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论语集注》解释“游于艺”时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可见，“游艺”之学本是儒家修身成德、化成天下的重要途径。南宋之后的理学家多将文艺纳入人格修养的体系，表现出对“作文害道”说等极端文艺观的反思，也是对孔子“游于艺”思想的认同与归位。本课题中理学家所游之“艺”不仅与早期儒家的“六艺”之教相比出现了变化，也有别于今天的杂技、竞技等娱乐活动，而主要指具有浓厚文人趣味的诗文、书画、琴乐等文艺形式。随着理学思潮的演进，精于文人新“六艺”的理学家逐渐增多，他们在文艺创作与批评以及经典阐释的过程中，流露出大量颇具特色的艺术主张。例如被称为“最懂文艺的理学家”的朱熹，在诗文书画领域均达到很高的造诣，前人对其诗文成就给予了颇多肯定论述，其书法被沈增植列入南宋四大家，其作画“深得吴道子笔法”。在朱熹存世著作中亦保留了诸多涉及书画、琴乐的批评资料，如题画诗、书画题跋、涉及书画的语录、书信等，多能发精彩绝伦之见解。基于此，钱穆在其《朱子新学案》中设立《朱子格物游艺之学》一节，并明确指出：“其间亦有甚大发现，甚大贡献，极值重视。读者幸勿谓其仅是格物游艺之杂学而忽之。”此论可谓发人深省，对本课题的提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本课题即欲以宋明理学思想为根基，对理学家在诗文书画领域的艺术见解与理论主张给予综合研究；由理学家“游艺”之学考察其文艺思想的特定内涵，理清其文艺观念的发展脉络，并凸显其在中国艺术精神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本课题总体框架如下：
  叙论：从原始儒家的“游于艺”到宋明理学家的“游艺”之学；第一章文艺渐为宋代新儒家的“道内之事”；第二章朱熹的格物游艺之学；第三章元代理学家的学术精神与艺术观念；第四章江门心学的艺术实践与“游艺”之学；第五章阳明心学的盛衰与明中后期理学文艺观念；第六章理学家的“游艺”之学与文艺思想通释；余论：中国艺术精神视野下的宋明理学家“游艺”之学。
  其中“朱熹的格物游艺之学”一章大体思路为：朱熹诗文书画兼善，并提出诸多颇有影响的艺术见解，其“游艺”之学可谓理学家之典范，因此独立一章以突出其在理学文艺思想史上之地位。首先，朱熹在游艺实践中总是以“格物致知”精神贯彻其间，文学与艺术均是其所“格”对象，或者说文艺活动是其特殊的一种“格物”场域，形成道艺一体的文艺观念。其次，从书法与诗法的比较中探讨其敬畏古法而又能从容自得的文艺法度观。再者，朱熹亦留心绘事，其题画诗作别出一格；结合其画跋、论画书信等考察其绘画思想。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其意在“中和”的文艺美学追求。此外，朱熹与苏轼作为宋代士大夫的典型，可谓中国艺术精神的两个缩影，需加以比较。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可概括为：（1）通过文本细读法，对宋明理学家题画诗、论书诗及书画题跋等材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并深入总结其文艺观念。（2）采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法，力求做到两个“打通”：一是将理学家的书画评论与诗文理论融会贯通，总结其内在一致的艺术精神。二是打通学术精神与文艺思想，考察理学范畴进入文艺话语系统的机制与意蕴，揭示理学与文艺之间的深层关联。（3）在论述理学家的“游艺”之学时，除对其自身的一些核心观念进行史的梳理外，注意与同时期非理学家文人进行比较。比较研究法的运用不仅有利于凸显理学家文艺思想的群体特征，也有助于深刻把握宋明时期文艺思潮的整体格局。
  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在于：首先，理学家纷纷介入文学艺术的创作与评论，形成一个绵延数百年的文艺流派，不容小觑。本课题有助于改变过去文学史、文学思想史、艺术史等研究中对其重视不够的局面，还原其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其次，受现代学科分类的限制，对宋明理学家文学思想与书画理论进行“专门”研究者虽不乏其人，但将其置于同一层面会通观之的成果并不多见。本课题将理学家对诗文书画乐等各门艺术的评论，统一视作其“游艺”观念的表征，以求对理学家的文艺精神给予通观阐释。再者，理学家留下了大量文艺思想资料，但其书画艺术主张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重视，本课题将这部分资料纳入研究视野，增加了理学家的内涵，对我们了解其文艺精神与人物性情大有益助，对当前理学史和美术史的研究亦将有所推进。最后，从孔子的志道游艺，到文士的逞才游艺，再到理学家的格物游艺，古代“游艺”观念体现出多样性与动态性。因理学家与文士对道与艺各有侧重，在本体阐释、功能价值、审美趣味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差异。本课题亦注意二者之间的比较，从而为中国艺术精神与美学精神的现代阐释提供依据。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