官方接受，朱熹作为孔孟周程的嫡传，在道统谱系中具有了更加牢固的地位。尽管此时的朱子学尚未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随着朱子学地位的逐渐上升，朱子后学这种关于朱子地位的叙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栻、吕祖谦等则被排除在道统之外，成为支脉、旁系。朱子门人后学在叙述“朱张会讲”时，也是基于后世对朱、张地位的认识，按照朱子为主、张栻为辅，朱子为道统正宗和学术主流、张栻为支脉和旁系的理解来建构的。在他们看来，说张栻“幡然从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是对张栻的充分肯定，正是张栻的“徙义之果”、最终归于朱熹才保证了他“有功于吾道之羽翼”。
  五、元代以后学者对“朱张会讲”的叙述
  元皇庆二年（1313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书目。与此同时，朱熹的道统地位也得到不断巩固，众多儒家学者都把朱熹作为道统传人。在这种情况下，元代学者在叙述南宋学术史时，就进一步突出了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的地位，而将张栻、吕祖谦等仅仅作为朱熹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取资对象。程端礼说：“自朱子集诸儒之成，讲学之方悉有定论。”［55］胡助说：“至宋濂洛诸大儒起，唱鸣道学以续其传。南渡朱张吕三先生继起私淑，其徒相与讲贯，斯道复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诸儒之大成。然后圣人之道昭揭日星，诸子百家之言折中归一。”［56］陈栎亦说：“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则南轩，又次则东莱……则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南轩固不杂，东莱远不及矣！”［57］梁寅则认为：“东莱吕氏、南轩张氏亦皆有志于道，而天不假年，独朱子年弥高而德弥劭，是以挺然为一代之宗师。”［58］可见，到此时，在不少学者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朱熹为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大儒中第一人，张栻等而次之，吕祖谦再等而次之；张栻纯粹不杂，但不如朱熹，吕祖谦则远不及朱熹；张栻、吕祖谦虽然有志于道，但天不假年，学术成就有限，只有朱子年高德劭，堪称一代宗师。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许多士人的观念之中，成为他们历史叙事的潜意识。这时，朱熹和张栻已经分属于不同的两个等次，因此从文献上看，人们提及朱熹、张栻的时候，大多是称“朱张”，而鲜有人称“张朱”。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朱张会讲”进行了不同的叙述。吴澄对“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发展史上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聚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59］但是他对朱、张会讲的过程中二人角色有另外一番叙述：“朱子初焉说太极与南轩不同，后过长沙谒南轩，南轩极言其说之未是。初亦未甚契，既而尽从南轩之说。有诗谢南轩曰：我昔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及南轩死，有文祭之曰：始参差以毕序，卒烂熳而同流。是晦庵太极之说尽得之于南轩，其言若合符节。”［60］按照这一叙述，则朱熹太极之说乃“尽从南轩之说”“尽得之于南轩”，这就与朱子门人后学所说的朱熹说服张栻，张栻“幡然从之”的叙述截然相反了。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元代朱熹的地位不断上升，以朱熹为核心的道统意识渗透到士人的观念之中，但仍有学者试图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从不同的立场对“朱张会讲”加以叙述。
  到明代，朱熹的集大成地位进一步强化，张拭、吕祖谦与朱熹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杨廉认为朱熹的集大成在于能将“象山之尊德性，南轩之辨义利，东莱之矫气质固有以兼之……谓之集周、程、张、邵之大成，殆非过也，盖吾朱子自孔子以来一人而已。”［61］章懋甚至以反诘的语气强调张栻、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不能与朱熹相提并论：“南渡之后有朱、张、吕三先生焉……则张、吕又安可班于朱子耶！由是观之，其得斯道之传者，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62］李东阳也认为，张栻之学要逊朱熹一筹：“晦翁之学，因有大于彼（张栻），然亦资而有之……由南轩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谓古之人者……吾于吾士大夫望之矣。”［63］
  对朱张关系的这一定位，也决定了明清学者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方式。黄衷在《岳麓书院祠祀记》中谈到“朱张会讲”说：“朱张不远千里讲道湘西，论中庸之义，尝越三昼夜而不合，然卒定于朱子。”64］在他看来，认为“朱张会讲”定论于朱熹。黄宗羲也认为张栻得到朱熹的帮助之后，方能“裁之归于平正”［65］。清代的杭世骏则说：“张南轩、吕东莱，取资于朱子者也，黄勉斋、陈北溪、陈克斋受学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轩、吴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66］他强调的是张栻、吕祖谦“取资”于朱熹，并且把朱子置于当时众多学者学术活动所围绕的核心。
  可以看出，明清学者关于朱、张关系和朱、张会讲的叙述，实际上只是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相关话语的延续和进一步确立。张栻只是以朱熹为中心的道统叙述的一个配角，一种烘托。“朱张会讲”中，朱熹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张栻是被说服、被矫正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尊崇朱熹的氛围非常浓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远超南宋诸儒之上的时候，个别学者对朱张关系的定位仍然有与众不同之处，把朱、张一同视为道统正传：“朱、张二子得孔孟道学之正传，求孔孟之道当自二子始。苟循其言而践其实，谨于心术之微，达于彝伦日用之常，俾无不尽其道焉，则士习正矣。及出为世用，推之以开物成务、致君泽民，将无不可。”［67］这一说法将朱、张相提并论，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对张栻地位的充分肯定。
  还有学者对“朱张会讲”也有不同于“卒定于朱子”的说法，认为二人商讨论辩，虽两心相契，但关于“未发”看法一直有差异：“以此观之，则二先生昭聚讲论而深相契者大略可见，而未发之旨盖终有未合也。”［68］也就是说，“朱张会讲”并非朱熹对张栻观点的覆盖和张栻对朱熹观点的全盘接受，而是交流论辩过程中的求同存异，有同有异。在当时，能够对“朱张会讲”进行如此清醒理性的叙述，实属不易。
  六、余论
  “事实”在被“叙述”时，不可避免地会着上叙述者的颜色，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叙述”或多或少会遮蔽掉被叙述者的颜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事实”进行叙述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事实”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建构的方式既受到建构者个人的立场、观念的深刻影响，也与时代学术思潮密切相关。这一点，从历代学者对“朱张会讲”中朱熹、张栻地位前后变化的叙述中便可以得到印证。从最初学者们普遍地认为二人在当时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有的学者看来张栻的地位还要高于朱熹，到后世众多学者认为朱熹的地位高于张栻、在会讲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变化过程，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一种思想观念的建构。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朱熹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朱张会讲”所呈现的魅力以及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不会这么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在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过程中朱熹与张栻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影响、双方观点各有保留的事实，不能因此将朱熹最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所呈现的形象植入对发生在其早期的“朱张会讲”的叙述之中。本文所关注的是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朱张会讲”究竟事实如何，这一事实又是如何在历代学者不断的叙述中被建构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