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研讨会综述
  “中国与韩国新儒学视野下‘道统’的建立与诠释国际研讨会”综述
  ⊙〔法〕王论跃（FredericWang)
  2013年7月1日至2日，“中国与韩国新儒学视野下‘道统’的建立与诠释国际研讨会”在巴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举行。本次研讨会由该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办，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儒教文化研究所协办，主要组织者为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王论跃教授、金大烈（KimDaeyeol）副教授、国家科研中心IsabelleSancho副研究员以及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崔英辰教授。21位来自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瑞士，以色列，德国，意大利，捷克以及法国本地的专家教授、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用中文、韩文或者英文、法文在会上宣读了论文。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从中国、韩国背景下重新检讨新儒学话语如何通过“道统”概念的提倡而被合理化的进程。会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下列主要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像余英时先生那样区分“道统”期与“道学”期？中国与韩国的理学家或性理学家如何在道统系谱下发展各自的学说？为何朱子学能够在韩国性理学中占主导地位？何为牟宗三先生的理学传统三系说及其它的合理性？
  崔英辰教授为会议做了题为《韩国儒学者对儒学道统论的认识和茶山脱性理学的伦理说》主题发言。崔教授回顾了韩国儒学道统观念日益强化的过程。像李珥（栗谷）那样，朝鲜儒者普遍认为朱子之后道统的正脉失传了，这种共识同时包含了朱子的道统已经或者应该被朝鲜性理学者所继承的意义。朝鲜在16世纪中宗时代，道德性倾向逐渐强化，以朱子为中心的道统论开始确立。广义上看，茶山属于“退溪—寒冈—眉叟—星湖”一系的星湖学派。茶山的情感论将哲学的主题从形而上的领域转向日常生活世界。其理论的最大特征是对性理学建立形而上学的基础进行了批判。茶山试图从生活中人们日常所体会到的情感里寻找出人类的本质属性，主张这种心理活动及说法是比性理学缜密的理论体系，更能证明人类的道德性。
  会议第一场的主题是“韩国儒学与道统问题”。来自布拉格查理大学的VladimirGLOMB教授做了题为《负面的道统：韩国正统谱系的排异技巧》的报告。他分析16世纪起，朝鲜在确立朱子学为道统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将王阳明、罗钦顺以及韩国学者权近（1352—1409）、徐敬德（1489—1546）、曺植（1501—1572）等以受佛教或萨满教影响为名排斥于正统谱系之外。来自成均馆大学的金允景教授提供的题目是《朝鲜前期的道家思想——对异端讨论的展开》。金教授参照《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关于道统与异端论的记载以及郑道传（1342—1398）的《心气理篇》来论证朝鲜初期道统论主要以“辟道佛”为主来展开。而从16世纪后半期起则开始积极吸收道家的某些因素。接着发言的是成均馆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儒教文化研究所助理赵甜甜女士。她的论文题目是《退溪和高峰四端七情论争焦点问题的再研究》。一般学界多以“理发说”考察四端七情论争这个韩国儒学史上的公案。赵甜甜认为此争论的焦点问题不是“理发说”而是“四端和七情是一种情还是两种情”：高峰认为二者为一种情，而退溪则认为二者是本质不同的两种情。
  会议的第二场集中讨论“宋学与道统”问题。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文明研究所（CRCAO）博士后MaudM'BONDJO女士以及威尼斯卡弗斯卡利大学硕士研究生LudovicaGALLINARO女士都以周敦颐作为讨论对象。前者的题目是《周敦颐谱系或者牟宗三对道统的奇特诠释》，对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中对周敦颐的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后者则以《周敦颐：历史人物的价值及其作为介于道学与道统之间的理学家角色之合理性》为题对《宋史》中的《道学传》进行了考察，从而肯定周敦颐在宋明理学中所起的奠基作用。法国朱子学专家、来自西巴黎大学的戴鹤白（RogerDARROBERS）教授讨论程颢的“论性说”（《二程遗书》卷一的一段话）以及朱熹在《明道论性说》中的解释。戴教授主要论述朱子的诠释方式以及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刘虹教授通过考察叶梦得（1077—1148）的笔记，如《避暑录话》等，揭示北宋时期新儒学发展中士人和僧人的互动关系。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等人文科学院（EHESS）临时教研员杜杰庸（GuillaumeDUTOURNIER）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论述朱熹与陆九渊如何成为平行的“道”的系谱学家。他应用新的人类学和语用学理论分析理学家的话语策略，有方法论上的新意。浙江大学的胡秀娟博士讨论吕大圭的王道思想。吕大圭（1227—1275）是朱熹三传弟子，强调从历史观上区别王道和霸道的本质，这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熹对三代以上圣王之道的复古倾向。
  会议的第三场讨论“前现代心学中的道统”问题。王论跃教授比较了杨简（1141—1226）与刘宗周（1578—1645）对于“意”的概念的不同构建。刘宗周批评了杨简关于“意”的负面论述，在他那里，“意”成为“心之所藏”，成为“盘针”，具有“意向性”含义。接着发言的是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的访问学者SophiaKATZ博士，她的题目是《道统与儒家神秘主义：以陈献章（1428—1500）为例》。她从湛若水（1466—1560）、高攀龙（1562—1626）、黄宗羲（1610—1695）等人对陈献章的不同评价，说明道统问题的多元性。对于陈献章的某些弟子来说，传道在于从精神上直截了当地领会生存的原则，这使得对现实的神秘感知成为可能。神秘主义的体验亦为华东师范大学师勉人文高研院的姜丹丹研究员所
  论及。她的论文正涉及陈献章弟子湛若水的“天理”体认及其主体性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刘琳娜女士以《“一心合动静”：王阳明的道体论述》为题讨论王阳明对周敦颐、程颢的继承，回应牟宗三先生提出的宋明理学三系论。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教授助理SeanMoores博士宣读了《康有为（1858—1927）哲学中对待理学的态度之评价》一文。他揭示了康有为对待理学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他尊重朱子等理学主要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他批评理学家过多地受到佛教影响，未能足够避免古文经文的侵扰。
  会议第四场讨论“道统与当代新儒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博士生谢周（JosephCIAUDO）论述了张君劢（1887—1969）对韩愈的重视。在其英文著作Developmentofneoconfucianthought(1957）中，张称韩愈是新儒学的先锋。谢周认为张君劢对韩愈的褒扬包含一种自我认同意识。德国特里尔大学苏费翔（ChristianSOFFEL）分析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提出的道统（周公以前）与道学（周公以后）两个阶段说。依余英时，道统兼德与位，而道学则主要强调内圣。苏教授认为这一观点大致能够成立。不过朱熹有时候也用道统指孔子及其主要弟子，或者周敦颐。另外，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者发现“道统”一词并非朱熹首创，因此更应将其说法放入一个大背景下研究。以色列特尔海学院的GadC.ISAY教授讨论钱穆先生对朱子的研究，强调其对心学工夫与为学工夫的平衡处理。钱穆曾说“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张涪云先生探讨了庞景仁（1910—1985）的思想。在其向巴黎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马勒伯朗士（NicolasMalebranche,1638—1715）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中，庞景仁按照传统的道统意识，将朱子纳入圣人序列，同时又开放性地将理学与天主教神学进行对话。苏黎世大学的RafelSUTER教授在他的报告中揭示了牟宗三儒学重建中存在的教条与批评之间的张力。他质疑将新儒学认定为哲学同时又企图保留其作为一种“完善”的教理这种做法。本场次也是本会议的最后发言者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林月惠教授。她在会议具有总结性的发言《论中韩新儒学的解释框架：以牟宗三与高桥亨为例》中，解释牟宗三的宋明儒三系说是一种哲学的划分，而日本学者高桥亨（1878—1967）在1929年发表的《李朝儒學史に於ける主理派主氣派の發達》，以“主理、主气”分类方式来诠释朝鲜儒学史，是一种汉学的划分，后者受到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的挑战。林教授考证论述了儒学研究中哲学与汉学的关系。
  （作者单位：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
  “朱子门人后学研究项目规划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柱才
  2013年4月24日至26日，由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朱子门人后学研究项目规划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大学前湖大厦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江西等省市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会上，南昌大学副校长谢明勇教授致辞，表示南昌大学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本次学术会议对于推动朱子学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对于进一步加强南昌大学人文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都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朱杰人教授，分别做了主题讲演。
  陈来先生指出，我国朱子学研究应当有一个“朱子学研究大系”这样的学术规划系统，当前着重向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方向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宋元朱子学研究，一是明清朱子学研究。明清部分总体上放后，当前研究重点放在宋元朱子学。宋元部分可以分为几期，第一期先开展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元代作为另外一期。再细分一下，门人后学研究可以先做及门弟子的研究，从朱子及门弟子中选取约20位作为研究对象，第一批2年内先完成10部书，3至5年再完成第二批10部书。再传以下选取约15位作为研究对象，时间可以放长一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当前，朱子学研究有两个中心，一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要致力于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一是厦门大学国学院，主要从事百年朱子学精华集成研究。这两个中心各有偏重，也各有特色，但总体上属于基础性的工作。朱子学研究要开拓主战场，主战场主要在思想研究。这可以说是第三个中心，这个中心就以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作为基地。江右哲学研究中心这些年做了许多工作，江西也有不少的人才，因此不仅有可能，而且现实，可以使江右哲学研究中心成为全国朱子学研究的三个中心之一，而且是主战场所在。
  朱杰人先生指出，建立“朱子学研究大系”，开展朱子门人后学研究，这个想法是陈来老师提出来的。从改革开放以来，朱子学研究在中国内地陆续开展起来，但总体印象是较为分散。中华朱子学会成立（201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以陈来教授为首，开始有计划地开展研究。陈老师提出这个构想，是一个很好的计划。现在，以思想研究作为朱子学研究的主战场，对于朱子门人后学研究这个项目的推动有很大的意义。陈老师把这个项目的开展放在江西，也是有他的考虑，有他高瞻远瞩的思考。江西有一批学者，可以形成为全国朱子学研究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个项目怎么做，陈老师讲得很细致，但做起来还是靠个人。江右哲学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团结全国相关的学者，可以保证研究成果的高水平、高品位。从出版角度来讲，这个项目也是个很好的项目，其意义在于对朱子学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推动，其中许多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朱子学研究著作的出版作为资助的重心之一，将尽力做好有关工作，承担起这个项目成果出版的责任。
  经全体与会人员的充分讨论和酝酿，对朱子门人研究第一批研究对象做了分工，落实了研究著作的承担者。分别为：1．苏铉盛：张栻研究；2．邓庆平：朱子门人研究，黄榦研究；3．翟奎凤：蔡氏易学研究；4．田智忠：辅广研究；5．方旭东：张洽研究；6．徐公喜、周茶仙：陈文蔚研究；7．杨柱才：陈淳研究，陈埴研究；8．朱人求：真德秀研究，魏了翁研究；9．许家星：朱子“四书”学研究，饶鲁研究；10．杨泽：胡炳文研究。
  南昌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宋三平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了讲话，哲学系及国学研究院部分同学旁听了会议。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经典与教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许家星
  由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上饶师范学院朱子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经典与教化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0月26日至28日在南昌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多所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出版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经典与教化”这一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讨论。
  与会专家对儒家经典的重要论题、当下热点做出了新的诠释，尤以“四书”为中心，《论语》又是其中的重点。有学者就《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提出新解，指出旧注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体现了推崇“德教”、反对暴政的思想，主张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显示出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论语》“亲亲互隐”章为近来学界反复论辩之话题，学者对此提出了新解，指出必须“回到”孔子与叶公对话的情景与状态之中去理解该话题，不能把儒家伦理归结为所谓“血缘亲情伦理”，不能简单地将之西方道德理性主义化，孔子的伦理原则，乃是一种追求与讲究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适中调和的道德“中庸”主义。《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的注解，历来解释不一，近来更是多有新解，有学者从朱熹的注解出发，提出朱子认为学的内容“本无定指”，以明善复性为其宗旨，朋自远来之乐非切磋取益之乐而是教化同道之乐，朱子本章之解奠定了其“四书”诠释的整体基调。学者同样就宋明理学重点诠释的《大学》、《孟子》做出阐释，认为《大学》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层次性模式，是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结合。学者一方面重新审察了孟子对“生之谓性”的批评，认为孟子反对的是告子对“生之谓性”的抽象理解，而非从原则上反对“生之谓性”，“生之谓性”原则与“仁义内在”的人性内容实相一致；一方面考察了近人梁启超的《孟子》诠释，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思想。
  学者还围绕经典文本，就儒学经典命题展开了广泛讨论，涉及先秦天命观，儒家“困境智慧”，元代尊孔和程颢、张载、张栻、王阳明等理学大家的思想。学者提出儒家天命观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决定了儒家哲学思想内在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特质。儒家同样有着丰富的“困境智慧”，它和忧患意识一道成为我们精神传统的宝贵资源。儒家思想历来受到尊崇，在少数民族入主时代亦不例外，通过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即可考察元代尊孔的情况。理学思想是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本次会议对此亦多有讨论。学者提出明道“敬”论多是围绕《易传》、《孟子》、《中庸》、《论语》与《西铭》等相关命题的综合解读展开，作为程颢学术同道的张载理学虽不以“心”标宗，但却包含着丰富的心学思想，其内容主要由心论与知论两部分构成。作为周程思想的间接传人，张栻对周敦颐《太极图说》进行了详尽阐发，体现了张栻自身的太极体性论思想。王阳明作为心学的代表，《传习录》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备受关注，学者对此提出新解，倡导从本体与工夫一致视角来谈论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合一说再现了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性，与心即理、良知、致良知相互贯通。清代理学承明代而来，理学大家陆陇其的政治伦理思想即显示了清代理学的特色。
  本次会议具有宽广的国际比较视野。学者就中韩思想家对儒家经典的不同诠释展开论述。分析了朱熹、丁若镛对《论语》“忠恕一贯”章诠释特色的异同，指出丁若镛反对朱熹的忠体恕用说，认为忠恕本是恕，朱熹的解释反映了严格的道德要求，而丁若镛的解释则是比较平实。讨论了朱子杰出后学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心法学的关系，认为《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心性之学影响至深。
  佛、道经典与儒家经典一样，对中华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对道家、佛家经典提出了新的阐释。学者提出，作为道家思想创始人的老子，他的“道”与“德”密不可分，道的基本含义是“自然”，“德”的基本含义是“无为”。道是德之本体，德是道之运用。法自然是为无为的哲学基础。作为老子思想继承人的庄子，其思想存在很大的诠释空间。有学者从当代西方关于动物权利论争的背景出发，重新考察了荀子批评“《庄子》蔽以天而不知人”的思想意义，扩大了古代哲学文本的诠释。庄子的思想影响深刻，明末杰出思想家方以智即通过对道家经典《庄子》的阐释、利用和改造，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特质，主张释、道、儒三教合一。《太极图》的儒道之争乃聚讼纷纭之公案。学者不畏艰难，对此问题做出了新的讨论，认为周敦颐虽然对“太极图”做过符合儒家价值理想的改造，但仍不能轻易否认陈抟、穆修、周敦颐对《太极图》的传承。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指出据《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三五至精”思想关系之重新考察，《太极图》的第三部分对五行思想的表述有着一定的原创性。据此《太极图》很可能出自周敦颐本人之手，其与道教思想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佛教思想的探索离不开对佛教元典的认识，有学者就《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这一经典的基本内容及其佛学思想进行考察，指出该经的核心是“仁王”以“般若精神”治国理政，具有“仁王护教”的理念。佛教思想在晚明与儒学的互动是思想界所深切关注的，学者探讨了明代高僧蕅益智旭对儒家经典《周易》的佛学化诠释，指出其蕴含着晚明佛教在复兴中与儒家相接近的主动态度。
  历代学人在经典注释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注经特色和理论，值得今人予以审视和反思，学者就经典诠释的相关理论做出了探索。他们提出，从儒学的诠释形态出发，存在经学化的儒学和哲学化的儒学两种诠释形态，二者存在会通的可能性，经学的复兴只能是现代化的而非传统的。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则应注意经、经学和经典之间的关系，经是思想系统内自然的选择和众人的公认，经典为具体知识系统中具有典范性、奠基性、原创性和权威性的文本著述，经学则是对经典的研读、诠释。若从观念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又应注意在经典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寻得其根据，应从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变迁中获得动力。反思以往的经典诠释成就是很有意义的。学者探究了宋儒经典诠释对价值与事实关系的处理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对现代新儒家的经典阐释做出了总结，揭示了方东美和唐君毅的经典诠释思想，指出方东美对朱熹的诠释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以唐君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学存在宗教化诠释的倾向。此外，学者还提出了自身对经典诠释的理解，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方式具有中道、圆融、不二、双运的特色。
  教化思想的探讨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主题，主要围绕着先秦经典文本的讨论展开。学者对教化理论有着概括性的分析，指出教化是主义、思想、学说一类的东西在社会上传播、推广之后所得到的信从或信仰，儒家教化存在上贯与下贯路线，具有与宗教教化不同的旨趣。具体而言，儒家教化具有榜样的形式，有着特定的组成部分及特点，儒家教化核心是礼乐，故学者探究了先秦儒家乐教传统的形成及其成人、成德的教化意义。教化的目的是成就君子人格，需要分析儒家的君子人格的特色及其在教化中的作用。儒家的教化必须依赖于经典展开，有学者讨论了《周易·象传》的教化思想，认为象传是对《周易》卦象和爻辞所做的解释，是一部圣人教化之书。古代思想家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教化思想。荀子即体现了道德理性主义进路的教化特色。明代理学家胡居仁的教化思想则以义利、举贤良思想为中心，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则以性命良知之学为其教化特色。
  总之，本次会议在经典论题、理论、方法及教化思想的阐发上多有创获，有助于推进经典诠释和教化思想的研究，提升江西学术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林隐《四书章图》与朝鲜儒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邓庆平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由韩国东洋哲学会、高丽大学哲学研究所、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林隐《四书章图》与朝鲜儒学国际研讨会”于2013年6月21日在韩国高丽大学召开。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与韩国多所大学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韩国东洋哲学会会长兼高丽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李承焕教授致欢迎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杨柱才教授代表中方学者致贺词。习细平博士担任了第一场会议的主持人。
  程复心（号林隐）《四书章图》在理学史和中韩学术交流史上有着较独特的地位，中韩两国学者主要围绕新近于日本发现的元本《四书章图》一书对程复心的学术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尤其是对韩国儒学发展的影响，展开深入讨论。杨柱才教授详细考察了程复心的学术渊源、《四书章图隐括总要》的基本结构，并对理气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江右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江西师范大学邓庆平博士主要关注《四书章图》对《大学》的图解，并将其与李退溪《圣学十图》的《大学图》进行比较；习细平博士则围绕万松行秀、耶律楚材、丘处机详细讨论了元朝初期的儒释道三教关系。韩国学者普遍关注程复心对朝鲜儒学的影响。高丽大学李承焕教授细致考察了程复心《四书章图》对朝鲜儒学的重要影响。韩国同德女子大学朱光镐教授集中于太极观上将程复心与李退溪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研究。高丽大学田柄郁教授细致讨论了程复心的心性说，并与李退溪的《圣学十图》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人文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张芳霖教授应邀参加会议，韩国东洋哲学会前会长李光虎教授、韩国思想史学会会长洪元植教授与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同德女子大学、启明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学者与研究生旁听了会议，并参与了学术讨论。
  本次会议主题集中，中韩两国学者分工合作，对于程复心及其《四书章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增强了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与韩国学者的相互交往与友谊。中韩双方学者一致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共同推动东亚儒学学术研究的发展。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