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为了研讨朱子学与制度文化、儒商精神的现代契合问题，推动当代朱子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由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安徽省朱子研究会、福建省闽学会、台湾朱子学研究会、上饶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台湾海峡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婺源县朱子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协办的“朱子学与制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儒商论坛”于2017年10月18～19日在朱子故里婺源隆重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和韩国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大会。与会专家学者提交论文85篇，围绕朱子学与礼制制度化、朱子学与制度性文化、朱子学与哲学研究、朱子学海外传播与比较研究、朱子学文本研究、朱子后学研究、儒商精神和儒商的现代使命等核心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盛会标志着当代朱子学进入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兹将大会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朱子学与制度性文化研究
  朱子学的制度化是指朱子学思想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渗透和呈现的对社会秩序及各种制度的塑造和建构，是儒家思想理念在政治、法律、教育、礼俗、家庭伦理等领域中的体现。制度性文化包括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家族制度的制定及优化问题，涉及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具体落实。朱熹一生，不仅致力于儒学的形而上哲学体系的建构，更重视儒家思想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落实问题。围绕朱子学与制度文化特别是其现实意义，学者们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是朱子家礼家训与宗族家庭礼俗文化研究。如复旦大学谢遐龄从朱子家礼的宗教性的角度探讨了家礼对当今社会的意义。他认为，朱子《家礼》是一部在中国社会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当今社会中国人敬祖宗的宗教意识尚未泯灭，应该充分发掘朱子《家礼》报本反始、尊祖敬天的宗教意义，建设适应新社会的家庭伦理。上饶师院冯会明探讨了朱子家礼家训和乡约民规对社会教化和社会公序良俗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建立道德教化体系，重整纲常秩序，端正社会风气，形成醇美风俗，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是朱熹一生不懈的追求。在化俗的路径上，朱熹强调家风是教化之基，化俗之本；乡约是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希望通过修礼书、建祠堂、立牌坊、定族规、行乡约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良好愿望。朱熹的化俗思想对当今乡村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仍具有镜鉴作用。合肥学院詹向红考察了徽州祠堂祭祀制度对朱子家礼的继承和发展情况，她认为，明清徽州祠堂祭祀对《家礼》既有继承，更有突破，反映了徽州民众因地制宜的变通精神。通过祠堂祭祀，不但强化了宗法思想和宗法观念，还缓和了宗族内部矛盾，强化了宗族管理，维系了宗族组织，对徽州地域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安徽大学解光宇探讨了朱子《家礼》中的祠堂及其意义，他认为，祠堂是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之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祠堂对于增强家族和民族的凝聚力以及基层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祠堂是神权与族权的统一，对于人人恪守名分和社会秩序稳定大有益处。宗祠文化在现代社会具有如下价值：一是祭祀祖先、慎终追远、报本反始、尊祖敬宗、培养报恩与忠孝之心以及尊老爱幼之心；二是从培养爱家族起，推及爱我中华民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三是发扬宗族历史中优秀传统，建构家族的精神家园，乃至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黄山学院方利山认为朱子理学思想在古徽州的世俗化、民间化对徽州乡村社会民间自治自恰、对徽州宗族社会、徽商、徽州契约精神产生深刻的影响。徽州先人将朱子理学等中华传统道德理念、思想精华在徽州地域社会民间化、普及化，铸成了徽州人特色鲜明的自然观、人生观、家国观、义利观、荣辱观。其公序良俗的形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表现，有深厚的朱子文化底蕴。上饶师院周接兵考证了朱子家礼在婺源、五夫等地留下了诸多现实印记，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朱子家礼并未完全丧失其对于家族和社会的规范作用，而是以各种形式保留在民间各种礼仪之中，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的传播到许多国家，对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民风民俗乃至道德观念等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和理解朱子家礼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及其内涵，结合当今时代的新特点加以“节文”或者“义起”，在现代生活中不断践行其文化价值和礼仪规范，将朱子家礼不断地传承和弘扬下去。
  二是朱子政治层面上制度文化思想建构研究。如集美大学杨中启认为朱子学的制度化形态体现为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主导、融合和渗透。朱熹在社仓、书院、家族、礼俗、政治等方面都进行了制度化的建构。我们应透过其制度化的样态和意识形态化发展路径，洞悉儒家内圣外王的一贯宗旨，并努力担当起重新开拓朱子学新空间的历史文化重任。华侨大学薛秀军将《朱熹家训》与管理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家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管理实践的总结与提炼。《家训》为每一个人在家庭、社会中发展自我、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依据，体现出了儒家以人为本、礼法结合、修身为基的管理哲学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福州理工大学方彦寿论述了朱熹的社会教化思想与实践，即如何为师和如何为帅。他指出，朱熹每到一处，必兴办教育，必从敦励风俗、约民以礼、政教并举入手，以端正民风民俗。又针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补偏救弊的政治主张，如正君心、除奸佞、主抗金、革蔽政等。这些政治主张，实际上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反映。福州大学杨肇中从儒家经世致用的角度论述了朱子礼学，他指出，朱熹礼学思想离不开经学文献，却又不拘泥于文献经学，朱熹力图在礼学与理学之间保持平衡，主张因时而制礼，注重实践性，在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两个向度上均透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经世取向。
  三是朱子制度文化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研究。如安徽大学史向前《朱熹义说探究》一文认为，义或正义是朱熹特别关注的问题，主张义利问题乃儒者第一义，朱子之“义”有“制宜”“义内”（自我的理性选择与断制），价值的正当和正义等含义。朱子之学是义学，更是理学。其理是义理，其义也是理义。换言之，朱子既讲德性正义，也涉及制度正义或政治正义，这是朱子学制度化的核心要义所在。上海大学朱承阐发了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他认为，“道”“天理”的普遍性，为公共性的存在提供了本体论上的论证，又通过公私之辩、天理人欲之辩等讨论，强调将“公共性”原则落实在具体的伦理观念中。“礼”是圣人为公共社会制定的基本规则。朱熹制定《家礼》，对乡村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礼仪予以损益，确立了以宗族为单位的公共生活的公共性规则。安徽报业集团沈时凯梳理分析了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关于“王制篇”的内容。他认为，朱熹穷究典籍，探赜索隐，编纂、诠释“王制篇”，寄寓了他的法制理想，朱熹期望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中，有明确适时的法令，有轻徭薄赋的措施和切实的教育方针，更需要强化对“王”的意义之认识和对“王”的行为之制约，尤其是制约王权这一点，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可谓难能可贵，是朱熹理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的一大亮点。上饶师院郭文阐发了朱子的德礼与刑政思想，他指出，朱子在阐述德礼与刑政的关系以及“严刑”主张时，能够在尽力遵循传统礼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既从理论层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德化学说与德礼立场，又从现实层面对现实的司法实践以及人们的礼法观念领域进行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礼法思想加以深刻地掘发，并以此在德礼与刑罚之间抉择以合适之路，这是对传统礼法规范思想的更深层次的理性抉择与发展。
  二、朱子哲学研究
  朱子哲学研究历来是朱子学研究的主流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向世陵深入阐发了朱子“仁说”思想中的“偏言”与“专言”问题。他认为，这一话题源自程颐所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朱子的仁说从《易传》走过来，强调“君子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元亨利贞，由于仁之生意的不可断绝，仁义礼智四德的一以贯之就是必然的。可以从体用关系加以说明，就体而言，仁包仁义礼智而构成整体的德性；就用而言，爱恭宜别之情统一于恻隐而无所不贯，相对于“偏言”的特定发明，朱子可能更看重“专言”的一体流行。不过有别于程颐的只重乾元，朱子关联乾元坤元去阐释生生，四德各自的体用，实际上都可统一到仁德自身的体用关系上。基于生气流行，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学者所以需要在“克己复礼为仁”上做工夫，就在于克尽己私才能使仁性昭显，私欲去而公（天）理显，普天下流行的是同一个温厚生意，无所适而不在。南昌大学张新国则以《玉山讲义》为中心对朱子“仁说”思想进行了考察，他认为，相对于中年，朱子晚年的仁说更强调从宇宙论层次来诠释，将仁不仅理解为人性的本质，还将仁理解为宇宙间生生变易流行的总体。此仁说较注重仁与义、礼、智的内在关联与融贯，并将四德次序与天之四德的元亨利贞继生次第联系起来。与其中年仁说主要强调以人为天地之心相比又有新的推进，这是朱子从宇宙论的高度对孔孟以来的仁学思想的开拓与发展。
  台湾大学杜保瑞对王阳明编定的《朱子晚年定论》的理论合理性研究进行了批判和辨正，他认为，儒家工夫有做工夫和工夫论之别，前者体现为心上修养的工夫，如纯化意志，笃定实践，反省自己的动机之是非好恶，检索有无好胜妒忌懈怠贪求之病等；后者则体现为多个方面，有心理修养的本体工夫，有身体修炼的工夫，有工夫入手、工夫次第、还有境界工夫等，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错谬之处在于混淆了做工夫与工夫论的界限。事实上，《朱子晚年定论》中多有朱熹批评自己读书太多且不得力，故而深切自责，宜静心反省，反而得力之说，这就是朱熹在做自我反省的心上修养工夫，是在做工夫，而并未触及朱熹一贯坚持的格物致知、下学上达为进路的工夫论。
  台湾东海大学蔡家和对朱子学问体系建构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朱子这一建构包括两个方向：一是朱子教人的为学方法，如下学上达，半日静坐、半日念书，先知后行等；二是朱子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即以义理领导训诂、以理气论领导训诂，或于经典进行增字诠释，或于古本大学有其删补，以适成于自己的理气论体系。简而言之，即是理学与经书相结合的方法建构。
  南昌航空大学平飞论述了多维视野中的朱熹与朱子学，他认为，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在专人、专书、专题、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这种多维视野集中体现为五大范式，即学案设立、历史考证、体系重构、纵横比较与创造诠释。五大范式各有优劣，为进一步研究朱熹与朱子学提供了重要的资鉴和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刘芝庆以读书为切入视角，探讨朱陆二人对读书的态度与方法，朱子强调要在博览与专精之间，有着平衡，不落一边；象山并非不重视读书，对于读书，有着自己的方法与心得。二人都认为，读圣贤书是可以悟道的，但必须讲究顺序次第，如阶梯般，一步步走上去，最终通贯天人性命，优入圣域。朱陆之异，固然明显可知，但二人之同，同样也是饶富趣味的课题。
  三、朱子学的海外传播与比较研究
  朱子学作为一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学说，深刻地影响到了东亚国家，尤其是朝鲜、韩国和日本。近年来，随着朱子学研究走向深入，朱子学的海外传播与比较研究业已成为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把研究的重点触及到这一领域。如浙江海洋大学韩籍学者金德洙考证了中韩朱子后裔的共同始祖朱潜，以及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的情况。他认为，中国湖州的朱氏后裔与韩国的朱氏后裔都是朱熹曾孙朱潜的后代。两国朱氏后裔血浓于水的交往为弘扬朱子文化，促进韩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韩中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金先生还认为，朱子学于丽末鲜初传入朝鲜，经历了三部曲：首先，是被作为新的理论和学说而受到丽末新进士林的关注并介绍到韩国；其次，被作为新的思想理论使用于排斥佛教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被革新派所利用，逐步确立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至此朱子学获得了朝鲜朝官学的独尊地位，对朝鲜和韩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韩国鲜文大学具智贤考察了1748年朝鲜和日本朱子学者的交流情况，她认为，朝鲜后期，以派遣到日本的通信使为契机，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这种交流以收录两国人会面，相互交流的笔谈唱和的文献为媒介，这种笔谈唱和集现传多达30种。朝鲜日本人之间的笔谈书简并不是单纯的亲密之交的文章，而是意味着运用学术知识的交流。根据学派和学问的倾向，两国交流形式有所不同。但在尊崇程朱学排斥异端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两国之间的传播。
  南昌大学韩籍学者田炳郁考察了朝鲜学者李珥（栗谷）学派对朱子书院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情况。栗谷在李退溪书院建设基础上，添加文庙，招聘有俸禄的专门老师，订立学规，开辟了新的书院传统。栗谷又将书院与乡约、社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建立起更加完整的乡村共同体生活体系。栗谷学派在朝鲜后期掌握政权，他们用国家的力量将栗谷的书院思想编入到整个教育行政制度里面，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教育制度和乡村社会架构。
  安徽大学解光宇认为，朱子《家礼》对朝鲜和日本影响极大，尤其是在朝鲜，《家礼》所产生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还要超过中国，目前，韩国的家庙保存比较完好，特别是乡村依然按照《家礼》所规定的祠堂和祭祀制度来发挥其功能。
  四、朱子文本学与朱子后学研究
  山东大学翟奎凤以朱子及其后学为中心探讨了《大学》“至善”问题，他认为，朱子对作为《大学》三纲领之一的“至善”有非常详尽的阐述，朱子论“至善”强调的是具体实践和修身工夫，是“至善”的具体展现和落实，体现在事事物物上。“明明德”“新民”都要指向“至善”，三者的有机统一才是圆满和真正的至善。朱子门人及后学，何基、车若水、真德秀等在“至善”问题上有进一步推展，把“至善”与“天命”“中和”“皇极”等经典概念范畴做了关联性讨论，丰富了“至善”的内涵。
  《高教发展与评估》杂志社金诚主编认为，朱子毕生理会《大学》，成《大学》章句、格物补传和《大学章句序》，贯串朱子学问生涯。朱子与《大学》的个中情缘及《大学》意蕴，切合理学之命脉：格物穷理，道问学，尊德性。而围绕《大学》所展开的问学之道，体现了朱子穷理尽性的探索精神，彰显了《大学》的经典价值，为历代学者做学问的典范。
  三明学院徐涓从《楚辞》与《诗经》并举的视角考察了朱熹的道文观。在朱熹那里，“道德”与“文章”统一于经书中，皆为圣贤所发，道文关系和“政事”与“礼乐”的关系一样，都出于一，亦即两者关系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朱熹《风》《骚》并举观念源于其道文观念，是朱熹理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福建师范大学肖满省阐发了朱熹“《易》本为卜筮而作”的意义，他认为，朱子在解读《周易》的过程中，分别“象”“占”，力求恢复《周易》的本义，彰显《周易》的卜筮特质。这在易学史上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议，尊崇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经过朱子规范化的卜筮活动，在民间信俗方面也广泛流行，成为卜筮活动的权威，影响至今。
  此外，关于朱子学的后世影响，安徽大学徐道彬和浙江海洋大学程继红分别考察了清代权威学者戴震和基层学者陈德调对朱子学的非议情况。徐道彬认为，表面上看，戴震批判朱子，而事实上，戴震对朱熹治学思想和方法上的诸多传承，及其对朱子个人的始终礼敬，这应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反思。程继红认为，陈德调作为基层学者，敢于写出《我疑录》一书，质疑《论语集注》的权威，从断句、释义、古今人物评价、释礼、道学之论等方面提出异议，这让我们看到当时基层理学界所谓的“弱势力”，是如何企图刷新权威见解，从而无意间促成了理学界强弱之间对话结构的形成、主流与非主流互动图景的诞生。这启示我们，应该关注历史上那些基层学者的思想成果，以及层次丰富的朱子学生态史的各个立面与细节。
  五、儒商精神与儒商的现代使命研究
  由台湾学界、商界的30余位权威人士组成的台湾朱子文化交流团，在此次儒商论坛上专题研讨了儒商精神与儒商的现代使命问题。与会专家学者积极发言，贡献智慧。台湾大学原校长孙震贡献了其最新专著《儒家思想的现代使命：永续发展的智慧》一书。该书梳理了中华古代文明发展和近代文明衰落的历史，指出了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现代性危机，尤其是信仰危机、伦理危机，反映在商业上主要是现代商人的见利忘义以及社会责任的缺失。孙震先生认为，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于回到传统智慧，扬弃儒家思想的传统意义，提振儒商文化的现代使命，让伦理优先于利益，义务和责任优先于权利，唯有如此，才是永续发展的经营之道。
  台湾海峡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朱高正分析了子贡、徽商、涩泽荣一的“儒商精神”，他认为儒商应该像子贡那样尊师重道、通达事理、辩才无碍、弘扬王道仁政于天下；像涩泽荣一那样在《论语》“义利合一”的基础上做到商才和士魂的结合；像徽商那样做到商与儒（尤其是朱子学）的结合，现代儒商要怀有感恩的心，做到富而思源、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将朱子文化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提升庶民的精神生活，提升生命的层次，促进人文社会的发展。
  台湾海峡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朱茂男先生则提交了《一带一路一朱子》的学术报告，该报告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以王道的思维，将软硬件整合，要先圣先贤，尤其是朱子的智慧，与西方管理知识体系结合起来，贯串在经营事业与日常生活之中。要用中华文化特别是朱子文化将科学与人文调和起来，将儒与商结合起来。真正的儒商精神就是要把公众当作自己的服务对象，将公众利益作为发展的前提和决策的依据。
  世界朱氏联合会副会长朱小勤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模式进行了探析，他认为，文化走出去历来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依托商业往来进行的，要转变思想观念，将文化“送出去”转变为“卖出去”，要完善海外网点布局，打通信息传播渠道推动中华文化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新竹书社社长罗际鸿别具匠心地将儒商精神与书法活动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书法是人格培养和文化陶冶的重要途径，可以培养提高观察力、包容力、情绪控制力、美感体验力，具有增强文化认同，强化伦理观念，促进社会交际、寄托心灵情操等功能，而这些恰恰是一个成功的儒商所必备的素质。广东朱熹思想研究会会长朱述贤总结了近年来儒商研究和儒商活动的丰硕成果，认为儒商应时代潮流而兴，符合儒学复兴时代社会的期盼和展望，是儒学价值社会化的直接体现。儒商是儒家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践行者，儒商团队就是仁义之师。时代需要儒商，儒商当以仁为本。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