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3年7月1日至2日，“中国与韩国新儒学视野下‘道统’的建立与诠释国际研讨会”在巴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举行。本次研讨会由该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办，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儒教文化研究所协办，主要组织者为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王论跃教授、金大烈（KimDaeyeol）副教授、国家科研中心IsabelleSancho副研究员以及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崔英辰教授。21位来自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瑞士，以色列，德国，意大利，捷克以及法国本地的专家教授、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用中文、韩文或者英文、法文在会上宣读了论文。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从中国、韩国背景下重新检讨新儒学话语如何通过“道统”概念的提倡而被合理化的进程。会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下列主要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像余英时先生那样区分“道统”期与“道学”期？中国与韩国的理学家或性理学家如何在道统系谱下发展各自的学说？为何朱子学能够在韩国性理学中占主导地位？何为牟宗三先生的理学传统三系说及其它的合理性？
  崔英辰教授为会议做了题为《韩国儒学者对儒学道统论的认识和茶山脱性理学的伦理说》主题发言。崔教授回顾了韩国儒学道统观念日益强化的过程。像李珥（栗谷）那样，朝鲜儒者普遍认为朱子之后道统的正脉失传了，这种共识同时包含了朱子的道统已经或者应该被朝鲜性理学者所继承的意义。朝鲜在16世纪中宗时代，道德性倾向逐渐强化，以朱子为中心的道统论开始确立。广义上看，茶山属于“退溪—寒冈—眉叟—星湖”一系的星湖学派。茶山的情感论将哲学的主题从形而上的领域转向日常生活世界。其理论的最大特征是对性理学建立形而上学的基础进行了批判。茶山试图从生活中人们日常所体会到的情感里寻找出人类的本质属性，主张这种心理活动及说法是比性理学缜密的理论体系，更能证明人类的道德性。
  会议第一场的主题是“韩国儒学与道统问题”。来自布拉格查理大学的VladimirGLOMB教授做了题为《负面的道统：韩国正统谱系的排异技巧》的报告。他分析16世纪起，朝鲜在确立朱子学为道统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将王阳明、罗钦顺以及韩国学者权近（1352—1409）、徐敬德（1489—1546）、曺植（1501—1572）等以受佛教或萨满教影响为名排斥于正统谱系之外。来自成均馆大学的金允景教授提供的题目是《朝鲜前期的道家思想——对异端讨论的展开》。金教授参照《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关于道统与异端论的记载以及郑道传（1342—1398）的《心气理篇》来论证朝鲜初期道统论主要以“辟道佛”为主来展开。而从16世纪后半期起则开始积极吸收道家的某些因素。接着发言的是成均馆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儒教文化研究所助理赵甜甜女士。她的论文题目是《退溪和高峰四端七情论争焦点问题的再研究》。一般学界多以“理发说”考察四端七情论争这个韩国儒学史上的公案。赵甜甜认为此争论的焦点问题不是“理发说”而是“四端和七情是一种情还是两种情”：高峰认为二者为一种情，而退溪则认为二者是本质不同的两种情。
  会议的第二场集中讨论“宋学与道统”问题。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文明研究所（CRCAO）博士后MaudM'BONDJO女士以及威尼斯卡弗斯卡利大学硕士研究生LudovicaGALLINARO女士都以周敦颐作为讨论对象。前者的题目是《周敦颐谱系或者牟宗三对道统的奇特诠释》，对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中对周敦颐的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后者则以《周敦颐：历史人物的价值及其作为介于道学与道统之间的理学家角色之合理性》为题对《宋史》中的《道学传》进行了考察，从而肯定周敦颐在宋明理学中所起的奠基作用。法国朱子学专家、来自西巴黎大学的戴鹤白（RogerDARROBERS）教授讨论程颢的“论性说”（《二程遗书》卷一的一段话）以及朱熹在《明道论性说》中的解释。戴教授主要论述朱子的诠释方式以及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刘虹教授通过考察叶梦得（1077—1148）的笔记，如《避暑录话》等，揭示北宋时期新儒学发展中士人和僧人的互动关系。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等人文科学院（EHESS）临时教研员杜杰庸（GuillaumeDUTOURNIER）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论述朱熹与陆九渊如何成为平行的“道”的系谱学家。他应用新的人类学和语用学理论分析理学家的话语策略，有方法论上的新意。浙江大学的胡秀娟博士讨论吕大圭的王道思想。吕大圭（1227—1275）是朱熹三传弟子，强调从历史观上区别王道和霸道的本质，这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熹对三代以上圣王之道的复古倾向。
  会议的第三场讨论“前现代心学中的道统”问题。王论跃教授比较了杨简（1141—1226）与刘宗周（1578—1645）对于“意”的概念的不同构建。刘宗周批评了杨简关于“意”的负面论述，在他那里，“意”成为“心之所藏”，成为“盘针”，具有“意向性”含义。接着发言的是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的访问学者SophiaKATZ博士，她的题目是《道统与儒家神秘主义：以陈献章（1428—1500）为例》。她从湛若水（1466—1560）、高攀龙（1562—1626）、黄宗羲（1610—1695）等人对陈献章的不同评价，说明道统问题的多元性。对于陈献章的某些弟子来说，传道在于从精神上直截了当地领会生存的原则，这使得对现实的神秘感知成为可能。神秘主义的体验亦为华东师范大学师勉人文高研院的姜丹丹研究员所论及。她的论文正涉及陈献章弟子湛若水的“天理”体认及其主体性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刘琳娜女士以《“一心合动静”：王阳明的道体论述》为题讨论王阳明对周敦颐、程颢的继承，回应牟宗三先生提出的宋明理学三系论。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教授助理SeanMoores博士宣读了《康有为（1858—1927）哲学中对待理学的态度之评价》一文。他揭示了康有为对待理学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他尊重朱子等理学主要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他批评理学家过多地受到佛教影响，未能足够避免古文经文的侵扰。
  会议第四场讨论“道统与当代新儒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博士生谢周（JosephCIAUDO）论述了张君劢（1887—1969）对韩愈的重视。在其英文著作Developmentofneoconfucianthought(1957）中，张称韩愈是新儒学的先锋。谢周认为张君劢对韩愈的褒扬包含一种自我认同意识。德国特里尔大学苏费翔（ChristianSOFFEL）分析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提出的道统（周公以前）与道学（周公以后）两个阶段说。依余英时，道统兼德与位，而道学则主要强调内圣。苏教授认为这一观点大致能够成立。不过朱熹有时候也用道统指孔子及其主要弟子，或者周敦颐。另外，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者发现“道统”一词并非朱熹首创，因此更应将其说法放入一个大背景下研究。以色列特尔海学院的GadC.ISAY教授讨论钱穆先生对朱子的研究，强调其对心学工夫与为学工夫的平衡处理。钱穆曾说“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张涪云先生探讨了庞景仁（1910—1985）的思想。在其向巴黎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马勒伯朗士（NicolasMalebranche,1638—1715）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中，庞景仁按照传统的道统意识，将朱子纳入圣人序列，同时又开放性地将理学与天主教神学进行对话。苏黎世大学的RafelSUTER教授在他的报告中揭示了牟宗三儒学重建中存在的教条与批评之间的张力。他质疑将新儒学认定为哲学同时又企图保留其作为一种“完善”的教理这种做法。本场次也是本会议的最后发言者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林月惠教授。她在会议具有总结性的发言《论中韩新儒学的解释框架：以牟宗三与高桥亨为例》中，解释牟宗三的宋明儒三系说是一种哲学的划分，而日本学者高桥亨（1878—1967）在1929年发表的《李朝儒學史に於ける主理派主氣派の發達》，以“主理、主气”分类方式来诠释朝鲜儒学史，是一种汉学的划分，后者受到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的挑战。林教授考证论述了儒学研究中哲学与汉学的关系。
  （作者单位：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