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研究
  潘牧天（上海师范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徐时仪教授）
  《朱子语类》是宋代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弟子讲学问答的实录，集中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且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概貌。《朱子语类》的编撰主要参考了“五录”、“三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即是其中最早的《池录》（以下简称《池录》），亦是最早的朱子语录编本之一。值得庆幸的是，《池录》现存宋刻本七卷，明抄本十一卷，不计重复共有十四卷，27万余字，亟待深入研究。经校勘，宋本《池录》确是一部精审的古籍，几乎未发现错讹。宋本《池录》作为难得存留至今的宋椠孤本，兼具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历史代表性，堪称善本，极具研究价值。
  全文基于对《池录》与《朱子语类》全面校勘的基础上，通过《池录》对《朱子语类》进行版本与语言的考探。全文共分五章。
  绪论中介绍了朱子《语录》与《语类》的成书概况，总结了20世纪以来前贤对《池录》的研究状况、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全文的研究方法及意义。
  第一章详细描述了宋、明《池录》残本的概貌和《池录》的避讳，考探其以时间为序的编排方式，并指出其缺版、错版等。
  第二章仔细比勘宋、明《池录》，通过两本共有的卷目中的注文排列的规律，断定明《池录》所抄母本即是今存宋《池录》，并举例说明两种《池录》之间的不同。
  第三章在《池录》、徽州本、成化本系统《朱子语类》各本校勘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徽州本《朱子语类》（《蜀类》）采用的《池录》即今残存之《池录》，从略去《池录》条目，对《池录》中“同闻异录”的整合、拆分或合并《池录》条目等几个方面分析黄士毅、黎靖德《语类》对《池录》的利用，并考探黄、黎二本之间的继承及发展关系。
  第四章举例考释了《朱子语类》中的一些版本异文词汇、口语词、名物词、方言词，并尝试从词义类聚的角度对“烂”类词进行分析考探。
  第五章从文献学、语言学、辞书学、朱子学等方面总结《池录》研究的意义。
  附录中列举了部分《池录》、徽州本、成化本中出现的用字差异；并附上《朱子语类》词表与《池录》卷第三十八校勘样稿。
  灵魂与心性——柏拉图与朱熹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张家海（长沙理工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戴素芳教授）
  柏拉图的思想主要由理念论、灵魂论和政治伦理学说三部分构成，朱子的思想主要由天理论、心性论和格物致知的道德修养论三部分构成，而灵魂和心同样是贯穿他们各部分理论的枢纽，也是他们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朱熹的天理论都在本体论的高度决定了他们伦理思想的基本形态，理念与天理的差异也决定了他们伦理思想的差异。理念和天理皆为超越的本体论概念，它们的不同在于理念作为本体是落脚于存在物背后的存在之上的，天理则是落脚于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之上。所以理念是类概念，天理是规律；理念是多样的、有着相互并列的关系，多样的理念既相互联系又保有自身的独立性，天理是整体性的、单一的、统摄存在物的。因此，人作为一种存在物在理念论的框架中就保有了自身的独立性，而在天理论的框架中，人的独立性则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涵盖、消解，这决定了柏拉图与朱熹伦理思想的根本差异。
  在柏拉图那里灵魂和理念有着同样的品质，灵魂在进入肉体前曾在理念的世界观照过所有的理念，所以灵魂是先天有知的，在进入肉体后受肉体影响而遗忘了曾经获得的知识，人的任务就在于复明被遗忘的知识而摆脱无知的状态，这样人才能走向幸福和道德。在朱熹那里天理和性都是超越的概念，性即是理，人心由性进入肉体后才得以生成，性内含于心中，性使得天理与人心直接贯通，因此心具万理、人性本善，只是受肉体影响才有恶的一面。又因为天理的主要内容就是伦理纲常，所以格物致知的休养论就是反观本心，反观本心的目的就在于遵守纲常。灵魂与心的结构基本雷同，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构成，心亦有性情欲之三分，并且柏拉图与朱熹都主张由理性来主宰欲望；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将灵魂的结构与城邦国家的结构统一起来，而这种统一实际上体现了柏拉图对人类生活进行制度性安排的思想。
  柏拉图伦理思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好的生活和幸福，幸福是和求知相统一的，所以他的伦理思想是理性主义的目的论；朱熹伦理思想的纲领是存天理、灭人欲，是通过维护伦理纲常来成就道德人格，他的伦理思想是理性主义的义务论。柏拉图的思想体现了个体的自我完善，在朱熹那里，个体之修身养性成就的却是集体之性。这是由他们各自哲学的根本思想所决定的。
  《延平答问》研究
  胡泉雨（南昌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杨柱才教授）
  《延平答问》（初为一卷）是朱熹编辑的他与老师李侗之间论学的问答，时间自绍兴丁丑年（1157）六月至隆兴元年（1163）癸未止。自南宋至今，已经有许多版本的刻本。另从《延平答问》所录来看，可以了解李侗、朱子对一些儒家经典及理学概念和范畴的解释，了解李侗和朱熹早年的思想状况。《延平答问》作为理学经典，在版本学和哲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全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引论，首先分析了《延平答问》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指出《延平答问》一书与李侗、朱熹二人有着直接关系，《延平答问》还勾勒出朱子与李延平之间师生关系的某些基本情形。
  第二章探讨《延平答问》的版本与结构，自朱子亲自编辑《延平答问》至今，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又留下许多的刻本，而且每次的校刊印刻多会增加或删去某些内容。内容则包括理学、经学、时事等方面。
  第三章为《延平答问》所涉经典及经典诠释，阐述了《论语》、《孟子》、《中庸》、《春秋》、《太极图说》经典及其诠释。从整个《延平答问》来看，延平先生对经典的理解诠释，注重以“体认”的方式去理解、体悟“圣贤言语”。强调要于“浑然一体”处、“一贯”处体会天理，注重“于日用间下工夫”、“于事上下工夫”。而朱熹此时对经典的理解诠释，从《延平答问》的问目看，既有对经典字义的训释和对经典的义理辨析，也有对诸家经典解释的质疑，但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对经典的考据和训诂上面。其将两种经典诠释方法并重是后来的事情。其次，朱熹在解释经典时广泛吸取众家解之所长，但又体现出了尊崇二程一派之说的气象。由此可以知道，朱熹此时在李侗教诲之下形成对待儒家经典的一个路向，而且就是这个路向对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四章分析了《延平答问》的思想内涵。李延平的学术思想大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静中体验、大本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冰解冻释、洒然自得”，“知其理一、重在分殊”。《延平答问》一书，是体现朱子早年思想前后演变历程的重要著述之一。其中比较清晰地体现出朱熹青年时期（特别是从学延平期间）的思想状况，如“理一分殊”、“体验未发”、“洒落气象”、“静坐与存养”等等。这四点并非朱子早年思想的全部，也不是《延平答问》中所体现出的思想之全部，而只是其思想前后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朱熹“持敬”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蔡世晶（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马永庆教授）
  “持敬”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在朱熹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全文以朱熹的“持敬”伦理思想为切入点，探讨了朱熹“持敬”思想产生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朱熹“持敬”思想的内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和其历史局限性，最后落脚到朱熹“持敬”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首先分析了朱熹“持敬”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朱熹“持敬”伦理思想是在南宋王朝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时产生的。朱熹认识到要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作为统治阶级就必须使全社会都去除“私欲”以“正心”，只有这样才能“治国、平天下”。朱熹力图用“持敬”的道德修养方法使人们革除内心的私欲，以修复被破坏的传统道德。朱熹“持敬”伦理思想深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朱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持敬”伦理思想的内涵做了进一步挖掘。他认为“持敬”主要表现在外表整齐肃穆，内在“主一无适”。除此之外，“持敬”还要“常惺惺”让人们时常提醒自己，使自己的内心保持谨慎、恭敬的状态。同时，“敬”与“畏”也是分不开的，“持敬”要人们对内在的“天理”心存畏惧，不敢违反。朱熹认为，“持敬”是人们穷得“天理”的唯一的途径，“持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至真至纯的“天理”。
  朱熹的“持敬”伦理思想有其巨大的历史价值。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持敬”伦理思想和“理气”学说以及“知行”学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之境，还是去进行道德实践，最根本的都是要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朱熹“持敬”伦理思想对其弟子及其后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淳、真德秀、吴澄、黄直卿、王阳明等人都在继承朱熹“持敬”伦理的思想上使之进一步发展。随着朱熹哲学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家，其“持敬”思想影响也更为深远。给当时各国的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朱熹“持敬”伦理思想无疑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将封建道德无限夸大，并让人们无条件服从，这些都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和首创精神。
  对朱熹“持敬”伦理思想历史价值以及局限性的分析，能够使我们进一步发掘朱熹“持敬”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并积极借鉴，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对于朱熹“持敬”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可以从社会和个人两个维度来考虑。其一，朱熹“持敬”伦理思想对当前中国社会伦理建设有借鉴价值。它能够优化社会的价值取向，对社会的道德教育具有借鉴作用。其二，朱熹“持敬”伦理思想对当前个人道德修养的启示有：它能够加强道德主体的自省、自律，能够提高人们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儒家的中庸思想演进
  ——以《中庸》、李翱、朱熹为中心的考察
  郑男（上海师范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陈卫平、郭美华）
  “中庸”是儒家重要的思想之一，最早由孔子提出，《论语·雍也》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孔子把中庸提到了“至德”的高度，中庸之道在孔子那里是一种最高的德行，在这之后，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断研究、充实和总结，中庸思想成为儒家道德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成为儒家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文导言部分首先从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和中庸是儒家最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两个方面阐述中庸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接下来对“中庸”的基本含义进行了解释，这里主要以郑玄、程颐、朱熹为代表进行诠释。最后以《中庸》、李翱、朱熹为中心来考察中庸思想演进的意义，阐述以此三者为线索的原因。正文部分首先全面阐述孔子的中庸思想，并将其概括为治国的原则和理想，《中庸》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将中庸思想做了提升，而这种提升可以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其次阐述李翱的中庸思想。汉唐的中庸思想是侧重于宇宙论的，即讲阴阳和合，李翱则是中庸思想从汉唐宇宙论到心性论转折的关键人物。文章通过论述李翱对《中庸》及韩愈心性论思想的继承进而阐述李翱的中庸思想。最后论述朱熹的中庸思想，朱熹通过诠释儒家经典，阐释义理，将中庸提到天理的高度，中庸思想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文的重点是通过探讨孔子的中庸思想为起点，进而选取在历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庸》、李翱、朱熹三者来进行着重分析，从而较为清晰地阐明了中庸思想的演进过程。
  探讨朱熹的思维模式
  ——以《朱熹的思维世界》为蓝本
  赖妤宜（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2013年，指导教师：杜保瑞教授）
  论文研究重在反思当代朱熹研究的方法论，并采取不同于当代西方哲学典范下的研究趋势作为另类思考方向，此方向将研究视角切换成宏观的、思想史的角度看待朱熹的思想，以田浩教授研究南宋道学文化史著作——《朱熹的思维世界》为蓝本进行论述。
  全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当代朱熹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具体包括朱熹思想中的三个主题：仁说、中和说、理气。其论述内容有三个方面：首先回归朱熹的思维文字，讨论朱熹文字的意旨；接下来进一步反思当代朱熹研究以西方理论范畴为视角所可能导致的困难；最后面对这样的问题提出新的思考方向。
  透过讨论朱熹的文本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以思想史的角度反省，一切讨论的背后因素可印证田浩教授提出的朱熹与道学人士互动有着政治角力的倾向。回归朱熹写作的环境和目的，重点是不能忽视朱熹的讨论背后有政治上的目的，以致当代研究朱熹的思想无法单纯地视朱熹思想就只是一般性的学术知识讨论，而朱熹思想与个人成就导向结合的倾向也可说是历史文化的缩影。
  全篇研究希望达成的目标是发现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这样也许可补足当代朱熹哲学研究所欠缺的部分，即中国哲学研究结合文化反思的视角研究朱子哲学。未来的展望上希望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去芜存菁，消弭当代中国哲学借由反思文化背景即可避免的思想冲突，呈现更清晰的中国哲学风貌。
  从朱熹的心性论论其“中和”理论
  苏昊（辅仁大学哲学系2013年，指导教师：傅玲玲教授）
  朱熹是宋代大儒，其“中和”理论，亦被诸多学者关注，且亦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该论文的尝试，乃是从朱熹的心性理论入手，换言之，论文对朱熹心性理论当中的各种概念加以详细分析，让这些概念成为人们理解朱熹“中和”理论的一把钥匙。
  论文在第二章，依次分析朱熹的“性”、“心”与“情”的概念，分析出“四端”与“七情”在根源上之差异，而以此根源上之差异，进而在第三章讨论朱熹“中和”新说之理论，并考虑到“情”在理论上的位置以及“情”之发用有善与不善、中节与不中节的问题；另外第二章中阐述了朱熹“心统性情”理论，在第三章讨论朱熹“中和新说”的心性理论时将阐述该理论当中所蕴含的修养工夫理论。而这工夫理论，便是要从根本上对治一切不善的可能，关于此，又与朱熹心性理论当中“未发”、“已发”这对概念如何安排有相当大的关系，全文详尽地分析了朱熹如何在“中和新说”当中将心性理论与工夫修养理论紧密地组织在一起。而关于朱熹工夫理论的具体内容：“主敬涵养”和“穷理致知”，在第三章进行了详细讨论。
  结论部分，论文肯定朱熹所论之“心”乃统摄“性”与“情”、“动”与“静”、“体”与“用”；由“未发”之“中”导致“已发”之“和”便是在后天的渐修工夫当中，借着“主敬涵养”和“穷理致知”之工夫使“心”回归到“天命之性”的本体；“心”乃实现“天命之性”的所在。但文章也否认朱熹将“心”与“理”画上等号，所谓“心”乃属于具体有形之“人”，且“心”有被形躯气禀蒙蔽的可能，为了实现由“中”导致“和”，“心”必须全然地“虚明”（而为了保住“心”之“虚明”，所以需要修养工夫），而这，也是该论文强调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