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学者简介
  李存山
  1951年生，北京人。1978～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杂志社副总编辑；2001年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并《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曾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出版著作《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智慧之门·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气论与仁学》等。《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杨祖汉
  1952年生，广东新会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学士，香港新亚研究所哲学硕士，现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哲研所特聘教授、香港新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董事。曾任鹅湖月刊社社长、主编，《鹅湖学志》主编，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1993年1月～2001年7月），“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2006年8月～2008年7月，2010年2月～2013年1月），“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2013年8月～2016年7月），“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1月～2017年12月）。主要著作《儒学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庸义理疏解》《儒家的心学传统》《当代儒学思辨录》《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续编》《中国哲学史》（合著）、《近思录导读及译注》（合著）及学术论文数十篇。
  彭国翔
  1969年生，籍贯河北河间，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南京大学法学学士（1992），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8）、哲学博士（2001），现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兼任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ISCWP,USA）会长以及EuropeanJournalfor Philosophy ofReligion、Comparativeand ContinentalPhilosophy、Studiesin Chinese Religions、Frontiers ofPhilosophyinChina等多家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以及世界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与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中西哲学、宗教的比较研究。著有《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三联书店增订版，2015年）、《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2007）、《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2009）、《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2012）、《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2013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5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2013）、《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2016）等以及中英文论文近百篇，翻译、主编丛书多种。
  吴光辉
  1970年生，湖北武汉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哲学史博士课程修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学博士课程毕业，教育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出版专著《传统与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转型与建构——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他者之眼与文化交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编著《嬗变与回归》（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著《近代之挫折》（〔日〕高坂史朗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科学技术与公共性》（〔日〕佐佐木毅、金泰昌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日〕藤田正胜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代表性学术论文有《中国形象的现代建构》（《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西田哲学与儒学的对话》（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哲学史研究纪要，《日本哲学史研究》第7号，2010年）、Philosophy翻译的学际诠释与境位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3期）等。
  田炳郁
  1969年生，韩国庆南宜宁人，韩国高丽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高层次人才引进教授，韩国古典翻译院翻译委员，韩国朱子学会编辑理事，退溪研究院国际交流委员，曾为高丽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教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与韩国儒学研究，最近集中研究江西理学对韩国儒学的影响，主要著作有《阳明哲学》（陈来《有无之境》韩文版）、《四书章图櫽栝总要》、《译注与解释圣学十图》（共译）、《承政院日记》（共译）等，主要论文有《程复心的＜四书章图＞与四端七情说的源流》《通过对“絜矩之道”的解释看朱子的共同体伦理》《朱子的未发说及“居敬格物”的修养论》《朱子人心道心说的终极关怀》《退溪哲学的“理到”概念》《潜冶朴知诫的格物思想》《晚悔权得己的格物思想》等二十余篇，获得韩国成均馆儒学学术奖、首届南溪书院学术奖。
  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
  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编号：17ZDA012）谢海金 张南
  “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课题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立文教授为首席专家，课题简介如下：
  一、项目价值
  1．社会意义
  从东传日本到成为官学，朱子学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研究日本朱子学，可以为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宝贵的实践经验，对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积极的价值。
  由于语言、学术背景等差异，日本虽然拥有丰富的朱子学文献，但对日本朱子学进行文献编纂与研究仍面临较大困难。因此，本课题需由国内学者为主，中日学者通力合作。这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中日文化交流。
  2．学术价值
  日本朱子学的相关文献，由于国内外都缺乏系统整理编纂，导致学界难以对日本朱子学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多是“零敲碎打”，不够全面、深入和细致。本课题将首先系统清理、整合主要文献，为日本朱子学研究奠定文献基础，丰富儒学基础文献的储备，以期嘉惠学林。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朱子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并阐发中、日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以开阔朱子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推进国内外朱子学的多维理论透视。
  研究方法上，本课题将运用中国哲学、史学和文献学的进路，克服过去以西方话语体系研究朱子学的局限和影响，具有确立中国的话语体系、传承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二、研究内容
  1．全面搜集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基本文献（如代表性人物的中文著作），对这些资料进行点校和编纂，并建立日本朱子学文献的分类体系，使其条理化、系统化和规范化。
  2．在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和研究影响较大的日本朱子学学派（包括京师、海西、海南、大阪、水户等五个学派），以及代表性人物（如藤原惺窝、林罗山、贝原益轩、山崎暗斋、中井履轩、赖山阳、德川光圀等）。在此基础上，由点入面，由个人思想管窥日本朱子学，从哲学史的角度，对日本朱子学通史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
  三、总体框架
  本课题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张立文先生负责统筹与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负责分工与执行，具体内容的设计包括“文献编纂”“思想研究”“通史研究”三部分，共分为七个子课题。
  1．文献编纂由六个子课题分工负责，拟完成“日本朱子学基本文献资料编纂”工作，主要是对江户时期日本朱子学相关的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点校和编纂。
  2．思想研究主要分为“代表性学派研究”“代表性人物研究”两部分，按照日本朱子学的学派划分，分为五个子课题，分别是在文献的基础上，对日本朱子学的代表性学派和人物进行梳理和研究，分别为京师、海西、海南、大阪、水户五个学派；以及藤原惺窝、林罗山、安东省庵、贝原益轩、山崎暗斋、佐藤直方、浅见䌹斋、中井履轩、富永仲基、藤田幽谷、藤田东湖、会泽正志斋等人。
  3．通史研究包括一个子课题——“日本朱子学史”，这部分是在文献编纂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通史的角度，总体把握日本朱子学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日本朱子学对日本江户时代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四、基本思路
  在整体内容框架上，以日本朱子学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点校、编纂为基础和关键，跟进对日本朱子学相关代表性学派、代表性人物和通史等方面的研究，点面结合，既突出重点，又兼顾全局，实现日本朱子学相关研究在基础文献资料和重大理论问题取得突破的同时，在整体性与系统性方面也获得全面推进。
  在表达形式上，通过跨国家、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建立以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为核心话语体系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在现实目标上，以日本朱子学文献的编纂为基础，初步形成基础资料库和基本文献库，以此为依托兼顾对日本朱子学相关学派、人物、通史等方面的跟进研究。
  首先，在日本学者的配合与协助下，确定日本朱子学相关文献的馆藏、篇目、版本等，然后寻找和搜集散落文献，并在复印、版权等方面争取日本各图书馆的支持或合作。
  其次，由国内文献学专家和专业编审负责，运用校勘、音韵、训诂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对文献进行整理和点校，形成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日本朱子学文献集成。
  再次，由研究日本儒学的国内专家负责，在文献集成的基础上，以历史学、诠释学、比较哲学的视野，对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相关的代表性学派和人物进行梳理和研究。
  最后，在文献编纂、学派和人物研究的基础上，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哲学史的视野，结合文化传播的角度，研究日本朱子学通史，把握日本朱子学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五、预期目标
  第一，学术思想理论方面的预期目标。力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长期困扰日本朱子学研究中的较大难题，特别是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点校等编纂工作方面；在应用价值方面从日本朱子学的角度认识和评估中国文化，走出去并在海外产生一定影响的价值；在社会价值方面促进我国朱子学、宋明理学研究与日本乃至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接轨，同时推动我国朱子学、宋明理学的普及化研究、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等。
  第二，学科建设发展方面的预期目标。首先，本课题力求以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为基础，构建日本朱子学研究体例，把作为中国哲学学科重要内容的日本朱子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学科分类、学科设置等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其次，本课题希望通过研究，在中国话语体系方面确立相关学术话语范式，为日本朱子学研究乃至日本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积累基础。再次，本课题研究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文化走出去战略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第三，资料文献方面的预期目标。首先，本课题不仅要完全掌握国内相关研究材料，还要尽最大可能地利用日本朱子学相关学者的文献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中日学者通力合作，加强日本朱子学相关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和整理，建设和积累日本朱子学资料源。其次，通过前述多种研究手段进行整合，努力把我国的日本朱子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和高度。
  预期目标：总课题规模预计约300万字。
  （1）建立日本朱子学文献的分类体系，搜集、点校和汇编日本朱子学相关的基本文献资料，编纂一部较为完整的《日本朱子学文献集成·江户编》、一部《日本朱子学文献总目·江户编》。
  （2）对日本朱子学相关的代表性学派和人物进行研究，并撰写《日本朱子学史》。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编号：17ZDA013）张天杰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实现了先秦以来儒学思想的新发展。早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界就有宋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之称，宋明新儒学之所以为“新”，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宋明时代的儒学相对于秦汉隋唐的儒学形态而言，在理论上发生了创新性的重要转化；此“转化”并不是对传统儒学的一种本质转向，而是对传统儒学的一种调适上遂的发展——即儒学的复兴与重建。在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对近年来的宋明理学研究经验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和推进各项专题性的思想考察，以促进宋明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课题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为首席专家，以侯外庐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册为超越对象，之所以加上“新编”两字，原因不在于时隔三十余年之后重新编撰便自然为“新”，而在于我们发现从材料发掘、文本解读、经典诠释、观点主张、审视方法、问题意识、理论建构等各个方面都有必要而且有能力超越该著的固有成就，故而谓之“新”。课题研究之所以为“新编”，主要表现为：第一，有利于突破长期以来的唯以《道学传》的少数人物为正统的宋明理学史观；第二，有利于总结理学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以此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第三，有利于在多学科综合的基础上，重建符合时代要求、回应时代问题的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第四，通过回顾宋明“新儒学”的传统，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并对传承弘扬传统儒学思想精神产生重要的助推作用；第五，本课题的选题价值主要体现为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具有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经学史等多重意义。
  五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由以下五个子课题组成：
  子课题一：《唐宋转型与宋代经学的复兴》
  在唐末宋初，中国社会—政治经历了一场重要的转型，历来有“唐宋变革”之说，作为“前近代”的近世中国的开端，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引发了“理学”思潮，相对于先秦儒学而言，理学思潮实质上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对此后的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唐末宋初之际这场儒学思想的新运动何以发生，经典诠释的典范何以发生转变，理学思潮得以形成的内在机缘究竟何在等问题，将是本子课题需要集中探讨的主要问题。
  子课题二：《宋代理学的形成及其展开》
  宋代理学是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概而言之，可以程颢“天理两字是吾自家体贴出来的”的新天理观来概括理学的思想特质，其思想旨趣在于反拨佛道两教对儒学的“冲击”，并在汲取佛道思想智慧之同时，重新发扬儒学精神价值，打破轻义理而重知识的经学注疏旧格套，在理论思辨领域做出了重要建树，最终结出程朱理学的硕果。对于这场新儒学运动的宋代理学的形成过程、理论结构以及思想特色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将是本子课题的主要问题。
  子课题三：《朱子学与宋元的思想世界》
  朱子学无疑是本项目的重中之重。从宋明理学史的全局来看，朱子学理论形态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性意义，不断引领后世的儒家学者对儒学中的哲学、政治、伦理、经学等问题进行思想探索，明代的阳明心学得以形成便是与朱子思想进行对话的结果，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整体发展。因此，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朱子思想展开全面的重新探讨，做出具有理论创新性的学术研究，这是本子课题将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子课题四：《阳明学与明代的思想世界》
  阳明学是本子课题的主要问题。就整个明代思想发展而言，阳明学在与朱子学的思想对话过程中，形成了重要的理论紧张，显示出心学对理学的一种批判性反思；随着阳明心学横空出世，在中晚明时期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思想动力，史称“明代心学运动”。因此，本子课题的核心问题无疑是阳明学，同时，阳明学周围的思想世界也将是本子课题的主要研究对象。具体而言，阳明本人的思想体系乃至阳明后学的思想发展与衍化，阳明后学诸子的思想争辩以及多元展开，将是本子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
  子课题五：《晚明思潮与明清思想转型》
  本子课题将要面对的是1580年至1720年为止的晚明清初时代的思想问题。从历史上看，阳明心学发展到晚明，不论是来自阳明后学内部还是来自心学外部的批评都显示出纷繁复杂、日益激烈的态势，人们开始担忧良知，自知自觉的良知自救运动是否可能导致人心的过度膨胀；另一方面，理学家对晚明心学末流的思想批判也预示着晚明清初将要发生的思想转向，出现了两股思潮：经世致用之学以及回向原典的经史之学；随着明朝的灭亡，儒家士人对晚明思潮进行了反省，得出王学应为明亡承担罪责的结论，对此需要我们做出重新的思考。我们将对晚明心学、清初理学乃至整个晚明清初的思想学术关注点的转变、经史之学、实学思潮的出现等问题做出全局性的考察。
  本课题所要处理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整体性特征。分而言之，从时间上说，纵贯宋明两个时代，跨越大约八百年的历史时间；从内涵上看，横贯唐宋—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其中内含各色各样的经学、理学、心学、气学、事功学派等思想系统，其中涉及理气、道器、心性、心物、知行等各种哲学问题；合而言之，从唐宋至明清之际的理学思潮之实质就是儒学复兴运动，在此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为：经典系统如何重建、天道与人性如何绾合、天理与良知如何证成、本体与工夫如何并重、价值与知识如何贯通、格物与诚意孰先孰后、德性与问学孰轻孰重等都是贯串整个宋明理学史的大问题。因此，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仔细梳理和全盘考察，可以从整体上探明宋明理学史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以及思想展开的历史形态。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
  中国道统思想研究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编号：17ZDA010）蔡方鹿
  “中国道统思想研究”项目首席专家：蔡方鹿；子课题负责人：朱汉民、李承贵、杨世文、毛丽娅等教授。该项目是对在历史上形成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道统思想的系统研究，将深入完整地勾勒和再现中国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剖析道统思想的理论构成，揭示道统思想的基本特征；评价和反思中国道统思想的价值与流弊。为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提供借鉴和思想资源，以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由此体现出该项目研究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
  1．“中国道统思想研究”重大项目的学术价值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道统思想十分重视，他在会见第二国际代表马林时说：“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表明孙中山先生受到道统思想的影响。
  在历史上形成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道统思想为历代先贤志士所重视，能够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流传海外，它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塑造做出了重要贡献。受道统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中道和谐精神、仁爱民本精神、“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提倡人心向善的“率性之谓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重视自然的天人合一之道、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从道不从君”的批评专制精神、道在日用中的经世精神、包融涵盖的海纳百川精神、崇尚文明进步的日新精神、尊王黜霸的王道精神等，这些道统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理应整理研究，发扬光大，而对现代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值得关注的是，道统思想与现代思想文化的结合，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其走进新的社会和文化境界的重要途径，这些理念应该在新时代得到传承和创新发展。
  鉴于中国道统思想的重要性，并贯串于中国文化的各家各派和文、史、哲、宗、教等各个领域，而以往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道统研究的成果虽较为丰富，涉及各个方面，但尚缺乏在这方面专门深入系统的研究；港台新儒家及海外学者虽对道统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值得重视，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需进一步完善之处。在新形势下，如何客观认识和对待道统思想，既发扬其优长，又克服其流弊，重要的是为社会发展的实践和进程提供借鉴和思想文化资源，而不仅停留在说明道统思想是什么的阶段，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践相结合，以发掘道统思想的价值，而非仅局限于解释道统各派、各种观点的区分及所指。
  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用中华优秀文化和精神力量去影响和改变世界，构建美好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随着中国等非西方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我们已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西化和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以启蒙精神为主的欧美文明被奉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典范已受到了质疑，在新的发展时代，现代化可以具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应发扬我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所讲求之“中道”，而区别于西方进化论所主张和追求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之丛林野兽法则和世界霸权，挖掘中华文明与中国价值的世界意义，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从中国道统思想中发掘人类的普遍价值，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增添新的内涵，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2．“中国道统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
  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而且包括文化的崛起，加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应的文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应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今时代，深入挖掘和阐发道统思想中所包含的仁义之道、中庸和谐思想等，发扬中华道统思想中有益于社会文化建设的成分，这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我们提出并论证“中国道统思想研究”选题，在吸取以往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力求理论创新，不负时代赋予的使命，以客观立场研究中国道统思想，钩沉索隐，探索未知，其特点和新意在：深入系统完整地勾勒和再现中国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明确界定中国道统的内涵；剖析道统思想的理论构成，揭示道统思想的基本特征；评价和反思中国道统思想的价值与流弊。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人们的精神家园，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加强中西文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提供借鉴和思想资源，以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由此体现出本选题研究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
  3．“中国道统思想研究”项目的研究目标和基本内容
  本选题的研究目标在于以客观、辩证、历史和现代化的眼光，在把握道统思想产生和发展演变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全面搜集与道统相关的文献史料，包括出土文献；同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统思想这种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以文献为载体，而且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应的。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以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取舍的标准，史论结合，既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道统思想发展通史，又对中国道统思想的理论展开研究。在本课题的总体研究框架之下，根据研究内容及特点，分设五个子课题：（1）中国道统思想通史。（2）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中国道统思想研究。（3）中国道统思想史料汇编与研究。（4）中国道统思想现代研究成果整理与述评。（5）中国道统理论研究。以此对中国道统思想做出不愧于时代的研究，为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借鉴和思想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宋明理学家“游艺”之学与文艺思想研究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课题编号：17CZW021）杨万里
  朱熹《论语集注》解释“游于艺”时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可见，“游艺”之学本是儒家修身成德、化成天下的重要途径。南宋之后的理学家多将文艺纳入人格修养的体系，表现出对“作文害道”说等极端文艺观的反思，也是对孔子“游于艺”思想的认同与归位。本课题中理学家所游之“艺”不仅与早期儒家的“六艺”之教相比出现了变化，也有别于今天的杂技、竞技等娱乐活动，而主要指具有浓厚文人趣味的诗文、书画、琴乐等文艺形式。随着理学思潮的演进，精于文人新“六艺”的理学家逐渐增多，他们在文艺创作与批评以及经典阐释的过程中，流露出大量颇具特色的艺术主张。例如被称为“最懂文艺的理学家”的朱熹，在诗文书画领域均达到很高的造诣，前人对其诗文成就给予了颇多肯定论述，其书法被沈增植列入南宋四大家，其作画“深得吴道子笔法”。在朱熹存世著作中亦保留了诸多涉及书画、琴乐的批评资料，如题画诗、书画题跋、涉及书画的语录、书信等，多能发精彩绝伦之见解。基于此，钱穆在其《朱子新学案》中设立《朱子格物游艺之学》一节，并明确指出：“其间亦有甚大发现，甚大贡献，极值重视。读者幸勿谓其仅是格物游艺之杂学而忽之。”此论可谓发人深省，对本课题的提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本课题即欲以宋明理学思想为根基，对理学家在诗文书画领域的艺术见解与理论主张给予综合研究；由理学家“游艺”之学考察其文艺思想的特定内涵，理清其文艺观念的发展脉络，并凸显其在中国艺术精神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本课题总体框架如下：
  叙论：从原始儒家的“游于艺”到宋明理学家的“游艺”之学；第一章文艺渐为宋代新儒家的“道内之事”；第二章朱熹的格物游艺之学；第三章元代理学家的学术精神与艺术观念；第四章江门心学的艺术实践与“游艺”之学；第五章阳明心学的盛衰与明中后期理学文艺观念；第六章理学家的“游艺”之学与文艺思想通释；余论：中国艺术精神视野下的宋明理学家“游艺”之学。
  其中“朱熹的格物游艺之学”一章大体思路为：朱熹诗文书画兼善，并提出诸多颇有影响的艺术见解，其“游艺”之学可谓理学家之典范，因此独立一章以突出其在理学文艺思想史上之地位。首先，朱熹在游艺实践中总是以“格物致知”精神贯彻其间，文学与艺术均是其所“格”对象，或者说文艺活动是其特殊的一种“格物”场域，形成道艺一体的文艺观念。其次，从书法与诗法的比较中探讨其敬畏古法而又能从容自得的文艺法度观。再者，朱熹亦留心绘事，其题画诗作别出一格；结合其画跋、论画书信等考察其绘画思想。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其意在“中和”的文艺美学追求。此外，朱熹与苏轼作为宋代士大夫的典型，可谓中国艺术精神的两个缩影，需加以比较。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可概括为：（1）通过文本细读法，对宋明理学家题画诗、论书诗及书画题跋等材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并深入总结其文艺观念。（2）采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法，力求做到两个“打通”：一是将理学家的书画评论与诗文理论融会贯通，总结其内在一致的艺术精神。二是打通学术精神与文艺思想，考察理学范畴进入文艺话语系统的机制与意蕴，揭示理学与文艺之间的深层关联。（3）在论述理学家的“游艺”之学时，除对其自身的一些核心观念进行史的梳理外，注意与同时期非理学家文人进行比较。比较研究法的运用不仅有利于凸显理学家文艺思想的群体特征，也有助于深刻把握宋明时期文艺思潮的整体格局。
  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在于：首先，理学家纷纷介入文学艺术的创作与评论，形成一个绵延数百年的文艺流派，不容小觑。本课题有助于改变过去文学史、文学思想史、艺术史等研究中对其重视不够的局面，还原其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其次，受现代学科分类的限制，对宋明理学家文学思想与书画理论进行“专门”研究者虽不乏其人，但将其置于同一层面会通观之的成果并不多见。本课题将理学家对诗文书画乐等各门艺术的评论，统一视作其“游艺”观念的表征，以求对理学家的文艺精神给予通观阐释。再者，理学家留下了大量文艺思想资料，但其书画艺术主张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重视，本课题将这部分资料纳入研究视野，增加了理学家的内涵，对我们了解其文艺精神与人物性情大有益助，对当前理学史和美术史的研究亦将有所推进。最后，从孔子的志道游艺，到文士的逞才游艺，再到理学家的格物游艺，古代“游艺”观念体现出多样性与动态性。因理学家与文士对道与艺各有侧重，在本体阐释、功能价值、审美趣味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差异。本课题亦注意二者之间的比较，从而为中国艺术精神与美学精神的现代阐释提供依据。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东亚朱子语录文献语言研究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课题编号：17CYY029）潘牧天
  一、研究价值和意义
  语录是朱子著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尤其体现在文献与语言研究方面。语录的语言研究呈现出系统性、科学性、多样性趋势，但相关研究多基于现代出版的点校本，不注重校勘成果，结合文献异文的研究寥寥无几。研究《朱子语类》而未将早期版本纳入考察范围，显然是不完整的，且基于明清版本的研究往往会将后时材料当作宋代语言来看待，这是语言研究中应当注意和克服的。
  语言研究首先要确定语料的时代与传承关系，《朱子语类》的版本传承20世纪中叶至今前贤时修多有论著探讨，但因缺乏对《池录》等早期语录文献的考察而始终没有确凿的结论。“《池录》—黄士毅《语类》—黎靖德《语类大全《”的承传关系对语录文献版本脉络研究至关重要，唯有逐字考斠所有版本异同，才能对此有清晰的把握和认识，从而揭示“语录—语类”的传承关系，解决学术界近百年未定的难题。
  相对于以往的基于黎靖德《朱子语类》明以后单一版本的语言研究，通过宋元明清诸本的比较，以宋本《池录》作为宋代语言的同时材料，与后世明清抄刻诸本以及现代整理本的异文提供了“宋—现代”的汉语演变的线索，是语言研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朱子语类》词汇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近代汉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并且，从词汇系统结合文献异文，以概念、核心语素、义位等为中心，形成不同的异文类聚，有助于解决汉语词义系统、构词等理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存藏朱子语录文献十分丰富，有的已经在国内难以见到或已亡佚，系统研究朱子语录及《语类》，必须结合国内外的各种藏本。目前，我们已经校勘了暂存于中国台湾的《池录》、藏于日本的朝鲜古写徽州本《语类》以及大陆的成化本《朱子语类》《晦庵先生语录类要》《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朱子语略》等，可以说抓住了语录文献版本研究的主心骨，但还须对语录诸选编本尤其是日藏诸本进行彻底的整理和研究。且朝鲜中宗、宣祖、英祖以及日本和刻诸本《语类》亦有其本身的特色，有助于研究朱子学在东亚各国的传播与发展。
  《语录解》《〈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等朝鲜学者对《语类》的注解也为《朱子语类》语言研究提供了参考，是语录文献语言研究的重点，这些文献保存了中国古代俗语白话传至东亚各国后被接受与改造的将变未变的状态，是古白话研究与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参考对象。
  课题为《〈朱子语类〉词语汇释》《（朱子语类）汇校汇注》提供资料，并针对《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等中大型辞书提出修订意见，于语言学、文献学、朱子学、思想史、宋史等研究领域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内容和观点
  朱子语录宋元明清诸本主要可分三类——汇编本、类编本和选编本。汇编本仅存宋李道传《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池录》），类编本有黄士毅《朱子语类》与黎靖德《朱子语类大全》，选编本主要有《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宋杨与立《朱子语略》、明叶士龙《晦庵先生语录类要》、清陈澧《朱子日抄》以及朝鲜学人所编语录选本，其中多有宋元善本与海内外孤本。
  课题在对以上诸本全面校勘的基础上，理清朱熹语录文献各本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宋本《池录》为宋代语言的同时材料，比较后世明清抄刻诸本以及现代整理本，以各本间近一万条文献异文为线索，汇总能够反映词汇、语法、文字问题的异文（如有关词汇的异文即有近500对，词语1000个以上，涉及词汇研究各个方面），反映出“宋—现代”汉语演变的连续统一。进而对各本异文进行语言学的探讨，穷尽性地对诸本的词汇语法差异、文字差异进行梳理与考证，并尝试以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系统研究文献异文，将词汇系统结合文献异文，以概念、核心语素、义位等为中心，形成不同的异文类聚，试图讨论汉语词义系统、构词等理论问题。
  同时，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东亚朱子语录注解类著作，主要包括两类——注释类与考解类。注释类以朝鲜学人李滉、柳希春、郑瀁、南二星与日本学人林罗山、山崎暗斋、留守友信等所作《语录解》《语录解义》等一系列注解书为代表；考解类以朝鲜李宜哲《〈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等为代表。这些著作中夹杂着中文与古朝鲜语、古日语，保存了中国古代俗语白话传至东亚各国后被接受与改造的将变未变的状态，是古白话研究与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参考对象。课题拟对它们进行全面的整理、校勘、翻译、注解与研究。
  本研究主要采取文献异文与语言研究结合、个案考证与系统观察结合、本土视角与域外视角结合等方法展开，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朱子语录文献概貌、朱子语录异文词比较研究、朝鲜时代朱子语录注解文献语言研究、朱子语录语言研究与汉语史理论问题探索、朱子语录文献用字研究、朱子语录文献语言研究的学术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理学思想比较研究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课题编号：17FZX016）毕游
  一、内容
  本课题以“理”“性”“心”“知”四个范畴为中心，对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三者理学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对理学从朱陆时代到阳明时代的演进脉络进行探讨。“理”的实质内容是道德信条。朱熹认为“理”首先是外在于客观世界的，因此朱学有着丰富的宇宙论，并强调对“理”的认知必须经过“格物致知”的学习过程。陆九渊虽然也承认“理”是“充塞宇宙”的客观之理，但更强调“理”是“本心固有”的，无须向外求索，因此不需要宇宙论，“格物致知”也并非获得“理”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朱学有严格的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因此“性”是连接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心”的中间范畴。陆学没有形而上的理论框架，从而也无须以“性”作为中介范畴。王守仁认为，“理”是“心”的主观产物。“心”的作用不仅是认知“理”，更重要的是生成“理”。王守仁的“知”与朱陆不同。朱陆之“知”是理性之知，主张知先行重；而王学之“知”则是本能之知，强调知行合一。王守仁否定了道德的知识性，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便是道德实践的过程，即是“致良知”。此外，本课题还将对从朱陆到阳明之间的近二十位理学人物进行简略考察。
  二、框架
  本课题拟分为八章：第一章考察前人的相关讨论（包括古代和近现代），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梳理，引出问题，开启后面的讨论。第二章是朱、陆、王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简述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社会基础。第三、四、五、六章是本课题的主要部分，分别对朱、陆、王就有关理、性、心、知四个范畴的论述进行详尽考察。第七章是在前四章分论的基础上，综论理学从南宋到明中期的发展特点。第八章是余论，运用本课题的主要观念来分析宋明理学的几个常见论题。
  三、观点
  “理”范畴的演进主要是一个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朱熹与陆九渊的“理”都具有双重性特征，其客观性是显性的，其主观性是隐性的。这一双重性是“理”范畴的内在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明间的理学发展过程，就是“理”范畴从客观世界向主观世界回归的过程。王守仁明确承认了“理”的主观性，废除了“理”的客观性，从而解决了朱学中“理”范畴之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也废除了“理”的知识性，这便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性”在朱学中起着重要的道德本体的作用，但在陆学和王学中都不重要了。陆学的道德本体是“本心”。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心具理”，而王守仁则认为“心生理”，后者是王学主观之理的认识论基础。朱熹的道德体系是知识性的，因而“知”是理性认知，陆九渊也承认道德的知识性。王守仁则认为道德是由“心”而生的，是不学而知的“良知”本能，“良知”即是王学的道德本体。四、方法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一是唯物史观，即把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作为考察的出发点，而不是以先验的或者权威的思想观念作为分析的基础；二是辩证史观，即将对象视为辩证发展的过程，不认为存在普世的、永恒的本体或理念。其次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其基本观念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经济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作为分析历史现象（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再次是学术史的方法，即从学术源流入手，考察各个学派学说的继承关系，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最后是史料的方法，即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不能将史料作为哲学观念的注脚。五、意义
  朱熹和王守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位巨人，朱学和王学是理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在此两座“高峰”之间的思想演进过程是怎样的，这一论题对于理解理学的发展，甚至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规律，都是很有意义的。在现实意义方面，党中央多次提出文化强国战略、要构建当代先进文化。从朱陆到阳明是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本课题对这一时期的理学思想在现代语境下进行再研究，充分发掘其当代价值，这对促进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责任”到“信任”：宋明理学道德—政治
  哲学的新探索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课题编号：17FZX019）
  雷静一、主要内容与框架
  “责任”“信任”是儒家的价值关怀，也是活跃在宋明理学家生命与哲思中的情怀。课题以“责任”与“信任”为切入点，考察宋明理学家的道德—政治哲学，分为七章，从五个面向来讨论。
  其一，对于二程基于“识痛痒”的责任情感来论说“万物一体”，主要使用哲学论证来梳理相关宋明理学的道德本体论问题，即第一章内容。在生生不息的动态的宇宙论前提下，责任感如何成为万物一体的充要条件。进入二程的道德实践论说，对责任感的性质与“分限”做出分析。从存在论的角度，讨论“万物一体”责任感的存在理路。
  其二，在朱熹“格物致知”与“皇极”说中，凸显了责任之身“位”与德“位”，以及作为判断“标准”的“皇极”，即第二章内容。以《大学》之正心来诠释《尚书》之皇极，贯通修身与治道，是朱熹一生的宗旨。皇极之位最终定格为道德本体，这是朱熹对于“己任”的本质诠释，也是格物致知政治哲学对于士大夫如何承担责任的修身式解读。
  其三，考察阳明在艰难政治处境中的心路历程，他通过致良知说，证悟士大夫承担责任的正当性，即第三章内容。以阳明的诗歌、散曲等直抒胸臆的文学作品为解读文本，呈现其对士大夫担责正当性的思考、如何探索出“良知只是是非”的艰难心曲。本章的附录，《王阳明的责任思想》，梳理了王阳明责任思想的主要范畴。
  其四，讨论刘宗周的道德本体论与政治哲学特点，体现士大夫承担天下责任之“公”哲学与个体改过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第四章内容。朱熹的理一分殊，大程到阳明的万物一体，被刘宗周进行了综合，形成了“一统于万”的道德本体论新说，综汇了理一分殊的客观性与万物一体的主体性。“一统于万”的本体，落实在人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己”的恕道。其意欲用反思、改正过错的工夫实践来实现“廓然大公”的天下关怀。
  其五，进一步以刘宗周的政治思想为案例，以其奏疏为主要解读文本，由刘宗周劝说崇祯帝信任大臣的政治策略，分析其背后的道德哲学、人性论依据，乃至其“君臣分治”的政治目标。此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内容。
  二、主要观点
  二程“万物一体”的本体论是基于“识痛痒”的责任感。朱熹“格物致知”的政治哲学中，讨论了士大夫履行责任的身“位”与德“位”，并以“皇极”作为判断标准。王阳明“致良知”说产生于平濠事件的政治困境，其心路历程是对于士大夫担责的正当性的辩护。刘宗周综合了朱子学与阳明学，在“一统于万”的道德本体论基础上，突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己”的“公”的政治哲学，“公”的领域成为每个个体的责任。刘宗周针对明末崇祯帝不信任大臣、刚愎自用所造成的政治危机，皇权干扰甚至侵夺了大臣履行职责，从“诚意”工夫来建构信任的道德本体依据。并具体落实在人性论上，说明了信任品性的人性基础，并最终引向君臣分治的政治制度。
  三、研究方法
  在哲学—道德—政治等层次的综合论证中进行，考察历史事件怎样成为理学家的问题意识，分析他们如何通过道德工夫来解决相关的政治问题。以理学家关注的“责任”与“信任”问题为切入点，以“万物一体”“格物致知”“致良知”“一统于万”等道德本体论为论证的基础，展开哲学分析、历史论述与事件的思想解读。
  四、意义
  1．从“责任”与“信任”角度来切入宋明理学家道德—政治哲学问题，是新探索。基于理学家以道德本体论为知行根基的特点，综合性地讨论“责任”“信任”问题意识下的道德与政治思想的理路，从而呈现了理学研究中新的探索空间。
  2．综合运用了哲学分析、史料梳理、思想解读等方法，在研究方法的综合上有深入。
  3．重视奏疏、诗歌、散曲等体裁的文献，在材料占有上有新意。（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哲学系）
  朱熹易学哲学研究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课题编号：17FZX024）吴宁
  宋代理学在经学上的重要发展，即以《四书》取代《五经》的地位。但在此过程中，《周易》不仅未受影响，而且理学家皆以《周易》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并将其易学哲学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与其理学建树相似，朱熹在易学上也是折衷诸家之说，最终建构起一个以理本和气化为根本特征的易学哲学体系。前期已完成的博士论文即以朱熹易学哲学为题：
  首先，系统梳理朱熹易学思想发展之脉络，集中讨论“易本卜筮之书”这一朱熹易学的核心命题，从作易目的、成书过程以及易之为教三方面分别展开，表明尽管“易之本指”在于卜筮，但卜筮是以先天之易、自然之易为其理论前提的。
  第二，从卜筮和象数的角度分析《周易程氏传》之失着手，探究卜筮、象数与义理的关系，并以朱熹《易学启蒙》为例研究《河图》《洛书》、先天之学及其与义理和筮法的发生机制和转换原理，以《周易本义》为例从注经的角度考察朱熹《周易》经传分观的理据和得失，分析朱熹卦变说、三古四圣的分判和整合，并由此以确立朱熹的注易原理和注易体例。
  第三，朱熹讨论画卦的问题时是结合《河图》《洛书》中所蕴含的生成论和宇宙论来展开的，并根据“易有太极”章对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形成过程进行分疏。分析胡渭等人对河图洛书之说的批评。
  第四，探讨“易只是个空底物事”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和所揭示的哲学运思方向的新的可能性，并以朱陆太极之辩为例，考察朱熹易学中“太极”的确切含义，及其与阴阳二气的关系。
  最后，讨论朱熹易学气化论的内容，并勾勒出气化原理、阴阳二气学说以及动静之义，并从天道论及人事。
  一、课题主要观点
  首先，朱熹认为作易的目的在于卜筮以教民，所以“《易》本卜筮之书”，但这一“本义”仍以义理意味浓厚的先天之易或自然之易为前提，因此，从过程上看，易之义理必须得经由从图书到象数的过程才能清晰而准确的表达出来。
  其次，朱熹重构了画卦、揲蓍、成卦、卦变的过程，创造性地将《河图》《洛书》之学、周敦颐太极之学、邵雍先天后天之学以及程颐易学熔于一炉，并以“太极“为中心、以阴阳动静气化为机制建立起易学理本论形上学体系，从而为其思想提供了坚实的本体论和生成论基础。
  再次，对朱熹的易本卜筮之书之说的易学象数和易学义理的解释，既满足了从气数，再到图书，乃至圣人画卦、卦变等象数的要求，也满足了太极之理和阴阳动静气化过程的要求。
  最后，这种易学式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人一理观，表明了规范性和描述性两个维度之不可分。可见学者或将朱熹易学归于象数派或将其视作义理派实则各执一偏，都忽略了朱熹易学图书、象数和义理三者之间的关联。
  二、课题研究方法
  从内容和方法上讲，注重从哲学和经学的内在理路进行研究，展现名义（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的内涵和意义，以义理综合和转变为中心，以文献学和文本分析进行学术资源的爬梳，减少思想史研究凌空蹈虚的风险，同时结合义理辨析与关照，避免平面化描述的弊端。
  三、课题学术意义
  有益于朱熹哲学研究的深入。易学奠定了朱熹的生成论和宇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例如理气关系就是从易学中生发出来的。借助于易学的视角，呈现以朱熹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道德理想的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必将丰富当下的中国哲学研究。
  利于易学和经学研究的新拓展。朱熹易学及其与理学的关系，尽管学界有所研究，但仍有很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拓展，例如对很多重要卦象和卦辞如艮卦等的诠释尚需细致深入的展开。由此而考察儒家经典本义的思路，彰显经学研究的宋学维度，以推动当前经学研究的深入。
  为人们安身立命与修身处世提供价值资源，发扬中华优秀传统价值，丰富核心价值观念。易学富含教化意味，能够激发人刚健有为、德智双修、博学从善、开放包容、积极入世的思想。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朱子诗经学考论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课题编号：17FZW035）陈才
  朱子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开创了诗经宋学，上承诗经汉学，下启诗经清学，还影响着当代诗经学。其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朱子诗经学，更贴切地“还原”朱子诗经学之本质，可以丰富朱子学和诗经学的研究；对朱子诗经学更为深入的认识，对于当下重构诗经学史，乃至重构经学史、学术史，都具有积极的、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当下中国本土文化的重建、成功推进中国文化话语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与现实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本研究在朱子学和诗经学领域，乃至经学史、儒学史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朱子诗经学考论”正是基于此而展开的研究。正文部分包括六章。
  第一章考察朱子在其诗经学形成过程中，对诗经汉学和宋代诗经学的继承和批评，以及自我反思与完善。而正是对前人的批评和继承，以及自我完善，使得朱子能比他之前的宋儒走得更远，撰成今本《诗集传》，在诗经汉学的权威下重建诗经学，使得诗经宋学得以正式建立。自朱子《诗集传》出，方完成了“诗经宋学”的建构工作。
  第二章考察朱子《诗》学观中的相关问题，这既是朱子诗经学领域的重要内容，也是后文立论的前提。首先，考察朱子的治《诗》理念，包括宗旨、立场和原则。文章中将提出朱子是一位经学家，他将《诗经》当作“经”来看，是凌驾于重视《诗经》的文学价值之上的。接着，分别考察朱子关于《诗序》、“六义”说、“淫诗”说的相关见解，揭示朱子对于诗经学理论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之后，再对朱子所提出的《诗经》要“涵咏”“玩味”的内涵加以分析，指出这是为了体察《诗经》中所蕴含的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纠正以往学者认为这是体会《诗经》文学特色的观点。最后，对于朱子诗经学是在“疑经”提出异议，探讨朱子诗经学并非“疑经”，而实际上只是在疑汉儒的《诗经》传本和《传》《笺》《疏》等汉唐诗经学者附加到“经”上的内容，而这恰恰是出于“尊经”的目的。
  第三章考察朱子《诗集传》对《毛诗》文本——包括校勘异文、勘正文本错讹、对分章断句的重新认定和调整篇次四个方面——所做的校勘，并揭示其中所显示出的学术意义。朱子之所以对《毛诗》文本做出校勘，与他的《诗》学观是紧密相连的。朱子对《毛诗》文本进行校勘，是希望借此回复《诗经》“古本”的原貌，这是他欲突破诗经汉学、直追圣贤本意在文本上的直接反应。
  第四章考察朱子对《诗经》用韵的探索。“叶韵”说自来多受批判，近年也有少数学者开始有所反思，对“叶韵”说价值有所关注。不过，这些研究的视角都是就韵论韵，并没有就朱子对“叶韵”说的相关思考进行深入分析。本章首先讨论朱子论《诗经》“叶韵”的相关问题，对朱子的相关观点进行揭示，并做深入分析。其次，《诗集传》作为首部完整地、系统地探索《诗经》韵例的专著，在分析《诗经》用韵方式和韵脚位置上取得的成就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予以揭示。本章提出，《诗集传》是第一部对《诗经》韵例进行全面探索的著作，这是前人所未注意到的。
  第五章是关注《诗集传》训诂的专题研究。首先分析《诗集传》训诂的来源，接着探讨《诗集传》在训诂中取得的成就和失误，并分析其对于当下治《诗》的借鉴意义。
  第六章附论，包括两节：第一节，讨论《诗集传》版本问题。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根据一个新材料，提出八卷本《诗集传》应当成书于明初，而且很可能在1384～1417年之间。第二节，考察《四库总目》对《诗集传》做出的失当批评，并探析其原因，同时指出《四库总目》对于诗经学史撰写的参考价值不宜高估。
  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
  1．理论上，本研究从诗经学和朱子学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和审视。这较以往学者只从诗经学一个维度来考察朱子诗经学更为全面，可以更为系统地把握朱子诗经学，对其学术价值有更为丰富的认识，从整体上推进朱子诗经学的研究。
  2．方法上，本研究“以朱述朱”，也就是以朱子为本位，对朱子就诗经学领域内的相关理论问题及其治《诗》实践进行客观分析，揭示朱子就相关问题的观点和态度。这是既有研究中鲜见的。
  3．观点上，本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前人尚未关注或论而未深的一些问题加以考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对既有研究中，正确的观点提供补证，错误的观点加以修正。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朱子“心学”研究
  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赵玫
  认识到朱子哲学的形上本体是“性”“理”，这是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同时，“性”“理”“仁”“心”等范畴是朱子学的核心，由此形成以“理（性）本论”为前提的“性理学”“仁学”或“心学”。然而，由于对“心学”“理学”分判陆王与程朱之学的普遍认可，学者多从“性理学”或“仁学”的角度理解朱子思想。因此，对朱子“心学”的研究，显得更加迫切。
  一方面，排除朱子学而视陆王学为“心学”，始于宗陆者的门户之见。自宋至明弘治，“心学”与“理学”并无分为二途，而是体用相须，共为道统之传。“心学”既指“万世之下传心之学”（熊刚大），又与“记诵博识，口耳外驰”的“词章之学”相对立（陈埴），被视作儒者毕生之志业。同时，“心学”有正误之分，而无学派专属之称，朱学乃“心学之正者”（黄震）。然而，明正德年间《陆九渊集》的编订，刻意突显“心学”之于陆学的地位（日本学者中岛谅）。明嘉靖年间，“心学”已独指王学。万历年间，邓元锡作《明皇书》，视阳明学为先儒正学，单列入“心学纪”一卷中，将“心学”与“理学”分为二途。清儒黄梨洲父子编撰《宋元学案》，借邓元锡之说，以“心学”指陆王之学，带有明显的门户之见。基于此，我们必不能以“心学”“理学”分门派，而将朱子学排除“心学”之外。
  另一方面，朱子虽未用“心学”一词，但他认为“学圣人之道，乃能知圣人之心”（《记疑》，《文集》卷第七十），“传道”即“传心”，故称其“道学”，亦可称为“心学”。
  “心学”即传心之学，追溯其根源，在虞廷“十六字”。朱子对“十六字”道心人心的诠释即其心性本体论的总体看法，其核心在“心”；对“精”“一”的阐发即其工夫论的总体说明，其核心在“敬”。心性本体与工夫论合而言之即“心学”的人生论说明。
  基于此，（传道）传心之学即“心法”或“心学”，它是言心之学、修心之法。称“言心之学”是以心为核心，又囊括了标志价值观念的性情、中和、道心人心、善恶、天理人欲等内容，以及包含表示心之体用存在状态的动静、未发已发等范畴。称“修心之法”则以敬为主线，又包括知行、涵养省察、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敬义、尊德性道问学等工夫论问题。因此，“心学”或“心法”虽指言心之学、修心之法，但其包含甚广，囊括了整个的心性本体论与工夫论的内容。
  同时，朱子将《中庸》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中庸章句》），并提出《中庸》首章为一篇之体要，又以三层结构说明主旨：“道之本原”与“实体”；“存养省察之要”；“圣神功化之极”。第一层从天道下贯到人道，其明确地为心性本体与工夫，找到了宇宙本体论的依据。因此，朱子三层结构的诠释即其“心学”之大要。这不但包含人生论的说明，还存在宇宙本体论的诠释。
  基于以上两方面，《朱子“心学”研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宋明时期“心学”一词的使用；朱子“心学”提法的哲学依据总述。
  2．朱子“心学”的宇宙本体论建构。
  此即“道之本原”与“实体”。我们重点突出“天地之心”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天地之心”即理气圆融，“天地之性”为其体，“天地之情”为其用。同时，朱子言：“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克斋记》），二者同为打通天人的关窍。总之，“天地之心”不但能统摄朱子的理气观，同时能作为天人贯通的诠释前提，可见“天地之心”在朱子宇宙本体论中的核心地位。
  3．朱子“心学”的人生论说明。
  “存养省察之要”强调工夫论，而工夫论与心性本体形影相随，这尤其反映在朱子对中和问题的看法上。因此，这一部分关注中和新旧说的转变历程，由“性体心用”转变为“心统性情”，以及补足未发时涵养心体的工夫，此即旧的“心学”转向新的“心学”。
  4．朱子“心学”的境界论诠释。此即“圣神功化之极”。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