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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陈寅恪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1]“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国内外研究宋代历史的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同有宋一朝在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学术上的高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认为宋代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宋以后的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须从宋代寻找答案。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宋代理学的出现及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再构与重建。
  一
  理学的形成，主要在宋代。但是他的发生其实可以追溯到唐。蒙培元说：“理学思潮正式形成于北宋中期，但它的发端还要更早，大约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的‘古文运动’，代表人物有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3]如果说，唐代的“古文运动”是理学发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的话，那么，从宋立国后开始的一场接一场的文化、政治“运动”则标志着宋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不停的理论创新追求。而理学则是这种追求的一个合理且必然结果。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代周建宋，是为建隆元年。是年正月，新政权建立伊始，赵匡胤即“视学，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自为赞，书于孔、颜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赞，屡临视焉。尝谓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贵文学。”[4]这一记载，透露出宋太祖建国的基本思路：一曰，对儒学的继承与尊崇；二曰，崇尚文治，重视文化、精神在治国与理政中的核心价值。这一切为宋代日后的儒学发展及理学的诞生提供了可能和舞台。
  宋建国以后发生的第一件文化大事，是《西昆酬唱集》的集结与西昆体的席卷文坛。西昆体的创作始于景德二年（1005），结集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它的出现与流行大致在北宋建国初期。其代表人物为杨亿、刘筠、钱惟演。杨亿说，他们作西昆体，是为了追求“尤精雅道，雕章丽句”。[5]欧阳修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6]“杨、刘风采耸动天下。”[7]后代评论西昆体，大多对西昆体追求唯美的艺术取向持批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西昆体，却可以发现，它的出现恰恰是北宋建国以后文学艺术从长年战乱造成的粗俗向精致与典雅转型的一个必然。诚如四库馆臣所言：“时际升平，舂容典瞻，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8]这一现象，其实正反映了北宋初年的知识分子们，急于从战乱带来的无道与无序中向更高品味的精神生活进发的文化追求。
  但是很快，西昆体就受到了来自以石介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们的批评：
  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9]他认为杨亿们的失误主要在于他们没有引导人们看到孔孟以及他们的道。从石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恢复和传承儒学道统（虽然这时“道统”之说还没有形成）的自觉与自信。伴随着对西昆体批判的是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柳开、王禹偁、石介等反对骈文，提倡散文，他们认为学必宗经，目的是明道垂教。柳开认为，“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10]他认为对华丽形式的追求破坏了对内容的传达，掩盖了思想的空洞，他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11]
  可以说，以柳开、王禹偁、孙复、石介为代表的一大批宋初的知识分子们正是以他们对儒学传统的自觉与自信发出了宋代理学的先声。
  神宗熙宁时发生的王安石变法运动，是北宋一场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与这场政治运动同时发生的是另一场文化运动——王安石新学。王安石对儒家的主要经典《诗》《书》《周礼》三经进行了重新诠释，颁之学宫，号曰“新义”。《周礼义序》曰：“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学校。”[12]《诗义序》曰：“《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仪。考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13]当然，他的“新义”因理论的偏颇与诂训的失误等问题而不被当时和后来的学术主流所接受，而饱受批评。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点是，王安石的主观愿望依然是传道——传儒家道统之道。
  宋代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传统——主要是儒学传统自信的基础之上的。宋承唐末及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弊，儒家的传统被破坏。佛教乘虚而入，迅速地占领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精神阵地。这恰恰促成了一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们卫道与传道的使命感。从北宋初年的西昆体、古文运动到王安石新学，其深层次的原因都和这种意识感和使命感有关。到了北宋后期，出现了所谓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宋代儒学传统复兴的完成与儒学转型——理学的奠基与开启。
  二
  真正完成儒学转型和理学建构的是朱子。
  钱穆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14钱先生指出，儒学到了朱子，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朱子的贡献是使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具备了新的精神，从此，儒学得以继续传衍，直迄于今。钱先生对朱子的历史地位给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朱子学提纲》中钱先生进一步指出：“大抵汉以下诸儒，因于统一盛运之激动，都更注重在修齐治平之实际事务上，较少注意到本源心性上。魏晋以下，庄老道家代兴，释教继之传入，他们在两方面成绩上，似乎超过了汉儒。一是有关宇宙论方面，汉唐儒阐发似乎较弱，故朱子采取濂溪、横渠、康节三人之说以补其缺。其二是关于心性本源方面，尤其自唐代禅宗盛行，关于人生领导，几全入其手。儒家造诣，似乎更见落后。北宋理学在此方面更深注意。二程提出敬字，举为心地工夫之总头脑、总归聚处，而朱子承袭之。”[15]钱先生指出了孔子的原始儒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缺陷：对两个本源——宇宙的本源与人性的本源研究、阐发不足，而这种不足给宗教和外来文化留出了阻断儒学与占领本土文化的空间。朱子集儒学之大成、集北宋理学之大成、集当时代先进文化之大成，构建了全新的理学的理论体系，很好地回应了时代的挑战，使儒学获得了新的生机。
  在朱子的时代，儒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佛教。佛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魏晋而唐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儒化，到了宋代已经基本完成了本土化的改造。正因为佛教本土化改造的成功，使佛教的传播如虎添翼，几乎攻陷了儒家思想的所有领域。即以北宋五子为例，除二程以外，其余三子的学术思想无不杂糅着佛学的因子。纯儒如二程，他们的学生也大多沾染着禅气，有的干脆以佛释儒。在这样的学术与社会思潮笼罩下，要捍卫儒学的纯净与创新儒学的理论，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能力。朱子应运而生，他的勇气和能力使他成为创建新儒学、构建理学庞大理论体系的不二人选。
  三
  朱子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对儒学理论、儒学传统的高度自信。
  宋淳熙十六年（1189），朱子作《中庸章句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16]这是朱子第一次明确指出，儒家有一个“传有自来”的道统的存在。后来，他的学生黄榦对这一问题又做了一次深入的阐发：“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余，人心蠹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踳驳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则摭其言行，又可略欤？”[17黄榦指出了儒家道统的传承路径，并强调，朱子是道统的接续和传承者。
  朱子自己也确认他是道统的传承者。德国学者苏费翔在《宋人道统论》中认为：“孟子、韩愈皆叹道统失传，朱熹对此却相当乐观，强调孔子有办法‘继往圣、开来学’，而其孙子子思为了保护‘道学之传’写出《中庸》一篇。朱熹在这里所提出的师系为：尧→舜→禹→成汤→文王→武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朱熹与孟子、韩愈大有不同，绝不认为今世道统失传，倡导宋初道统复兴之说，谓二程兄弟接续孟子之传，没有说二程之后再失传。可见朱熹很确定他自己是继承人。”18]其实朱子并不讳言自己是道统的传承人。他的《中庸章句序》里已经明确地透露出这个信息。在另一篇《中庸集解序》中，他也明白地申明，他担心道统会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失传，所以他要大力推广《中庸》一书“为有以真得其传”。[19]绍熙五年（1194），朱子六十五岁，他写了一篇《沧州精舍告先圣文》，已届晚年的朱子在这篇告文中，以学生向老师（孔子）报告的口吻总结了在承续孔子道统的事业中自己的认识与作为。他自认为对先圣的道统已做到了“探原推本，敢昧厥初”，从此以后，道统之传将“传之方来，永永无斁”。[20]告文充分显示出一个儒者的历史担当与强烈的文化自信意识。
  所谓“道统”，是指儒家的思想与精神、文化传统。承认道统，就是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文化自信；传续道统，就是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文化自觉。这是道统说的核心所在。
  朱子的道统说，其意义不仅在于他使用了这个概念用以指称儒家的传统，更在于，他成功地由此建构了一个儒学传承的谱系。这一谱系的成功构建，确保了儒学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排除了释道对儒学的侵蚀和干扰。道统的直接对立面，是异质文化，是异质文化的入侵和对本土文化的阻断。所以，捍卫道统就是捍卫本土文化，就是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四
  《宋史》说朱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21]朱子十九岁中进士第，任地方官有九年的时间，在中央政府做官才短短的四十天。他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是用在授徒讲学和著书立说。
  他用了一生的心血进行学术研究，构建了“新儒学”（理学）的理论体系。
  “道统”的式微，除了如上文所说是因为异质文化的入侵和阻断外，还有它自身的原因。黄榦所说的“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就是儒学在传承过程中的弊病之一。所谓“离析”，就是经典的烦琐化、复杂化、重复化、学究化；所谓“穿凿”，就是解经的牵强、附会和泥古不化。这一切是汉唐以后愈演愈烈的儒学通病。汉武帝以后，儒学被化为国家的意志，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就使儒家经典被定于一尊，被固化、被封闭、被教条，从而失去了活的生命力。其二，传统的儒家理论由于不能与时俱进，已经脱离社会实际，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朱子承担起改造儒学、重建儒学的历史使命。由于朱子对儒学成功的改造与重建，儒学得以在释道的重重包围中闯出了一条新路，从而继续传承了八百年之久，至今不衰。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学，已经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而是经过朱子改造以后的儒学，实际上是“朱子学”，或者说是理学、“新儒学”。
  朱子是如何改造儒学的呢？
  首先，针对儒学烦琐与复杂的弊病，朱子对儒家的经典做了一个简化和后经典化的工作。淳熙九年（1182）朱子将《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四种书并为一集刊刻于婺州（今浙江金华），标志着“四书学”体系的最终完成。在此之前，淳熙二年（1175），朱子与吕祖谦在寒泉精舍共同编成《近思录》。朱子《书近思录后》：“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摄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22]朱子把《近思录》视作理学的入门读物，把《四书集注》视作经学的入门读物。他说：“四子（即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23]《四书集注》和《近思录》很快成为儒学的新经典，《四书集注》从元代以后甚至成了科举考试的基本教科书与标准答案。
  其次，构建了自觉的哲学体系。朱子建立了一套庞大而严整的、自成体系的哲学系统。陈来先生在他的《朱子哲学研究》一书中把朱子的哲学归纳为“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他没有按照西方哲学的套路讲什么“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之类。但是，陈来先生的三论，却完全涵盖了西方哲学的所有门类。确实，朱子的哲学有完全自主的体系，根本无法用西方的哲学系统予以匡衡。此外，朱子的哲学体系中还包含了社会哲学、教育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可谓博大精深。
  第三，重建了完整、系统的儒家礼仪制度。礼，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人重礼，循礼，尊礼。但是唐末至宋，由于战乱频仍，礼被破坏得很严重。北宋建立起一套礼，到宋室南渡以后，几乎丧失殆尽。朱子从研究古礼着手，重新为国家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礼，从国家之礼，到地方（州县）之礼，直至庶民之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庶民之礼：古有“礼不下庶人”之谓，指的是礼只在士大夫以上的阶层施行，一般的老百姓可以免礼。这样的规定并不是说平民可以不用礼，而是因为行礼是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庶民很难执行繁缛的礼仪程式。但是南宋时代，经济的发展已经足够让礼下移到庶民，礼已经达到了可以世俗化的地步。但是庶民却没有适合他们的礼。朱子应时而动，作了《家礼》。从此，中国的老百姓有了自己的礼。
  第四，为儒学补上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缺口。孔子的儒学，是一种初创时期的原始儒学，其关注的重点是修齐治平。孔子还没有或还来不及把他的理论触角深入到宇宙的本源与人性的本源。孔子以后的儒家如孟子，虽然已经涉猎到心性的问题，但并未形成系统和完整的理论。朱子应激于佛道的挑战，主动地全面地回应了两个本源的问题，构建起自成体系的太极论、理气论、心性论，补齐了原始儒学的两块短板。可以说，这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理论创新。这一创新，赋予了儒学新的生命，保证儒学继续传衍了八百余年。
  第五，构建了自成体系的话语系统。话语体系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学术、一套理论有没有独立而成系统的话语体系标志着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种学术、理论是否成熟、自主和独立。中华民族自来就有自己的话语系统，中国的儒学在长期的发展和传衍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但是唐宋以来，由于佛、道的影响，儒学的话语体系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由于佛道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很多领域已经超出了儒学的原有范畴，儒学的话语体系也渐渐显出了它的窘迫。朱子的出现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他有效地建立起了可以应对新问题、新挑战的全新的话语系统，如：无极太极、理一分殊、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主敬穷理、格物致知、人心道心、未发已发、动静、心情等。朱子的话语体系涵盖了当时的哲学、学术、生活、社会、政治、人生等方方面面，为儒学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可能，也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创造了条件。直至今日，他所创立的这套话语系统，依然是我们应对西方学术（包括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挑战、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有力武器。有的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哲学，这使一些中国人很纠结。其实，哲学本来就是一个外来语，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和它对接。我们有儒学和理学，它的内涵，西方的哲学并不能涵盖；相反，我们的儒学和理学却完全可以涵盖西方的哲学。所以，激活和开发自朱子以来形成的理学话语系统，对儒学的国际传播和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五
  朱子是如何构建新儒学的理论体系的？他的创新实践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哪些启迪与借鉴？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朱子全书》修成，康熙亲自作序曰：“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24康熙用“集大成”三个字概括朱子的学问。其实，“集大成”也正是朱子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全祖望说：“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然善读朱子之书者，正当徧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摒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25这是说朱子治学问能集众善而不偏颇。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能够集当时各种先进文化于一炉，铸造出全新的理论体系。
  朱子的集大成，首先是集传统之大成。他集儒家之传统，集诸子百家之传统，集经学、史学、文学之传统，博采众善而成一家之说。
  朱子的集大成，还是集宋代儒学学者之大成。北宋诸理学开山大师们，如“北宋五子”自不必说，其他的学者，只要有一得之见可以为他的理学大厦添砖加瓦，他必采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找到例证。据陈逢源《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一书统计，朱子称名征引的宋代学者即达四十一家之多。[26]
  朱子的集大成还包括他对释、道的吸纳与改造。佛教是外来文化，朱子自逃佛归儒以后，一直对佛学保持着批评的高压。但是他也绝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对佛学一味排斥，对佛学中某些先进和合理的成分，他采取拿来为我所用的态度。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对佛学辩证思维方式的吸纳，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理学的思维方式——思辨。八百年来，经过理学思辨的思维方式的训练，造就了聪明的中国人。这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塑具有重大意义。[27]对于道家学说，朱子也在保持批评压力的同时予以学理上的关注。晚年他用笔名撰述《参同契考异》就是一个例证。
  从朱子对佛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是盲目地排外，而是仔细辨析，拒斥其谬，取之其善。
  结语
  朱子学的成功建构，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个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经典范例。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是一切文化创新与文化自立的基础。一切文化，只有对自我文化传统的信心，才能繁衍和生发出新的文化。新离不开旧（传统），把传统割断，对自己的传统视而不见，甚至予以污名化、丑化、去化（去中国化），所谓的新文化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行也必不能久，更不能远。由于朱子的伟大贡献，使中国文化在两宋时代的各种严峻挑战中闯出了一条活路、新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由此受益而得以继续传衍，没有成为佛国中人，而依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更重要的是，朱子理学的成功建构，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重构，他赋予中国文化更多新的内涵和新的精神，再次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使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原载《孔学堂》2017年第4期，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