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博士论文
  《仪礼经传通解》研究
  李少鹏（吉林大学2017年，导师：孙赫男教授）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一生最后五年倾注大量心血的一部礼学巨著，其独创性地将礼学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和祭礼七个部分，以《仪礼》为骨干，贯通三礼、广引经史子集，对前人注疏或照录或节改，间加按语以考释，代表了朱熹礼学的最终成就，被誉为“礼书之大全，千古之盛典”，是研究朱熹晚年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论文首先将朱熹纂修《仪礼经传通解》放在其一生的礼学实践中来看待，促成其晚年倾心编撰《通解》的动因应该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朱熹早年进行的“以礼化俗”的礼学实践；第二，朱熹中年在参与政治活动中的议祧庙、嫡孙承重讨论等经历；第三，其晚年受到政敌攻击“伪学盗名”。受以上三方面因素的促进，加之“庆元党禁”后朱熹赋闲，在庆元以后他开始全力纂修此书。《仪礼经传通解》的三十多位参编者都是朱子的心腹弟子或好友，朱熹通过编撰该书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些人在朱熹殁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考亭后学”的核心，对扩大朱子学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朱熹生前编撰此书时正值“庆元党禁”，朱子非常担心书稿被政敌构陷销毁，在其易箦前特别叮咛黄榦继续完成。不久之后因党禁渐弛，嘉定年间由南康道院分两次将全书刊行，书版直到明初尚存，且有零星刊印。但明中期经过补修的板片比例已占到的七八成，这种嘉定刊宋元明递修本《通解》今天尚有完整的两部存世，分别藏于东京大学和北京、台北。到明正德年间，《通解》第一次被部分翻刻（仅有经文而无注文），约同时朝鲜用铜活字进行了全文翻印。到清初康熙年间，吕留良的宝诰堂翻刻了全部《通解》，乾隆年间梁万方修订了全本《通解》并在聚锦堂重刊，到清末光绪年间另有数种印本。
  关于《通解》的特色，从三礼学史的视角看其特尊《仪礼》，振起唐初以来不绝如缕的《仪礼》之学；从解经学的视角看，《通解》对经、注、疏、按四者灵活搭配组合，不拘常例；从政治制度的视角看，《通解》有打通礼制与礼经之间的界限的倾向，略有以古化俗、为后王法的意味；在朱子学内部，此书却透出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与可以施行的《乡约》《家礼》判若两途，与朱子早年的学风也不尽相同。当进一步深入到《仪礼经传通解》的解经学内部后，就会发现清代考据学者使用的几乎所有方法在其中都可以找到，文中举了大量的例证。细分言之，约有十目：（1）贯通经意，申补注疏；（2）攻疏之误，摘其瑕谬；（3）纠注失当，为其诤友；（4）注疏皆舍，另发新解；（5）发凡起例，揭橥互见；（6）表彰近贤，取长补短；（7）阙而存疑，以俟后贤；（8）校雠异本，修润经传；（9）训释文字，参用己意；（10）黄榦继业，不坠师风。
  入清以来，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扬其流，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以击其波，汉、宋两家几不可两立。至陈澧、曾国藩诸家又开始调停汉宋，特别强调朱子之考据学，提出朱子晚年曾有“考据学转向”，此后几乎所有的调和论者都注意到了朱熹晚年以《通解》贯通义理考据的做法。严格意义上讲，将“礼”作为朱熹晚年的学术归宿提出“礼融汉宋”，其实并不是“汉宋之争”发生后，持“调和汉宋”论者的调停之言，而是朱子及其后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学术立场，直至清初的江永、秦蕙田无不持此意见。我们将清代的礼学论著与朱子礼学进行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清代的礼学大师都关注《通解》的考礼文字，也就是说清儒与朱子的考礼在方法上一致、性质上接近、事实上继承，二者之间的承递关系显著，也表明了清代的考据学者对朱熹晚年考据成绩的认可。
  《通解》贯通三礼的宏大视野极大地启示了清代的三礼学者，有清一代出现了百卷上下的通礼著作多部，无不深受《通解》的启发。甚至其影响还不仅于中国，对朝鲜半岛和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通解》的优点很多，同样也曾受后儒的一些批评，概括有三：（1）割裂经文，信从杂书；（2）分类勉强，体例稍杂；（3）考据不密，间有疏失。
  硕士论文
  中和：朱熹美学、诗学范畴研究
  张晓文（四川师范大学2017年，导师：刘朝谦教授）
  中和范畴是古典美学与诗学中的重要范畴。朱熹在哲学美学与诗学理论中发展了中和范畴的内涵，其将中和作为美的本体的基本定位意味着中和具有先验性、超越性、形而上性和普适性。朱熹将中和与道之本体并举，以理学家的性本体论为基础，发展了中和在形而上层面的哲理意蕴，将中和视为一种超越的先验存在，也即是美的本体；同时朱熹从中和作为哲学美学范畴的普适性出发，一方面以天命之性作为道与人联系的纽带，将中和从抽象的层面延伸到人自身，中和指向天命之性的回归与人欲之情的摒弃，朱熹的“德性之美”是儒家美善合一的审美观的流露，人在作为伦理道德主体的同时，也成为审美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和以其普适性也在形而下的层面具有广泛的意义指向，从天地万物以至人自身，及至文学艺术等人为创造之物，都体现了中和之美。朱熹的中和诗学范畴建立在心性论哲学和伦理主体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温柔敦厚说。中和首先是朱熹对以雅颂为代表的特定诗歌风格的解读，同时也反映了对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朱熹将政治意义上的“克尽己私”运用到诗歌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提出了作家的个体修养理论，中和进一步抽象为厚重、严正、平和、典雅的诗学原则和标准，从而由单一的诗歌风格具有了普遍的审美意义。有赖于在哲学上对中和的理论提升和阐释，朱熹的中和诗学范畴既具有儒家特色又融汇了佛老的因素，既有丰富的哲理内涵，又富有包容性，是古典美学的重要原则和标准，对后世诗学理论与实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朱子的中和新旧说问题研究
  彭雪愿（深圳大学2017年，导师：王兴国教授）
  中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大问题，发端于《中庸》，贯串于中国哲学的古今，尤其是在宋明理学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也影响到当代新儒家哲学，其中以朱子的中和新旧说最为典型。朱子在其学思生涯中曾经数年陷于“中和”问题的思考中，经历了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过程，成为朱子哲学思想的一次重大转折。而在当代研究朱子哲学，则不能不面对牟宗三对于朱子“中和”新旧说的论析与观点。论文以牟宗三论朱子“中和”新旧说的观点为一中心线索和主轴来展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南宋政局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和解释朱子的逃禅归儒，重点探讨和分析其师李延平对他的思想影响和他们师生二人在思想上分道扬镳的原因。第二章从文献出发，首先辨析朱子“中和旧说”概念和义理的主要内涵；然后分析与说明胡五峰，张南轩对朱子“中和旧说”形成的影响。第三章旨在解释和阐明朱子“中和新说”内涵的创造性诠释特征和意义，比较朱子“中和新说”与“中和旧说”在概念与义理上的不同与变化，以及朱子对胡五峰心性论的继承发展和批判责难，并关注和分析朱子哲学的思辨性特征。第四章试图由对“性善”概念以及康德的“根本恶”与朱子道德哲学关系问题的分析入手，来诠释朱子内圣工夫的道德根源动力。论文参考了牟宗三先生的诠释，以求在注疏工作后对其观点理解并反思，达到对儒家经典创造性的诠释。
  朱熹《论语集注》文献研究
  殷漱玉（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导师：杨新勋教授）
  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搜集新材料，从版本、体例、注释辨误三个方面对《论语集注》进行细致研究，进一步探讨《论语集注》在《论语》学史以及文献学史上的意义。第一章关于《论语集注》的版本研究，搜集宋、元、明、清十二种版本，对其进行校勘、整理、分析异文，分析版本优劣，考其版本源流。另外，考察当今《论语集注》的出版情况，纠正中华书局2012年修订本以及北大《儒藏》本之误。第二章关于《论语集注》体例研究，以邢昺《论语注疏》为主要参照本，同时参照定州竹简本《论语》研究成果、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等以及朱熹其他有关《论语》方面的著作与《论语集注》比较，探索《论语集注》在解题、分章方面的改造与创新，并探讨《论语集注》解题与分章的影响。第三章关于《论语集注》注释辨误研究，笔者参其他《论语》注本以及《说文解字》《广韵》《故训汇纂》等工具书，并参考相关的研究成果，纠正朱注在字句、注音等方面的失误。
  体验观念的诠释学研究
  ——以朱熹易学为例
  刘柯言（山东大学2017年，导师：林忠军教授）
  体验作为朱熹在经典诠释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重要观念，在如今的朱子经典诠释领域里仅仅被视为一种可以拿来与施莱尔马赫的心理诠释方法进行类比的方法，而其本身作为诠释的重要环节与根据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这使得体验的实践和存在意义被严重遮蔽了。而这种遮蔽从本质上还是源于中国人文学者们对于诠释学真理与诠释学方法理解上的偏差。论文通过对朱熹易学中“体验”观念的诠释学分析，来揭示在朱熹的易学诠释中“体验”的本体意义与实践意义，进而澄清学界对于诠释学研究路径的一些误解。论文共六个部分：绪论部分综合论述了朱熹经典诠释的研究现状以及在这些研究中对于体验问题的讨论，试图揭示出中国学界现阶段对于朱熹经典诠释中的体验的基本理解与态度。第一章简单地论述了体验这一观念的语用，分别从词源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揭示出体验这个观念在本质上的主客统一性，进而重新审视朱熹对于这个观念的应用。第二章到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将体验置于象数、义理、境界这三个语境中。重新审视体验这一观念，论证了在朱子的易学诠释中，体验并非是一种主体了解客体的方法，而是一种基于直接肉体感受的主体存在方式和实践形式。第五章讨论的是作为存在方式和实践形式的体验在中国经典诠释学中的广泛存在，所反映出的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直接真理观与当前学界所谓的客观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从体验在中国古典经学诠释的基础性地位上看，虽然中国经典诠释标榜的是追求圣人原意。但实质上，中国古代哲人们追求的并非是客观真理，而是一种分殊于各种个人与经典视域融合的具体情况下的天理，这也恰恰是中国古典经学与诠释学能够结合的切入点。
  《大学章句》修身思想研究
  秦帅权（西北民族大学2017年，导师：张积良教授）
  儒家修身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并把修己与安百姓联系起来，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其修身思想集中地展现在古本《大学》之中。朱熹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修身思想，并运用理学思想对古本《大学》加以诠释与补充，著《大学章句》，称此书为“初学入德之门”，并使古本《大学》“亲民”的思想发生转向，把《大学》是一种“帝王之学”转变为人人皆能成为圣贤的“大众之学”，具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大学章句》的修身思想强调修己、治人，并且要实现“止于至善”的社会理想，可以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消除道德危机提供借鉴。对《大学章句》修身思想的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其修己、治人、止于至善的精神内涵，发掘其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为今所用。论文旨在通过对《大学章句》以及朱熹与本书相关著作的梳理，进而发掘《大学章句》修身思想的内涵。第一章，从《大学章句序》中分析《大学章句》性善论，及《大学章句》的修身思想包含修己、治人两方面与民成俗的社会理想。第二章，从明德、明明德两个方面分析修己的内容，以及修己的工夫条目。第三章分析“新民”中“自新”与“新人”的两个方面，并把自新、新民与君师、百姓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并分析新民的工夫条目。第四章，分析《大学章句》的修身思想是以“止于至善”为最根本的追求目标。第五章，在基于以上四章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大学章句》修身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道德规范：重检朱熹道德哲学定位的新视角
  王九洲（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导师：顾红亮教授）
  朱熹的心统性情是心性论的核心命题。他认为性、情是体用关系，心、性尽管在本体论上是截然二分的，但在道德实践中，心、性是不杂不离的关系。心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具有道德意义。然而，这种模糊的关系经常受到质疑，牟宗三等人认为这样框架下的行为并不具有道德意义，所以如何对心统性情有一个更为精辟的论证成为重检其定位的关键问题。该文围绕“心”“性”“情”进行概念分析，使得他们产生内在关联逻辑，并且能够符合当今关于道德规范的前沿成果，以期能从心统性情的角度提出中国哲学意义上关于道德规范的解释。文章跳出自律—他律的窠臼后，试图从作为内在论的道德规范出发认为，朱熹承认心有人心、道心的差别，我们之所以有不善的行为，乃是出于人心。但是，道心具有反省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道心对性有清晰透彻、感同身受的理解，因为这就是我们先天所禀赋的本性。当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实践行为就具有道德意义，并且完成了自身与价值的同一，更进一步讲，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透彻的认识。同时，论文用格物致知的工夫论反向格义“反省”概念，在对其来源做出批评后，证明我们是可以通过现实实践证明心统性情的道德属性。
  朱熹德育思想对当代德育文化根基构建的价值
  曹颖（安徽大学2017年，导师：裴德海教授）
  论文对朱熹德育思想进行创新性探索，通过文献研究法、文本解释法等研究方法，详细剖析朱熹的德育思想，以及朱熹德育思想对当代德育文化根基构建的价值。朱熹一生执着于书院教学，为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现实依据。论文着重探讨了朱熹德育思想内涵中的目的论、阶段论、方法论及其对当今德育文化根基构建的价值。朱熹以“明人伦”作为教育目标，把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孝子、贤君、忠臣和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作为德育的目的，希望培养“圣人”人格和达到“仁”的道德境界，主张完整的人格教育，即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学以致用来变化气质。朱熹根据年龄和心理接受能力的不同，将不同的侧重点分配到不同的阶段教学，将教育分为童蒙教育、小学教育、大学教育三个阶段，形成连续统一的整体，这个目标的达成是漫长的循序渐进、积少成多的过程，最终形成“变化气质”。朱熹总结出了引导与制约相结合、知行合一、道德与智慧相结合的道德教育方法以及穷理尽性、居敬、持志、存养、省察、践行、博学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对我国当代德育文化根基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论文最后论述了朱熹德育思想如何构建当代德育文化根基，以及构建当代德育文化根基的价值。
  朱熹道德教化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姚宇轩（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导师：孙迎光教授）
  论文从朱熹道德教化的基本内容、被重视的原因、目标、大学间架、方法论五个部分分别分析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第一章，探析了朱熹道德教化思想基本内容。认为“理一分殊”和“人性论”是朱熹道德教化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起点，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第二章，阐述了朱熹重视道德教化的原因，分别从道德教化是治国之根本以及道德教化在人格涵养中居于核心地位两方面进行阐释，并探究朱熹重视道德教化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作用。第三章，详细梳理总结出朱熹进行道德教化所要达到的目标为“明人伦”的基本目标和培养“圣贤”人格的根本目标，“仁”的理想人格和“学以变化气质”都是“圣贤”人格养成的重要原因。第四章，通过对《大学章句》间架中“三纲领”“八条目”的研究，探索其现代价值。《大学章句》强调修身，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作用，一个重要因素是引导学生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第五章，立足朱熹的循序渐进、因材施教、道德修养、知行统一等道德教化方法，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引导学生先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再读传统文化，循序渐进；负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应以“无人弃”为目标，针对每个学生“开发其聪明，成就其德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肯定学生主体精神，重视自我修养；启发引导学生主动践行道德义务，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
  《朱子家训》研究
  李胜飞（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导师：周国林教授）
  《朱子家训》是朱熹为教育子孙后代所作的家训文献，具有深厚的思想和文化价值。论文以《朱子家训》为研究对象，意在了解和研究《朱子家训》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以及家训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朱子家训》的背景情况展开研究，主要探讨了家训的含义、中国家训文献的发展概况，以及《朱子家训》的作者和语言等相关问题，指出《朱子家训》是一部典型的家训和家训文献，其作者为朱熹。第二部分主要对《朱子家训》的思想意蕴展开研究，在对《朱子家训》文本进行文本解释的基础上，指出了《朱子家训》三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价值，认为和谐是其主题意蕴。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朱氏宗谱》所载的其他文献，进一步深化对《朱子家训》的认识，丰富其思想文化内涵，指出《朱子家训》并不是一部孤立的家训文献，而是一个完整全面的家训体系。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朱子家训》的特点和影响，指出了《朱子家训》三个方面的特点，认为其在现代朱氏后代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现代社会仍有其价值。总之，《朱子家训》是朱熹对传统家训成功改造的产物，他通过简短通俗的文字传递出了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在现代社会中仍有其价值和意义。
  元代婚俗对《朱子家礼》的吸收和运用
  古欣欣（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导师：方旭东教授）
  《朱子家礼》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藩篱，本着“从俗从简”的原则对婚丧冠祭等多方面进行整理，为家庭礼仪提供了范本。而把《朱子家礼》立为全国礼仪典范的则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为此，论文试图从《元典章》中汲取素材，以揭示元代婚俗对《朱子家礼》的贯通与运用，进而明晰礼理二者的内在联系。第一章从赘婚入手，挖掘出《朱子家礼》仪式背后的性别束缚和宗法推崇，进而得出礼因人情，以礼正情观点。第二章从守节妇这一特殊群体入手，考析当时的女性在表达个人欲望诉求时会受到思想上与行动上的双重压迫，进而得出礼可节欲，尊重个人意志的观点。第三章从收继婚这一婚姻形式入手，探讨伦理名分从无到有的过程，从兼有异辈收继和同辈收继到只允许同辈收继，这都是《朱子家礼》对收继制度产生的影响。作为广泛性礼仪规范的《朱子家礼》不仅仅只对个体的情与欲进行约束，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它就需要与理结合，当天理赋予礼以内容与使命时，礼会更行之有效。总而言之，元代婚俗所受到的变化实质是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碰撞，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反映出《朱子家礼》对礼、情、欲、理四种概念的阐述，礼是外在的普遍行为规范，情是内在情感的诉求，欲是个体生理与心理的表达，理则是普世性统摄一切的本体概念。以礼为中心点进行比较，会发现四者是互为表里且层层递进的关系。
  朱熹在福建武夷地区的诗歌创作研究
  林春惠（南昌大学2017年，导师：文师华教授）
  朱熹不仅是南宋的理学宗师，也是一位优秀诗人。论文以其在福建武夷地区创作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立足具体文本，结合宋代特定的历史政治环境、学术思潮、福建武夷地区的地理民俗，以及朱熹的成长教育环境、生平经历等方面，论述朱熹在福建武夷地区形成的诗学主张、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绪论简介学术界对朱熹诗歌的研究现状。正文共有三个部分：第一章展现以理学为主导、兼有佛老思想的家学师门对朱熹思想、性格、诗教观的影响，推崇古风，淡于技巧，提出萧散闲澹、平易自然、雄健豪放的诗歌批评标准；第二章论述朱熹在福建武夷地区诗歌创作的题材，分为山水田园诗、说理诗、交游诗、即事诗四类，主要结合山水田园乡村的景色、朱熹日常读书和斋居生活的体验、对时事民生的关注以及平时交游往来的唱和等，展现诗人在福建武夷地区经历的思想情感的变化、论学体物的感悟、平凡生活的图景等方面；第三章分析朱熹在福建武夷地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创作实践呈阶段性，早期模拟，中期变化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体裁多样发展，晚期格调低沉。整体而言，诗歌语言具有自然平易的特点，语序完整，意脉畅达，善于白描，语言质朴，兼有用典、比兴等多种手法的运用，在自然山水、理学视角、气格品性、环境心境等的影响下，形成以萧散闲澹为主、兼有清新活泼、雄健豪放的诗歌风格。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研究
  刘兵（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导师：顾宏义教授）
  论文通过对真德秀《西山读书记》一书进行文献梳理，了解该书的成书过程、编纂体例以及主要内容，同时结合真德秀在该书中的按语内容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该书所反映出来的真德秀学术思想特点做一番说明。论文主体部分首先探讨了《西山读书记》一书的文献源流，其中包括对《西山读书记》一书自宋至清版本流传情况、该书编纂原则及其各卷的主要内容、该书所征引文献的大致情况及其主要特点以及《西山读书记》一书与真德秀其他书籍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一定的说明。之后的一章集中对由《西山读书记》中真德秀的“按语”所反映出其思想特点进行一个考察，主要从以下三个问题入手：一是真德秀对朱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理学思想中的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角度进行说明，而其对于朱子思想的发展则集中体现在《大学衍义》一书中所进行的“外王之学”的构建；二是关于真德秀“道统”观的讨论，真德秀在继承程朱等人对“道统”的认识的同时对“道统”的内涵进行了丰富，而在对历代重要的学者做出相关论述的同时，真德秀表明自己的取舍态度；三是真德秀对于传统儒家经典和对于历代“异端”之学的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真德秀对前人关于“六经”《语》《孟》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并提出了学者应该秉持的为学次序，同时说明了杨墨、佛老等“异端”之学的兴起、发展及其危害。
  林至的《易裨传》思想研究
  刘晓伟（南昌大学2017年，导师：杨柱才教授）
  林至从学于朱熹，他继承了朱子的易学思想并对其有所发展，代表作有《易裨传》。《易裨传》主体部分由三篇构成，分别是《法象篇》《极数篇》《观变篇》。这三篇内容根源于《易大传》中提到的“生生之谓易”和“气数之自然”这两个方面的思想，表明林至对《易大传》的推崇。此外林至把汉唐以来的卦变反对图、六十四卦相生图、世应文、互体、纳甲、卦变、动爻、卦气等学说归为《外篇》。《易裨传》主体部分基本上继承了朱子关于求卦玩占的思想，但是在对待河洛图书之学的态度上和朱子有所不同。《外篇》是一篇文献选编之作，这些文献基本上出自朱震的《汉上易传》。在这一点上与朱子的象数易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子主张的象数易主要集中在宋代的图书之学和邵雍的先天之学，对汉代象易学提及的较少同时对朱震的易学颇有微词。林至认为汉唐以来的象数易学尽管有些内容不符合易大传的主旨，但是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外篇》中的文献为研究明清象数易学的发展保存了宝贵资料。林至继承了朱子有关先天之学以及占卜求卦的思想，而对朱子很少提及的汉代象数易学予以补充，这是对朱子象数易学的发展和完善。
  赵顺孙《四书纂疏》初探
  吴佩（南昌大学2017年，导师：许家星教授）
  朱门之后羽翼朱子及其“四书学”，殚精竭虑诠释《四书集注》，致使历代“四书学”专著汗牛充栋，其中南宋赵顺孙的《四书纂疏》实属杰出代表，该书的刊印问世甚至早于真德秀的《四书集编》。作为朱熹的三传弟子，赵顺孙《四书纂疏》开创了以“纂疏”方式注疏朱子《集注》的先河，以“子朱子诸书及诸高弟讲解有可发明注意者”为选材，援引朱子语录及《四书或问》，兼采朱子高足黄榦、辅广、陈淳、真德秀、蔡模等十三家之说，且以“辅广”之学为主，以坚守朱子“四书学”立场；兼用多种诠释方法，重义理又不废训诂，采用以疏为体、以经解经的诠释方法对《四书集注》作疏解，在保持纯粹的朱子学基础上对朱子“四书”进行深入诠释；高举以《四书集注》为“经”的大旗，羽翼朱子力护朱学之门。《四书纂疏》作为注疏《四书集注》的早期经典代表，加之作者赵顺孙理学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朱子后学的突出影响，因此该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理应受到当代朱子学及“四书学”研究的重视。
  丁若镛《诗经讲义》与朱子《诗》说对比研究
  郑令媛（深圳大学2017年，导师：左江教授）
  朱子《诗》说于高丽朝（918～1392）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对高丽末期至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的《诗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朝鲜王朝初期和中期，朱子《诗》说一直被奉为权威，直到晚期，这种独尊朱说的情况才开始转变，多位学者对朱子《诗》说进行质疑，为朝鲜王朝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一股新风。丁若镛（1762～1836）是朝鲜王朝后期集大成的实学思想家，其诗学著作《诗经讲义》正是这股新变之中的代表作。论文旨在将《诗经讲义》同朱子《诗》说做全面对比，重点发掘其中对朱子《诗》说质疑的部分，并探析其背后的原因。全文四个部分：绪论是为研究综述，介绍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创新点。第一章介绍丁若镛的生平及其《诗》学著作《诗经讲义》的成书背景，体例以及梗概内容。第二章论述朱子《诗》说在朝鲜时期的影响，重点展现朝鲜时期诗经学从独尊朱学到疑朱的治《诗》变化。从规范期、普及期到质疑期，对应朝鲜王朝初期、中期、晚期，这是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分别以权近（1352～1409）《诗浅见录》、李滉（1501～1570）《诗释义》、李瀷（1681～1763）《诗经讲义》为代表作品进行阐释。第三章从诗旨、诗义、训诂、名物以及朱说矛盾处的角度举例分析丁若镛《诗经讲义》对朱子《诗》说的质疑，展现丁若镛《诗经讲义》与朱子《诗》说的异解。第四章探讨丁若镛《诗经讲义》质疑朱子《诗》说的原因。主要从正祖条问、实学思潮以及西学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退溪和栗谷修养论之比较研究
  姚双（延边大学2017年，导师：姜云副教授）
  退溪和栗谷作为同时期两位朝鲜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其修养论都是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退溪主“敬”，从“治心”和“敬工夫”的修养方法来复其“性”；栗谷主“诚”，从“居敬”“穷理”“力行”的修养方法来复其“气”，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理”，达到“至善”的修养境界。退溪所主张的人性是指人经过从“本然之性”的未发状态中过滤到“气质之性”的已发状态，并能够让“本然之性”从中清晰地映射。从“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退溪则认为是心的体用关系，“仁、义、礼、智”作为心的体，是“本然之性”中“寂然不动”的未发之“中”，若想达到中节的“和”则需要与心未发之“中”的“四端”之心。退溪主张治心，加持敬工夫的修养来恢复人类本然性善，继而构建了自己主敬的修养理论。栗谷则强调虽然“敬”贯通了修己工夫的始终，而且不分动静，均能“主一无适”，但是栗谷更加重视“诚”，把“诚意正心”当作其修己论的根本核心，突出人的自主、主体的意志，另一方面他更试图把由意志而行为的结果也放入考虑，也就是包含了从行为动机到结果的整个过程，栗谷的“诚”之哲学成为连接务实思想的基础，“诚意”与“务实”的结合乃试图由“知行”的合一来寻求伦理道德的妥当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国的近代实学。
  罗钦顺与江户初期朱子学者的理学思想比较研究
  王佳（延边大学2017年，导师：李红军副教授）
  罗钦顺是中国朱子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宋学代表人物，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一笔，也影响了不少朝鲜性理学者和日本朱子学者。在日本江户初期的朱子学者中，贝原益轩与伊藤仁斋就对罗钦顺的思想进行了本土化发展，进而创新了日本朱子学的内容。二人对朱子学从受容到反思、怀疑的思想脉络和方向可以反映出当时日本朱子学的时代背景，通过三者思想比较研究可为我国朱子学的再发展探寻路径。论文对朱子学在日本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简要剖析，对罗钦顺与贝原益轩和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继承、批判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主要从理气论、心性论、致知论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在理气观上，三者虽侧重点不同，皆反对朱子学“理气为二物”；在心性论上，贝原益轩的观点与罗钦顺的“一性两名”相吻合，而伊藤仁斋所言“天命、气质归一”也与之殊途同归；在理欲观上，三人出发点不同，却又都统一于“节人欲”（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在致知论、修养论上，三人也有不同的思想，但最终也是一致走向传统儒学的“仁”与“圣德”。虽然贝原益轩和伊藤仁斋都受到罗钦顺思想的影响，但也明显出现了日本朱子学的特色，贝原益轩表现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伊藤仁斋则因质疑朱子学，而走向了以研究孔孟道德古义为主的古学派。
  程朱理学恕思想研究
  蒋聚缘（山东大学2017年，导师：曾振宇教授）
  “恕”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范畴始于《论语》。而“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的经典表述出自伊川先生的《论语解》，忠是对于自己而言，要做到内心的真实无妄；恕是对于外界而言，要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施加于人和物，真实无妄之心便是诚。朱子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推己之谓恕”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推己及物”，自己将人性中固有的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推广应用在现实生活中，在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上，尽到自己的责任。其次是“推己及人”，这是一种将心比心的人道关怀。但是，这仅仅是发挥我的“先进”作用，引领他人迈向公共的道德境界，而不是强迫他人听从我的安排，更不是我为他人制定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为仁由己”，恕之推己及人不存在对他人的强迫。程朱理学恕思想既是自我成就德行的下学之功，也有将心比心的人道关怀，既“成己”又“成物”。推己及人如何可能，涉
  及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思想。“天命之性”规定人性皆善，“理义是心之所同然”，人性在理义层面的相通是可能的。气质之性指禀受气质而形成的
  具体的人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所以现实生活中有善人也有恶人，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道德低劣的人。虽然，气质中的善恶也是先天禀受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加以改造，恢复本然的天命之善。后天的改造需要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先觉之人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