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本来，所谓的“道统”就是指传道的人物统绪。但是，在关于道统的人物统绪问题上，儒家向来存在一些差别，这些差别既包括孔子以前的道统谱系，也包括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孔子以前的道统谱系与儒家“六经”有关。儒家道统谱系依据“六经”中两部不同的经典：一部是《尚书》系统的依据，作为“人君辞诰之典”［16］，《尚书》文献的作者从尧、舜、禹开始到夏、商、周的先王，代表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人物谱系；另一部是《周易》系统的依据，《易传》有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经文上下篇，而孔子则作传文以解经，故而早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这两套系统既有相同点，又有重要的差别。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更是存在很大差别，一则是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诸多不同思想倾向的儒家学者中哪些能够列入道统谱系？二则是儒学创建以后，历经先秦、两汉、魏晋、隋唐的不同朝代，儒学学术思潮不同，儒家学者旨趣各异，究竟谁才是儒学道统的代表，向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唐宋时期儒家士大夫面临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问题，故而他们特别需要强调、建构一个合乎时代需要的道统论。唐代韩愈的《原道》是道统论的重要文献，这一篇文章的观点十分明确：道统上溯至尧舜，下传至孟子。但是，韩愈在另外的文章中又肯定荀子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不仅仅是韩愈，唐代有许多儒家学者，包括长孙无忌、魏徵、杨惊、卢照邻、裴度等均认同“周孔荀孟”的道统人物谱系。［17］到了北宋初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中，道统谱系仍然十分多元化，他们对三代先王的道统谱系有互不相同的看法，尤其是对孔子以后能够列入道统人物谱系的儒家学者有大相径庭的见解。譬如，宋初理学先驱孙复、石介提出的道统说，就是在尧之前加上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六位圣王，在孟子之后加进了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四位道统传人。而苏轼则提出了由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的道统谱系。他提出孔孟之后，“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18］。其实，道统人物谱系的观念，反映了那个时代及其儒家学者的儒学思想状况。宋初道统人物谱系的多元化，体现出这一时期儒学复兴要求的强烈和新儒学思想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随着宋学的不断发展，宋学不同学派争鸣的同时道学思想体系成型，道学派的道统论逐渐成熟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程颢逝世之后，程颐作《墓表》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19］这样，程颐就以程颢直承孔孟，作为圣人之道在宋代的继承者，正式确立了道学派的道统论。在程门弟子的推动下，特别是南宋朱熹、张栻的倡导下，一种新的道统论确立并成为思想主流。
  如前所述，程朱学派道统论的最大特点，是将儒家道统人物谱系与新经典体系的确立统一起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对“四书”中每一本书的作者做了介绍和论述。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推介，因他的序言是为了确立一套新经典体系，而确立新经典体系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将这些书的作者纳入上古时期的道统谱系。“六经”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是由三代圣王的道统人物而“作”，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诸序中，对每一位作者做出说明时，势必会将他与道的授受脉络联系起来。“道统”这个词在朱熹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但是，真正赋予这个概念完整的道统论意义，特别是将道统的授受谱系与经典系统结合起来，还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诸序。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在《中庸章句序》中使用了“道统”，并且从几个不同方面对其做了详细论证，因此朱熹被学界看作是宋学道统论的真正完成者。
  我们进一步考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序言，看他如何建立起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为了强化这一道统人物谱系，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道统授受谱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道统人物是“君师”合一的上古圣王，他们创造了“教治”合一的道统。朱熹提出：“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20］既是为了对抗佛教的法统，同时也是为了强调儒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朱熹显然吸收了《易传》的思想，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尧、舜之前的道统人物谱系。另外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追溯《中庸》的思想渊源，对儒家道统的先王传授做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自上古以来道统便圣圣相传，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21］。在《尚书·洪范》《论语》中，均记载有尧、舜、禹授受“允执厥中”的事实，故而朱熹主要以《尚书》为依据，列出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人物谱系。另外，朱熹在《孟子说序》中，也特别引证了韩愈《原道》的观点，即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作为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学说。
  第二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及其诸弟子的道统授受谱系，他们均是无“君师之位”却能够兴道统之教，故而是重要的道统人物。朱熹在《论语序说》中引述司马迁的看法，肯定孔子在道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朱熹还在《论语集注》的终篇《尧曰》中，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孔子在道统谱系中的地位，他引述杨时的言论说：“《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22］显然，朱熹在这里引述杨时之言，就是以道统论解说孔子及其《论语》“明圣学之所传者”，即应该从道统的角度“著明二十篇之大旨”。《大学》的作者历史上说法不一，这不利于道统谱系的确立。朱熹以《大学》包括孔子的经一章，曾子作传十章，进一步确立《大学》的道统谱系。朱熹肯定曾子是《大学》的作者，主要是从道统论建构方面考虑的。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特别强调“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的道统意义，他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23朱子在道统人物谱系上，特别强调孟子的重要地位，在《孟子集注序说》中，朱熹引《史记·孟子列传》介绍孟子生平，重点阐释孟子的道统地位。他说：“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4然后，朱熹又通过引用韩愈、二程、杨时，进一步对孟子道统地位做出充分肯定。可见，在朱熹心目中他们所继承的儒家之道，是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上承先王之道。
  最关键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宋学人物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也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诸序讨论的重点。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将宋代道学学派列入孔孟之道的道统脉络中来，他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25］在同样讲义理之学的宋学学派中，程朱道学派特别重视《大学》，他们通过诠释《大学》而建构道学，就具有重要的道统谱系意义。另外，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也特别强调，程朱道学派在传授《中庸》学的道统意义。所以，《中庸章句序》和《大学章句序》一样，均凸显了程朱道学在道统谱系中的独特地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所选的注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集中了汉宋诸儒的注释，但是，朱熹最为重视的是程门诸子的思想。在《语孟集义序》中，朱熹曾经阐明《语孟精义》的原则，就是将二程之说“搜辑条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与其有得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若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26］。而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更是将程门道学之说作为其最基本的思想主张，其引述特别集中。有学者曾做过统计，《四书章句集注》共引用了32个学者的语录，其中居前的为二程及其弟子，占引用总数的一半以上。朱熹“四书”学以二程一派为依归的特点，恰恰体现出朱熹的“四书”学其实就是确立了程朱理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朱熹所述的道统论来看，道统授受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古圣王、春秋战国的孔孟、宋代的程朱。这是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诸序中论述道统人物谱系的特点。但是，如果从性质上看，朱熹所述的道统论只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即有“君师之位”的圣王道统与无“君师之位”的士人道统，这两种道统虽然有联系，但是其中的区别要特别关注。朱熹及其宋儒将代表士人道统的“四书”提升为儒家核心经典，就是突出了士人群体承担道统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