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思想进课堂”研讨会综述
  王佳 蔡方鹿
  由四川省朱熹研究会、西昌市社科联、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朱熹思想进课堂研讨会”于2017年7月17日在西昌市鹭洲湿地酒店大会议室举行。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子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朱熹研究会会长蔡方鹿，西昌市社科联主席鄢琼，四川省朱熹研究会副会长、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晏能康，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昌市顺丰驾校校长李登友，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昌市第七小学校长刘万候，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朱沛钰，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彭国伦，西昌航天学校教师李月钰，来自四川大学的博士后、博士生，四川师范大学的教师、硕士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三十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四川省朱熹研究会副会长、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晏能康对蔡方鹿教授一行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对与会人员进行了简要介绍后，晏会长宣布本次研讨会正式开始。
  四川省朱熹研究会会长、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方鹿做主题发言。蔡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朱熹思想进课堂的意义》，他充分肯定了朱熹思想在东亚文明组成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朱熹思想融合儒释道三教，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不仅对宋以后的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对今天的学校教育也有借鉴意义。因此蔡教授指出，研究朱子学应与普及、传扬朱熹思想更好地结合起来。紧接着他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朱熹思想进课堂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朱熹生活于内忧外患的南宋时代，坚决反对议和投降，一生爱国爱民，其思想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文明、和谐等9个方面相契合，朱熹思想进课堂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第二，有益于吸收朱熹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朱熹将明五伦作为教育的目的，强调道德教育，朱熹总结出的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熟读精思、学问思辨等教学方法至今仍行之有效；第三，有利于树立重视实践的观念。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在教学中贯彻朱熹重行的思想，可培养学生服务社会，贡献祖国的观念；第四，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能动性。朱熹治学将教育阶段化，先四书后五经，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可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能动性，对当今教育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随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两名研究生，姚阳、陈晗也就朱熹思想进课堂的意义谈了自己的看法。
  西昌市第七小学校长、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万候做了题为《打造国学教育校园文化，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发言。刘校长的发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开展国学教育的初期情况、打造国学校园文化的具体做法、发展国学校园文化的未来设想。刘校长介绍了初期探索国学校园文化的三个阶段，阶段一以课题研究为重点。其中《吸取朱子教育思想的精髓，培养农民工子女的养成教育》这一课题获得了四川省教学科研一等奖；阶段二则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学推广活动，如诵读比赛、文艺汇演等。阶段三着力于开发校本教材。经过学校的不断努力，校本教材从“见贤思齐”单行本发展到各年级都有对应的教材。与此同时，经过初期的推广与教育，学生的行为习惯大为改观，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大大提升。关于近期打造国学校园文化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于校内立朱子铜像、展朱文公家训、筑国学文化艺术墙。值得注意的是国学文化艺术墙，墙面内容被细分为“古代文明礼仪综合版”“陶行知版”“托起明天的太阳”“忠”“孝”“礼”“义”“信”“仁”“智”“善”“德”等12个板块，全面立体地展现国学校园文化。对于未来发展国学校园文化的设想，学校计划设立专门的国学堂，配备有关国学的服装、书籍等，最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国学教育课堂。
  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昌市顺丰驾校校长李登友在发言中指出，将朱熹文化渗透在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对顺丰驾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顺丰驾校坚持“德才兴校，文化强校”的建校宗旨，要求员工遵守规章制度，恪守职业道德，在教学中保持高度的专业性，这一系列要求得到了各界群众的好评，带动顺丰驾校从最初只有8辆车、培训800余人的小驾校成长为今日拥有车辆90余辆、学员4000余人的大企业；第二，顺丰驾校着力打造“诚信经营”的品牌特色，通过多年的诚信经营，驾校取得了“四川省诚信守法示范单位”“诚信安全优质服务先进驾培机构”等荣誉称号；第三，顺丰驾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每年都安排驾校员工进孤儿院、养老院，为特困生进行免费驾培，对高考生实行优惠政策等。李登友校长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将继续学习朱熹思想，从点点滴滴做起，将企业做大做强。
  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彭国伦做了名为《用朱子文化滋润青少年心田》的发言。他讲到，在推广朱熹思想进课堂的课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青少年在了解朱子文化时有文字理解等方面困难。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他与同事将部分朱子诗词，如《观书有感》《春日》及《朱子家训》《劝学》等谱曲，让朱熹思想以歌曲的形式传入各校园。至今，仍被西昌市二小、五小、七小、二中等学校沿用。此外，他们还将部分朱子诗词编成川剧，在农村义务演出，受到了广大村民的喜爱。
  西昌航天学校教师李月钰发言称，西昌航天学校一直将朱熹思想贯穿于本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和教育教学中，专门建立“传统文化长廊”，开展“主题阅读”等活动，以发扬朱熹思想。
  随后，西昌朱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朱沛钰发言，强调了朱熹作为教育家对于训诂学、诗经学、文学评论等三方面做出的贡献。
  西昌市社科联主席鄢琼在发言中肯定了发扬朱子文化对实践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指出从发扬中华文明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的角度出发，朱子文化与国家“两个一百年”目标相切合，鄢主席也希望，在座各位能够勉励共进，进一步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朱熹思想不仅进入了中小学课堂，还进入了高等院校的课堂。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蔡方鹿教授感触颇深，他很高兴能看到朱熹思想能走进课堂并在社会中不断推广、普及，甚至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他也介绍起朱熹思想进入四川师范大学的情况。在蔡方鹿教授任教的四川师范大学，对研究生教育的“宋明理学专题研究”课程已被列为精品课程，研究生中也不乏研究写作了《论朱熹的中医思想》《朱子的子学思想研究》等被《哲学研究》等杂志刊登的优秀论文。
  本次“朱熹思想进课堂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使我们对朱熹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到朱熹思想对于教育的重要作用。作为社会各界人士，大、中、小学师生以及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责无旁贷，我们也必将以知识为路，为朱熹思想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广、普及做出自己的努力。（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
  朱子学与制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儒商论坛会议综述
  周接兵
  为了研讨朱子学与制度文化、儒商精神的现代契合问题，推动当代朱子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由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安徽省朱子研究会、福建省闽学会、台湾朱子学研究会、上饶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台湾海峡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婺源县朱子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协办的“朱子学与制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儒商论坛”于2017年10月18～19日在朱子故里婺源隆重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和韩国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大会。与会专家学者提交论文85篇，围绕朱子学与礼制制度化、朱子学与制度性文化、朱子学与哲学研究、朱子学海外传播与比较研究、朱子学文本研究、朱子后学研究、儒商精神和儒商的现代使命等核心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盛会标志着当代朱子学进入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兹将大会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朱子学与制度性文化研究
  朱子学的制度化是指朱子学思想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渗透和呈现的对社会秩序及各种制度的塑造和建构，是儒家思想理念在政治、法律、教育、礼俗、家庭伦理等领域中的体现。制度性文化包括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家族制度的制定及优化问题，涉及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具体落实。朱熹一生，不仅致力于儒学的形而上哲学体系的建构，更重视儒家思想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落实问题。围绕朱子学与制度文化特别是其现实意义，学者们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是朱子家礼家训与宗族家庭礼俗文化研究。如复旦大学谢遐龄从朱子家礼的宗教性的角度探讨了家礼对当今社会的意义。他认为，朱子《家礼》是一部在中国社会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当今社会中国人敬祖宗的宗教意识尚未泯灭，应该充分发掘朱子《家礼》报本反始、尊祖敬天的宗教意义，建设适应新社会的家庭伦理。上饶师院冯会明探讨了朱子家礼家训和乡约民规对社会教化和社会公序良俗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建立道德教化体系，重整纲常秩序，端正社会风气，形成醇美风俗，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是朱熹一生不懈的追求。在化俗的路径上，朱熹强调家风是教化之基，化俗之本；乡约是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希望通过修礼书、建祠堂、立牌坊、定族规、行乡约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良好愿望。朱熹的化俗思想对当今乡村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仍具有镜鉴作用。合肥学院詹向红考察了徽州祠堂祭祀制度对朱子家礼的继承和发展情况，她认为，明清徽州祠堂祭祀对《家礼》既有继承，更有突破，反映了徽州民众因地制宜的变通精神。通过祠堂祭祀，不但强化了宗法思想和宗法观念，还缓和了宗族内部矛盾，强化了宗族管理，维系了宗族组织，对徽州地域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安徽大学解光宇探讨了朱子《家礼》中的祠堂及其意义，他认为，祠堂是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之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祠堂对于增强家族和民族的凝聚力以及基层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祠堂是神权与族权的统一，对于人人恪守名分和社会秩序稳定大有益处。宗祠文化在现代社会具有如下价值：一是祭祀祖先、慎终追远、报本反始、尊祖敬宗、培养报恩与忠孝之心以及尊老爱幼之心；二是从培养爱家族起，推及爱我中华民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三是发扬宗族历史中优秀传统，建构家族的精神家园，乃至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黄山学院方利山认为朱子理学思想在古徽州的世俗化、民间化对徽州乡村社会民间自治自恰、对徽州宗族社会、徽商、徽州契约精神产生深刻的影响。徽州先人将朱子理学等中华传统道德理念、思想精华在徽州地域社会民间化、普及化，铸成了徽州人特色鲜明的自然观、人生观、家国观、义利观、荣辱观。其公序良俗的形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表现，有深厚的朱子文化底蕴。上饶师院周接兵考证了朱子家礼在婺源、五夫等地留下了诸多现实印记，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朱子家礼并未完全丧失其对于家族和社会的规范作用，而是以各种形式保留在民间各种礼仪之中，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的传播到许多国家，对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民风民俗乃至道德观念等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和理解朱子家礼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及其内涵，结合当今时代的新特点加以“节文”或者“义起”，在现代生活中不断践行其文化价值和礼仪规范，将朱子家礼不断地传承和弘扬下去。
  二是朱子政治层面上制度文化思想建构研究。如集美大学杨中启认为朱子学的制度化形态体现为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主导、融合和渗透。朱熹在社仓、书院、家族、礼俗、政治等方面都进行了制度化的建构。我们应透过其制度化的样态和意识形态化发展路径，洞悉儒家内圣外王的一贯宗旨，并努力担当起重新开拓朱子学新空间的历史文化重任。华侨大学薛秀军将《朱熹家训》与管理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家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管理实践的总结与提炼。《家训》为每一个人在家庭、社会中发展自我、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依据，体现出了儒家以人为本、礼法结合、修身为基的管理哲学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福州理工大学方彦寿论述了朱熹的社会教化思想与实践，即如何为师和如何为帅。他指出，朱熹每到一处，必兴办教育，必从敦励风俗、约民以礼、政教并举入手，以端正民风民俗。又针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补偏救弊的政治主张，如正君心、除奸佞、主抗金、革蔽政等。这些政治主张，实际上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反映。福州大学杨肇中从儒家经世致用的角度论述了朱子礼学，他指出，朱熹礼学思想离不开经学文献，却又不拘泥于文献经学，朱熹力图在礼学与理学之间保持平衡，主张因时而制礼，注重实践性，在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两个向度上均透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经世取向。
  三是朱子制度文化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研究。如安徽大学史向前《朱熹义说探究》一文认为，义或正义是朱熹特别关注的问题，主张义利问题乃儒者第一义，朱子之“义”有“制宜”“义内”（自我的理性选择与断制），价值的正当和正义等含义。朱子之学是义学，更是理学。其理是义理，其义也是理义。换言之，朱子既讲德性正义，也涉及制度正义或政治正义，这是朱子学制度化的核心要义所在。上海大学朱承阐发了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他认为，“道”“天理”的普遍性，为公共性的存在提供了本体论上的论证，又通过公私之辩、天理人欲之辩等讨论，强调将“公共性”原则落实在具体的伦理观念中。“礼”是圣人为公共社会制定的基本规则。朱熹制定《家礼》，对乡村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礼仪予以损益，确立了以宗族为单位的公共生活的公共性规则。安徽报业集团沈时凯梳理分析了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关于“王制篇”的内容。他认为，朱熹穷究典籍，探赜索隐，编纂、诠释“王制篇”，寄寓了他的法制理想，朱熹期望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中，有明确适时的法令，有轻徭薄赋的措施和切实的教育方针，更需要强化对“王”的意义之认识和对“王”的行为之制约，尤其是制约王权这一点，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可谓难能可贵，是朱熹理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的一大亮点。上饶师院郭文阐发了朱子的德礼与刑政思想，他指出，朱子在阐述德礼与刑政的关系以及“严刑”主张时，能够在尽力遵循传统礼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既从理论层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德化学说与德礼立场，又从现实层面对现实的司法实践以及人们的礼法观念领域进行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礼法思想加以深刻地掘发，并以此在德礼与刑罚之间抉择以合适之路，这是对传统礼法规范思想的更深层次的理性抉择与发展。
  二、朱子哲学研究
  朱子哲学研究历来是朱子学研究的主流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向世陵深入阐发了朱子“仁说”思想中的“偏言”与“专言”问题。他认为，这一话题源自程颐所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朱子的仁说从《易传》走过来，强调“君子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元亨利贞，由于仁之生意的不可断绝，仁义礼智四德的一以贯之就是必然的。可以从体用关系加以说明，就体而言，仁包仁义礼智而构成整体的德性；就用而言，爱恭宜别之情统一于恻隐而无所不贯，相对于“偏言”的特定发明，朱子可能更看重“专言”的一体流行。不过有别于程颐的只重乾元，朱子关联乾元坤元去阐释生生，四德各自的体用，实际上都可统一到仁德自身的体用关系上。基于生气流行，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学者所以需要在“克己复礼为仁”上做工夫，就在于克尽己私才能使仁性昭显，私欲去而公（天）理显，普天下流行的是同一个温厚生意，无所适而不在。南昌大学张新国则以《玉山讲义》为中心对朱子“仁说”思想进行了考察，他认为，相对于中年，朱子晚年的仁说更强调从宇宙论层次来诠释，将仁不仅理解为人性的本质，还将仁理解为宇宙间生生变易流行的总体。此仁说较注重仁与义、礼、智的内在关联与融贯，并将四德次序与天之四德的元亨利贞继生次第联系起来。与其中年仁说主要强调以人为天地之心相比又有新的推进，这是朱子从宇宙论的高度对孔孟以来的仁学思想的开拓与发展。
  台湾大学杜保瑞对王阳明编定的《朱子晚年定论》的理论合理性研究进行了批判和辨正，他认为，儒家工夫有做工夫和工夫论之别，前者体现为心上修养的工夫，如纯化意志，笃定实践，反省自己的动机之是非好恶，检索有无好胜妒忌懈怠贪求之病等；后者则体现为多个方面，有心理修养的本体工夫，有身体修炼的工夫，有工夫入手、工夫次第、还有境界工夫等，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错谬之处在于混淆了做工夫与工夫论的界限。事实上，《朱子晚年定论》中多有朱熹批评自己读书太多且不得力，故而深切自责，宜静心反省，反而得力之说，这就是朱熹在做自我反省的心上修养工夫，是在做工夫，而并未触及朱熹一贯坚持的格物致知、下学上达为进路的工夫论。
  台湾东海大学蔡家和对朱子学问体系建构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朱子这一建构包括两个方向：一是朱子教人的为学方法，如下学上达，半日静坐、半日念书，先知后行等；二是朱子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即以义理领导训诂、以理气论领导训诂，或于经典进行增字诠释，或于古本大学有其删补，以适成于自己的理气论体系。简而言之，即是理学与经书相结合的方法建构。
  南昌航空大学平飞论述了多维视野中的朱熹与朱子学，他认为，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在专人、专书、专题、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这种多维视野集中体现为五大范式，即学案设立、历史考证、体系重构、纵横比较与创造诠释。五大范式各有优劣，为进一步研究朱熹与朱子学提供了重要的资鉴和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刘芝庆以读书为切入视角，探讨朱陆二人对读书的态度与方法，朱子强调要在博览与专精之间，有着平衡，不落一边；象山并非不重视读书，对于读书，有着自己的方法与心得。二人都认为，读圣贤书是可以悟道的，但必须讲究顺序次第，如阶梯般，一步步走上去，最终通贯天人性命，优入圣域。朱陆之异，固然明显可知，但二人之同，同样也是饶富趣味的课题。
  三、朱子学的海外传播与比较研究
  朱子学作为一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学说，深刻地影响到了东亚国家，尤其是朝鲜、韩国和日本。近年来，随着朱子学研究走向深入，朱子学的海外传播与比较研究业已成为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把研究的重点触及到这一领域。如浙江海洋大学韩籍学者金德洙考证了中韩朱子后裔的共同始祖朱潜，以及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的情况。他认为，中国湖州的朱氏后裔与韩国的朱氏后裔都是朱熹曾孙朱潜的后代。两国朱氏后裔血浓于水的交往为弘扬朱子文化，促进韩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韩中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金先生还认为，朱子学于丽末鲜初传入朝鲜，经历了三部曲：首先，是被作为新的理论和学说而受到丽末新进士林的关注并介绍到韩国；其次，被作为新的思想理论使用于排斥佛教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被革新派所利用，逐步确立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至此朱子学获得了朝鲜朝官学的独尊地位，对朝鲜和韩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韩国鲜文大学具智贤考察了1748年朝鲜和日本朱子学者的交流情况，她认为，朝鲜后期，以派遣到日本的通信使为契机，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这种交流以收录两国人会面，相互交流的笔谈唱和的文献为媒介，这种笔谈唱和集现传多达30种。朝鲜日本人之间的笔谈书简并不是单纯的亲密之交的文章，而是意味着运用学术知识的交流。根据学派和学问的倾向，两国交流形式有所不同。但在尊崇程朱学排斥异端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两国之间的传播。
  南昌大学韩籍学者田炳郁考察了朝鲜学者李珥（栗谷）学派对朱子书院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情况。栗谷在李退溪书院建设基础上，添加文庙，招聘有俸禄的专门老师，订立学规，开辟了新的书院传统。栗谷又将书院与乡约、社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建立起更加完整的乡村共同体生活体系。栗谷学派在朝鲜后期掌握政权，他们用国家的力量将栗谷的书院思想编入到整个教育行政制度里面，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教育制度和乡村社会架构。
  安徽大学解光宇认为，朱子《家礼》对朝鲜和日本影响极大，尤其是在朝鲜，《家礼》所产生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还要超过中国，目前，韩国的家庙保存比较完好，特别是乡村依然按照《家礼》所规定的祠堂和祭祀制度来发挥其功能。
  四、朱子文本学与朱子后学研究
  山东大学翟奎凤以朱子及其后学为中心探讨了《大学》“至善”问题，他认为，朱子对作为《大学》三纲领之一的“至善”有非常详尽的阐述，朱子论“至善”强调的是具体实践和修身工夫，是“至善”的具体展现和落实，体现在事事物物上。“明明德”“新民”都要指向“至善”，三者的有机统一才是圆满和真正的至善。朱子门人及后学，何基、车若水、真德秀等在“至善”问题上有进一步推展，把“至善”与“天命”“中和”“皇极”等经典概念范畴做了关联性讨论，丰富了“至善”的内涵。
  《高教发展与评估》杂志社金诚主编认为，朱子毕生理会《大学》，成《大学》章句、格物补传和《大学章句序》，贯串朱子学问生涯。朱子与《大学》的个中情缘及《大学》意蕴，切合理学之命脉：格物穷理，道问学，尊德性。而围绕《大学》所展开的问学之道，体现了朱子穷理尽性的探索精神，彰显了《大学》的经典价值，为历代学者做学问的典范。
  三明学院徐涓从《楚辞》与《诗经》并举的视角考察了朱熹的道文观。在朱熹那里，“道德”与“文章”统一于经书中，皆为圣贤所发，道文关系和“政事”与“礼乐”的关系一样，都出于一，亦即两者关系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朱熹《风》《骚》并举观念源于其道文观念，是朱熹理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福建师范大学肖满省阐发了朱熹“《易》本为卜筮而作”的意义，他认为，朱子在解读《周易》的过程中，分别“象”“占”，力求恢复《周易》的本义，彰显《周易》的卜筮特质。这在易学史上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议，尊崇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经过朱子规范化的卜筮活动，在民间信俗方面也广泛流行，成为卜筮活动的权威，影响至今。
  此外，关于朱子学的后世影响，安徽大学徐道彬和浙江海洋大学程继红分别考察了清代权威学者戴震和基层学者陈德调对朱子学的非议情况。徐道彬认为，表面上看，戴震批判朱子，而事实上，戴震对朱熹治学思想和方法上的诸多传承，及其对朱子个人的始终礼敬，这应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反思。程继红认为，陈德调作为基层学者，敢于写出《我疑录》一书，质疑《论语集注》的权威，从断句、释义、古今人物评价、释礼、道学之论等方面提出异议，这让我们看到当时基层理学界所谓的“弱势力”，是如何企图刷新权威见解，从而无意间促成了理学界强弱之间对话结构的形成、主流与非主流互动图景的诞生。这启示我们，应该关注历史上那些基层学者的思想成果，以及层次丰富的朱子学生态史的各个立面与细节。
  五、儒商精神与儒商的现代使命研究
  由台湾学界、商界的30余位权威人士组成的台湾朱子文化交流团，在此次儒商论坛上专题研讨了儒商精神与儒商的现代使命问题。与会专家学者积极发言，贡献智慧。台湾大学原校长孙震贡献了其最新专著《儒家思想的现代使命：永续发展的智慧》一书。该书梳理了中华古代文明发展和近代文明衰落的历史，指出了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现代性危机，尤其是信仰危机、伦理危机，反映在商业上主要是现代商人的见利忘义以及社会责任的缺失。孙震先生认为，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于回到传统智慧，扬弃儒家思想的传统意义，提振儒商文化的现代使命，让伦理优先于利益，义务和责任优先于权利，唯有如此，才是永续发展的经营之道。
  台湾海峡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朱高正分析了子贡、徽商、涩泽荣一的“儒商精神”，他认为儒商应该像子贡那样尊师重道、通达事理、辩才无碍、弘扬王道仁政于天下；像涩泽荣一那样在《论语》“义利合一”的基础上做到商才和士魂的结合；像徽商那样做到商与儒（尤其是朱子学）的结合，现代儒商要怀有感恩的心，做到富而思源、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将朱子文化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提升庶民的精神生活，提升生命的层次，促进人文社会的发展。
  台湾海峡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朱茂男先生则提交了《一带一路一朱子》的学术报告，该报告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以王道的思维，将软硬件整合，要先圣先贤，尤其是朱子的智慧，与西方管理知识体系结合起来，贯串在经营事业与日常生活之中。要用中华文化特别是朱子文化将科学与人文调和起来，将儒与商结合起来。真正的儒商精神就是要把公众当作自己的服务对象，将公众利益作为发展的前提和决策的依据。
  世界朱氏联合会副会长朱小勤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模式进行了探析，他认为，文化走出去历来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依托商业往来进行的，要转变思想观念，将文化“送出去”转变为“卖出去”，要完善海外网点布局，打通信息传播渠道推动中华文化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新竹书社社长罗际鸿别具匠心地将儒商精神与书法活动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书法是人格培养和文化陶冶的重要途径，可以培养提高观察力、包容力、情绪控制力、美感体验力，具有增强文化认同，强化伦理观念，促进社会交际、寄托心灵情操等功能，而这些恰恰是一个成功的儒商所必备的素质。广东朱熹思想研究会会长朱述贤总结了近年来儒商研究和儒商活动的丰硕成果，认为儒商应时代潮流而兴，符合儒学复兴时代社会的期盼和展望，是儒学价值社会化的直接体现。儒商是儒家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践行者，儒商团队就是仁义之师。时代需要儒商，儒商当以仁为本。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
  当代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
  ——第十届“朱子之路”研习营学术综述
  陈苏珍 和溪
  2017年7月15日，第十届“朱子之路”研习营于朱子诞生地——福建省尤溪县开营，研习营由朱子学会、中华朱子学会、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主办，南溪书院、尤溪县广播电视台、洛阳传统文化研究会承办，上饶师范学院、武夷学院协办。研习营活动为期7天，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等海峡两岸25所高等院校70多名从事朱子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参加了本次活动。第十届“朱子之路”研习营主题为“朱子学传承与创新之旅”，7天中参营学子与专家学者通过专题报告与论文研讨两种方式于学术层面进行深入交流，围绕朱子生平事迹、朱子的理学思想与实践、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与体悟工夫等内容的七场专家报告贯串研习营始终；同时，研习营将收到的60余篇营员论文分为两组，由专家老师带领营员通过三场论文研讨会，对营员论文逐篇全面研讨，研讨内容广泛、论证逻辑严密、论据资料详实，展现了学者们对朱子学的独特理解与创新视角。
  一、朱子生平事迹研究
  朱熹（1130～1200）是我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为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礼学家，同时亦精通诗词、绘画、音律，后人所尊其为“朱子”。朱子祖籍婺源，父辈迁居入闽，其生于尤溪，长于五夫，晚岁居于建阳。朱子一生著书授馆、勉学躬行，其学问广博，学术造诣影响深远，堪称古今读书人之楷模。故，对朱子生平事迹进行研究，既是了解先贤的起点，也是进入“朱子学”研究领域的关键。本次研习营，参营师生对朱子的生平事迹，及朱子的人格魅力展开了充分讨论。
  开营首日，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会长陈琳做了名为《朱子与尤溪》的专题学术报告，报告以反映朱子生平事迹的丰富民间故事与文物遗存等素材展现朱子与其诞生地尤溪的深厚渊源，同时着重向营员介绍尤溪县至今保留的大量朱子文化遗存。陈琳介绍，近年来尤溪县政府高度重视朱子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在挖掘尤溪的朱子文化元素，保护、传承和弘扬朱子文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多年精心耕耘已使尤溪逐渐成为传承朱子文化的示范区，是福建省朱子理学传播的重要基地之一，亦为海内外朱子后裔寻根溯源，及朱子学专家进一步了解先贤学问的重要场所。
  闭营式上，本届“朱子之路”活动总领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先生为全体营员做了《朱子二题：朱子的名字与画像》专题报告，对朱子的名字与画像进行了系统梳理。报告对朱子的自号、谥号与封号、字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分析，重点讨论了朱子“元晦”与“仲晦”两个字的来历与含意，“元晦”乃朱子之师刘子翚所命，但朱子认为“元为四德之首，不敢当，遂更曰仲”（朱杰人注：《孔子文化大全》之《性理大全书》第三册，山东友谊出版社，第2631页）。以此，推断朱子改字应该是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之后，当时其师刘子翚已经去世，此时改字既是上任履新的需要，亦避免了对老师的不尊重，但朱子改字的确切时间还有待学界进一步考证。同时，报告对当今外界使用的诸多朱子画像进行了详细地展示与分析，认为所有流传至今的朱子画像基本上可分为写实、写意、夸张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画像均是对先贤朱子在人们心中形象的展现。对后人所创作的朱子画像之高下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是其画像是否形神兼备地展现了先贤朱子的风貌。所展示画像中最珍贵的当属朱子十六代孙朱玉所立的“朱熹对镜自画像”碑中的朱子自画像。朱杰人教授的讲座条分缕析，正本清源，最后他倡导广大学者切勿采用当前流传甚广的“伪朱子像”，其出处不详，画中人物形态似富商官僚，极不符合朱子自画像所体现的精神面貌，是对先贤形象的扭曲。
  二、朱子理学思想研究
  对朱子理学思想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与阐发，是本届研习营中讨论最集中的话题之一，师生们的讨论涉及朱子思想的诸多内容，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展现出学者们对朱子学浓厚的研究兴趣。参营师生对朱子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道统论的研究表现出较大的关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杨家刚《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文献之建立》一文认为儒家道统论自南宋由朱子确立之后，文献依据经历《论语·尧曰》与梅献本《古文尚书·大禹谟》《中庸》《尚书·洪范》《周易》经传四个阶段，其中朱子弟子蔡沈作《书集传》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儒者黎敔作《周易究原》分别将《尚书·洪范》与《周易》经传确立为道统基本文献，借对清华简《保训》及文王演《易》传“中”之解读，可对道统文献建立之历史过程及至道统论本身有新的审视。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刘洋《明前期理学家对朱子工夫论的接受与诠释》一文指出了明代前期理学家们无不尊奉朱子之学，但对朱子进学路径的接受视角和诠释却表现出侧重面向事功、操存涵养、心性境界的个性化言说。
  研习营师生对朱子善恶思想的特点、“诚意”与“仁”的思想内涵、贵中尚和的思想价值、朱子的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生祝浩涵《朱子“前四书”时期的“诚意”说考察》一文认为朱子思想中有“前四书”的阶段，“四书学”并不是单纯四本书籍及其注释的叠加，二是有着严密完整并富有用心的为学、施教次序的，在朱子“前四书”时期有关“诚意”问题的思考散落在《文集》之中的表达十分琐碎，对其审视进而理解《章句》及《语类》中的“诚意”之间或继承或修正的关系颇有益处。营员们还对朱子读书法、书信、诗歌、书法、朱子著作中古今异文和字源等方面内容进行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张慧清《在精密与宽简之间——朱子读书法的演变》一文以朱子的书信为材料，梳理出朱子读书法的演变历程，发现读书法的生成过程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展现出立体而动态的朱子读书法。
  有的学者侧重对南宋以来朱子后学发展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朱子门人后学思想的研究，如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黄泽凡《朱子门人吴必大考略》一文由书信以考察吴必大的任官过程及求学经历，通过其同朱子门人间的郊游方式管窥吴必大思想，其学术成果主要是按照朱子安排编修书目及整理朱子言论，指出《岁寒三友除授集》《无肠公子除授集》并非吴必大所作。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李春燕《立场·观念·方法——从孙奇逢对〈朱子晚年定论〉的评价观其治学之道》一文分析了将孙奇逢视作陆王心学一派或“调和派”的评价而忽视了孙奇逢个人在立论时所秉持的治学之道。有的学者侧重讨论了谢枋得四书学思想、沈贵珤《正蒙解》思想、朱子学对黎贵惇思想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也有的学者对后人批判朱子的思想，如戴震对程朱理学的哲学批判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顾宏义教授，以其最新研究成果之一《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札概述》做了专题学术报告。首先，对现存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札的概括做了分析。介绍了朱熹致师友门人计506人书札（包括残篇、零句）共2595通，主要载录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至卷六四；《晦庵续集》卷一至卷八（前半部分），卷九至卷十答问目，卷十一；《晦庵别集》卷一至卷六；卷八“启”；束景南《朱熹佚文辑录·朱子遗集》卷二、卷三等。对与朱熹书札往来者的身份做出了分类与归整。主要有师长（李侗等）、学友（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亮等）、门人（黄榦、陈淳、蔡元定等）、访学者（陆九渊学生傅梦泉、包约、吕祖谦学生时沄等）、亲戚（程鼎、祝直卿等）、宰相（陈康伯、史浩、陈俊卿、赵雄、王淮、梁克家、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同僚（彭龟年、叶适、林栗、尤袤、武将皇甫斌等）、友辈（张孝祥、曾季狸等）、僧道（释道谦、庐山道士崔嘉彦等）。其次，对朱熹书札重出、错出者、朱熹书札存在的多种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举例论述，重点阐释了一人名下某书重出者、一书重出而归于不同人名下（重出之书札有详略不同者）、将多通书札误合在一处者、误题收（致）信人名者、一段文字见录另一书札中等五种类型的情况。再次，介绍了朱熹书札之散佚与辑佚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未载于《晦庵文集》之朱熹书札、未载于《陆九渊集》等之陆氏兄弟书札、陆氏兄弟已佚书札等因素。最后，指出了朱熹往来书札的重要价值，是考证朱熹与师友门人等交往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文献。此外，从人名、地名、官名等方面考证，是对现存古代书信真伪的重要判断方法之一。
  三、朱子学实践及其现代价值研究
  第十届“朱子之路”研习营不仅重视对朱子家礼、书院实践、社仓实践、兴修水利等朱子学实践相关内容的研究，也密切关注朱子学的现代价值、朱子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等方面的研究。营员论文多聚焦在朱子《家礼》以及祠堂文化发展的研究、朱子礼仪与石城客家人礼仪文化的探讨、朱子风水思想和休闲观的讨论、朱子的治水思想及现代意义的分析、朱子的家学传统中观其反腐倡廉思想发掘等内容，并结合时代特性和区域特点对朱子学研究的现代价值进行阐发。
  台湾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朱高正先生全程参与研讨，与青年学子互动交流频繁。他指出，参加“朱子之路”研习营是一种精神洗礼，研习东方文明的思想精华，意义非比寻常。在西方思想入侵之前，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财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开始有了更多平等对话的机会，朱子学毋庸置疑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他勉励青年学子投入朱子学的研究要不断保持好奇、创新的精神，重视与西方主流思想的对话，一定要夯实基本功，他尤其强调对宋明理学的“纲领性”文献《近思录》学习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当前朱子学领域结合本地特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也是可以出成果的领域，给予青年学子极大的肯定和鼓舞。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作了题为《实践、理想与精神：朱子的书院世界》的专题学术报告，主要从“学人、学派与书院：朱子等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目标与理想：朱子的理学书院观”“理学指导科举：朱子书院讲学的理学精神”“书院精神的象征：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四个模块介绍“朱子与书院”，展现对朱子的书院教育实践的全面认识。南宋的书院运动，首先是由湖湘学者发起的，朱子虽是后来者，但他以近乎痴迷的热情投入其中，与至少67所书院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很快就成为运动的中坚与旗帜。以朱子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是在不能利用官学，或利用官学不能生效的情况下，才选择书院并发动书院运动的。他们在发扬光大私人讲学传统的同时，一直寻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书院的支持，恢复性地开创了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颇具理学色彩的书院理念。认为书院是私学的观点不足采信，片面强调书院教育是私人讲学传统的观点也失之偏激。在朱子的规划中，作为一种制度，书院并不反对科举，而是反对仅仅为了科举而学习。朱子曾在白鹿洞书院开办举人应试培训班，其目的就是想利用集训的机会，以理学家讲学修身的理论来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以理学教育的理想来消解生徒的功名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让书院作为匡正官学沉迷科举的弊端而存在。那种认定朱子和书院反对科举的观点需要修正。朱子的理想目标是，官方书院和私人书院同时并行，有着共同志趣的学人，各以书院为大本营集结在一起，既切磋学术，形成学派，又修身养性，风化社会，使书院在整体上真正成为道德、伦理、学问、济世等各种功能齐全的文化教育组织。
  四、朱子学研究方法与体悟工夫
  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工夫实践是近期朱子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张倩茹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剖析《正德九年朱陆学术之辨：〈朱子晚年定论〉成书背景新探》，力求通过对正德九年（1514）朱陆学术之辨详细分析与最大程度的还原来讨论朱陆异同。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生佟欣妍《阳明“本体”意涵之再检讨》一文从“体用”关系入手，在与宋代理学的对比中检讨阳明的“本体”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宁怡琳《朱熹与王阳明对〈定性书〉阐释异同的比较》则通过朱熹和王阳明对《定性书》的阐释，提揭出朱熹和王阳明思想中关于定性问题的异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硕士生吴瑞荻《朱子辟佛述要——以（朱子语类）为中心》一文指出，朱子早年经历了逃释归儒的阶段到最终坚定辟佛的历程，展现朱子理学与佛教思想之历史与派别的异同。研习营还讨论了17世纪中到18世纪中朝鲜朱子学排斥阳明学之理据初探、朱子与阳明知行观念的异同、儒家的仁礼与基督宗教的信心与行为之比较、朱子“持敬”与庄子“心斋”工夫论之比较等问题。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徐公喜教授做了《鹅湖之会》主题报告，介绍了八百多年前，南宋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辩的学术背景，以及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异同。朱陆异同是当前学界难解的论题，围绕朱陆异同所衍生的学术问题与思索，是理解南宋以来学术发展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朱陆异同的原初形态就是“朱陆之辩”，也称“鹅湖之辩”，鹅湖之会成为了朱陆异同论正式形成的历史标志事件。朱熹与陆九渊在世时，双方学术已存在差异，在学术史上大致以“性即理”“心即理”或“尊德性”“道问学”来区分朱熹与陆九渊二人的分歧所在。朱陆过世之后，门人弟子也试图会同二人之说，却不知不觉演变成了门户之争，使得原本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逐渐转化成了朱学与陆学的异同。
  有的学者从解释学视角研究朱子学。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吴冠宏教授做了《历解式与结构化的考察——从朱熹对〈论语〉的诠释谈起》的专题学术报告。首先，展现学界中国经典诠释方法面面观。如周光庆对朱熹诠释学以语言解释和唤醒体验为契机的心理解释两种研究方法；杨儒宾对理学家的经典观以朱子的月印万川（理一分殊与下学上达）及心学的《六经》记籍说为主进行研究；蔡振丰对朱熹的“义理取向”试图以恒常的理世界为依准；丁若镛的“意义取向”侧重文义的情境诠释，能有效地响应生活世界与自我处境；景海峰提出儒家诠释的两种形态，一是围绕着经学文本的注疏式理解，二是哲学观念的演绎；刘笑敢揭示两种诠释取向，对王弼《老子注》“顺向诠释”即引申式文本性定向的诠释，对郭象《庄子注》“逆向诠释”即自我表现式诠释。“历解式与结构化的对话”是基于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纵贯时间脉络的历解模式，也是立足于文本空间之结构化经典的做法。相较于历解式传统，结构化的进路依旧方兴未艾，尚待于经典之中重新发掘探索。其次，分析了历解式的进路。指出朱熹《四书集注》对中国人理解《论语》有极为深远的影响，钱穆尤服膺朱熹之学问，章条理析之《朱子新学案》，对阐发朱学贡献良多。第三，讨论了结构化的进路。朱熹曾对《论语》诸多篇名、章节及其次序寻找可能的诠释法则，故钱穆说道，朱子教人读论语应专管论语，千万不要“牵合”他说。南怀瑾《论语别裁》也有处理各篇主旨及其关系的初步论述；对此问题相关研究还有谭家哲《论语平解》、杨义《论语还原》、姚中秋《论语大义浅说》等。通过传统历解的框架，以《论语》为整体文本，分析篇章之间皆有着横向的连接，可形成彼此相辅相成的诠释网络，并在井然有序的结构下映衬出部分篇、章、句隐而未显的意涵。
  研习营活动期间厦门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朱人求教授为全体营员做了一场与众不同的专题学术报告——《儒家静坐》。静坐是儒家修身养性的工夫法门，在宋明理学里，身心修炼的工夫最为重要，其终极效果是要达到悟道的境界。儒家静坐的方法是非常随意且放松的。静坐者选择令自己舒服的方式，眼睛平视前方，内心平静，手随意地放在腿上，然后闭上眼睛，心里什么都不要想，静坐十五到三十分钟后，收功。睁开眼睛后把掌心搓热，做个洗脸的动作，然后人将感到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大学》中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故而“止、定、静、安、虑、得”是为静坐的六个层次，再加上“知”就是《大学》中进学的七个阶梯。朱教授的报告不仅讲授静坐的方法要领与重要性，更结合了鹅湖书院的古朴意境，指导研习营师生现场体验“儒家静坐”十分钟，领略先贤“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思想旨趣。
  归纳言之，第十届“朱子之路”研习营活动特点有三：一是学者们讨论学术问题广泛，展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对朱子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关切；二是研究层次多样化，专家学者与青年学子之间能够全面交流与互动，既能让朱子学研究专家了解到青年学子对朱子学新的学习兴趣所在，也能让青年学子领略到朱子学研究专家的学术视野；三是学术研讨与考察实践相结合独特研讨模式带来对朱子学研究的全新体验。一周中，研习营师生沿着朱子的脚步，追溯朱子学发展的历史，在尤溪、上饶、武夷山地区进行深入的走访与考察，足迹涉及南溪书院、兴贤书院、考亭书院、寒泉精舍、鹅湖书院等朱子治学圣地，充分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洗礼。“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第十届“朱子之路”研习营历时七天，自朱子出生地行至朱子读书、生活、讲学、终老之地，由海峡两岸70余名师生共同参与，其中七位专家学者为营员进行了七场精彩报告，营员们参加三场研讨会，发表了论文60余篇，可谓异彩纷呈。自2008年至今，“朱子之路”历经十届，已培养600多名朱子学研究后继，成为国际知名文化品牌。十年历程充满艰辛，亦充满收获和喜悦。我们相信，第十届“朱子之路”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未来的“朱子之路”将继续沿着朱子的足迹，探讨朱子思想，推动“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并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及全球的“朱子学”学术交流。
  （原载《闽台文化研究》2017年第3期，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