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诗经学考论
  陈才（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朱杰人教授）
  朱子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开创了《诗经》宋学，上承《诗经》汉学，下启《诗经》清学，还影响着当代《诗经》学。其《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朱子《诗经》学，在朱子学和《诗经》学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朱子在《诗经》学上的成就表现在《诗经》学理论和治《诗》实践两个方面。他发展了《诗经》学中的相关理论，如《诗序》观、《诗》乐关系、“六义”说、“淫诗”说、“二南”说、“四始”说、《诗》教理论，等等。在治《诗》实践方面，朱子撰有一部《诗集传》，以及《诗传纲领》和《诗序辨说》。故该论文正文分为上下两编，共七章。上编为朱子《诗》学观研究，主要考察朱子《诗经》学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下编为《诗集传》专题研究，主要侧重考察朱子在治《诗》实践中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朱子《诗》学观和学术史意义。
  全文大致内容如下：
  绪论，综述近30年来朱子《诗经》学的研究现状，提出论文的研究方案。
  上编分三章。第一章考察朱子在其《诗经》学形成过程中，对《诗经》汉学和“宋代《诗经》学”的继承和批评，以及自我反思。而正是这个批评和继承，以及自我反思，使得朱子能在《诗经》汉学的权威下重建《诗经》学，奠定了《诗经》宋学的基调。第二章考察朱子《诗序》观中的相关问题，并试图揭示朱子去《小序》以言《诗经》的真正目的，以及其学术影响。第三章讨论朱子《诗经》学中的三个相关问题：一是分析朱子治《诗》理念，包括治《诗》的宗旨、立场和原则三个方面；二是论证朱子《诗经》学并非学界通常所认为的“疑经”，只是怀疑汉儒的《诗经》传本和汉唐《诗经》学，而这实际上，表明朱子的主观意图是在“护经”，维护《诗经》的可靠性、神圣性与权威性；三是对朱子使用的“涵泳”、“玩味”二词加以考察，探讨其含义，并指出朱子涵泳、玩味《诗经》，并非是为了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是为了体察其中所蕴含的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
  下编分四章。第四章考察《诗集传》作为首部完整、系统地探索《诗经》韵例的专著，在分析《诗经》用韵方式和韵脚位置上取得的成就。第五章分析《诗集传》训诂的来源，探讨《诗集传》在训诂中的成就和失误，以及其对当下治《诗》的借鉴意义。这两章是语文学角度的研究，而后两章则是文献学角度的研究。第六章考察《诗集传》在文字、分章断句和篇次方面对《毛诗》文本的校勘，并揭示其中所显示出的学术意义。第七章是从文献学角度对《诗集传》的考察：一是证明八卷本《诗集传》应当成书于明初，而且很可能在1384—1417年之间。二是考察《四库总目》对《诗集传》做出的失当批评，并探析其原因，同时指出《四库总目》对《诗经》学史撰写的参考价值不宜高估。
  结语，总结全文观点。
  《家礼》源流编年辑考
  吕振宇（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朱杰人教授）
  《〈家礼〉源流编年辑考》以编年形式完整考察了朱子《家礼》产生、发展、变迁的全过程，对此过程中出现的相关著述、人物、事件进行叙评，对现存著述增加详细的版本、序目、内容提要，对一些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如《家礼》真伪，南宋《家礼》的版刻情况，元代武林应氏《家礼辨》、明代丘浚《家礼仪节》的版本源流等）做出新的分析考证，全面展现了《家礼》变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厘清了《家礼》相关典籍的存佚情况，第一次为学术界研究《家礼》提供了一本总账目。
  朱熹礼学思想渊源研究
  王云云（西北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张岂之教授）
  礼学思想是一种以对“礼”的本质及其价值的理性认识为核心，并将礼仪制度的意义以及礼学经典的价值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学说。朱熹礼学思想的形成既得益于儒家传统礼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影响，也受到宋代社会政治发展和理学兴起对礼学构思的现实影响。该文以“朱熹礼学思想渊源研究”为题，对朱熹最终形成礼、理合一的礼学新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缘由进行了专门梳理。
  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中，祭祀礼仪促进了王权政治国家的形成。西周时期随即通过包含人文道德属性的礼仪制度来规范君天子臣诸侯的社会政治秩序。但随着礼制规范意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失效，儒学思想家开始对“礼”进行学理探讨。进入汉代皇权统治社会以后，《仪礼》、《礼记》和《周礼》相继被汉代最高统治者确立为儒学经典，而汉代儒家学者也在经典与政治的互动下提出“三纲五常”作为礼治实践的核心价值体系。宋代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明确指向实际政治事务，礼经研究因而有着明确的治道取向。朱熹的礼学代表作是《家礼》和《仪礼经传通解》，二者实际上都是《仪礼》研究的新成果。其中，《家礼》是应社会之需，为士庶阶层确立通用之“礼”，而宗法思想是其主要特征。《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贯穿着朱熹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的“三礼”观，并在礼制构想上形成由家、乡、学、邦国到王朝的
  系统礼仪制度。
  宋代诸多儒学思想家对礼论的阐发，是朱熹形成礼、理合一新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在朱熹的学术生涯中，礼学研究终其一生，这也是他礼学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动力。朱熹从体用的层面全面提升儒家的礼学思想，将“天理”和“人事”作为“礼”内涵的双重规定。“礼”和“理”之间具有一致性，但“天理”是“礼”的形上根据，而“礼”则是“天理”的形下表现。因而，天道自然运行的秩序法则落实在人伦社会中，就是人伦道德实践的基本准则，实际上也就是“天理”内在于人心本性之中的仁、义、礼、智的“性理”发用是“实理”，它们正是调节人伦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所在。所以，外在人伦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持其实取决于个人内在的人性道德修养水平，因而，“敬”的涵养工夫与“知”的为学方法相结合，成为“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这一礼学精髓的入手处。在礼、理合一的礼学新思想下，“祭祀”也可以从天地之理的层次上来进行认识。
  总而言之，朱熹礼学思想的形成具有维护宋代士大夫政治以及捍卫儒家思想学说的明确主旨，而他在一生中充分吸收前人的礼学成果，才建构出一套精致而又务实的礼、理新思想，使其在中国礼学思想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朱熹“四书学”思想研究
  张伟（河北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李振纲教授）
  对朱熹“四书”学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吸收现有“四书”学理论成果，全面把握朱熹以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王道之治为核心价值的儒家修养工夫，并通过对朱熹“四书”学发展史的描述进而把握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朱熹“四书”学是以儒家典籍为文本对人的一种解读，目的在于探究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必然之故以及人之所当然之则。该文主要就朱熹“四书”学的思想方面，从儒家修养工夫论的角度，本着探寻朱熹求内圣开外王的理论目标，对朱熹“四书”学进行了笼统解读。文章大体上从朱熹“四书”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朱熹由“为己之学”向“四书”学的探索发轫与经学文本的建立，朱熹“四书”学、“内圣外王”理学工夫体系的构建以及朱熹“四书”学的传承和价值所在四个部分来把握朱熹的“四书”学思想。
  第一部分简要对朱熹“四书”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做了历史性梳理，并概括论述了内忧外患的南宋时期“明道”、“求理”思潮的兴起以及由尊“五经”到重“四书”的转变。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朱熹“四书”学的发轫与经学文本的建立。首先，论述了朱熹在三先生理学指引下，求“为己之学”的展开进路以及如何在求“为己之学”的追求下开启对“成圣”之旅的探索。其次，朱熹对“四书”及其单经的注解经历了勘定再修改，修改再勘定的反复过程，《论语要义》、《孟子集解》、《论孟集注》、《中庸集说》、《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等“四书”著述不断问世。这是朱熹“四书”学成长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历程。第三部分朱熹“四书”学内圣外王的理学工夫体系的构建是全文核心部分，主要分为四章论述，在文中占第四、五、六、七章。其中第四、五、六章分别以重“格物致知”的工夫次第，《中庸》“中和”工夫的本体之说，《论》、《孟》下学上达的“成圣”工夫来论述朱熹“内圣”追求下的修养工夫，第七章则重点阐述朱熹“外王”格局下的王道之治、内圣追求下“絜矩”之道的政治哲学。最后一部分针对朱熹“四书”学的学术传承和历史价值做了一个简要评述。
  朱熹“四书”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了“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与超越性“天”或“天道”的内在关系，以及何以能和如何能通过道德修养和内心体认通达终极之境。朱熹“四书”学的意义在于它以更为彻底的理性主义精神，建立了一个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础的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独特信仰形态，完成了宋代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但是不得不说，朱熹内圣外王的政治观具有一定的历史负面效果，而且在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桎梏的一大原因。
  从朱陆异同到朱王异同
  毕游（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年，指导教师：卢钟锋教授、陈祖武教授）
  全文以“理”、“性”、“心”、“知”四个范畴为中心，以朱陆异同和朱王异同的比较分析为重点，通过对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以及十余个朱陆后学人物有关论述的考察，对理学从朱学时代到王学时代的演进脉络进行了探讨，对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括。
  “理”的实质内容是仁、义、礼、智的道德信条。朱熹与陆九渊的“理”都具有双重性特征，既是存在于自然世界的客观之理（实然之理），又是存在于人伦世界的主观之理（应然之理）。其中，客观性是显性的，主观性则是隐性的。这一双重性是“理”范畴的内在矛盾。朱陆之间的不同在于，朱熹认为“理”首先是外在于客观世界的，因此朱学有着丰富的宇宙论，并强调对“理”的认知必须经过“格物致知”的学习过程。陆九渊虽然也承认“理”是“充塞宇宙”的客观之理，但更强调“理”是“本心固有”的，无须向外求索，因此不需要宇宙论，“格物致知”也并非获得“理”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朱学有严格的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因此“性”是连接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心”的中间范畴，发挥着道德本体的重要作用。而陆学则没有形而上的理论框架，从而也无须以“性”作为中介范畴。代之而为道德本体的，是“本心”。
  王守仁继承了朱学和陆学的思想资源，延续了元明以来合会朱陆的趋势。王学对理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强调了“理”的主观性，削弱了“理”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的双重性矛盾。他认为，“理”是“心”的主观产物。“心”的作用不仅是认知“理”，更重要的是生成“理”。与陆学类似，王学也没有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因此也不需要把“性”范畴作为“理”与“心”之间的中介。王学的道德本体是“良知”。王守仁的“知”与朱陆不同。朱陆之“知”是理性之知，因此主张知先行重；而王学之“知”则是本能之知，因而强调知行合一。王守仁否定了道德的知识性，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便是道德实践的过程，即是“致良知”。
  总之，理学从南宋后期到明朝中期的发展特点是：“理”的主观性越来越突出，“性”范畴逐渐被淡化，“心”的作用由“知理”演变为“生理”，“知”则由道德认知演变为道德本能。简言之，理学的知识性越来越弱，实践性越来越强。这便使理学从士大夫阶层走向民间成为可能。
  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
  刘玉民（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刘固盛教授）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两宋学术堪称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尤其在南宋中期，诸子学术争鸣把两宋学术推至峰顶，而推动此期学术频繁交流的重要学者就是南宋著名史学家、理学家和文学家吕祖谦。吕氏以独得“中原文献之传”之学术优势，以广大之心、践履为实之学术精神，以殚精竭虑、英年早逝之代价，为南宋学术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吕祖谦与湖湘学派之交流，既有对胡安国、胡宪、胡宏学说之继承，又有与张栻之学术交流。尤其是与张栻围绕着《知言》、《阃范》、“论语说”、“孟子说”、“仁说”、性理说”、“主敬说”、“先察识后涵养说”、“学以致用说”以及“文学”、“史学”、“礼学”、“易学”等诸方面之学术交流，使湖湘学派之性理学说日臻完善，对张栻学说体系构建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吕祖谦与朱熹之学术交流，既有影响后世学术深远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等“讲论三会”，又有大量书信之往来讨论和交流。他们的学术讲论，几乎涵盖和牵涉到了当时学术界关心的所有问题，并波及当时所有的学术派别和著名学者。吕祖谦对朱熹理学体系之完善、内容之丰富皆有赞襄之功，终使朱熹成为两宋理学集大成者。因此后人常说朱学中有吕学，吕学中亦有朱学，并习惯上对二人以“朱吕”相称。
  陆九渊是在吕祖谦的大力引荐下才得以顺利高中进士，也是在吕祖谦的引领下，使陆九渊与学术界的朱熹等人结识，朱陆之“鹅湖之会”因吕祖谦的撮合而起，终使陆氏心学与朱学、吕学鼎立于世，也使理学与心学之相互交流由此持续影响了中国学术五六百年。
  吕祖谦把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最先引进道学群体，对提高陈亮的学术威望和社会影响至为重要，后来所发生的朱熹、陈亮“王霸”大论辩，可以说是吕祖谦“桥梁效应”的直接学术果实。吕祖谦与陈亮的学术交流是很宽泛的，陈亮每著一书，每写一文，往往寄与吕祖谦进行交流。因此陈亮是继朱熹、张栻之后，吕祖谦与之学术交流最多的学者。
  吕祖谦与薛季宣、郑伯熊、陈傅良、叶适之学术交流，使永嘉学者既得奖掖之力又得培植之功，并使永嘉学派之事功学在淳熙末年得以与朱学、陆学分庭抗礼；吕祖谦与曾布、陆游、尤袤、王十朋、周必大、辛弃疾等文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文学深深烙刻“义理文学”之时代特色；吕祖谦与李焘、袁枢等史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史学以“义理史学、通鉴史学、事功史学”彰显于世。
  总之，吕祖谦以其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独具魅力的人格等在南宋学坛上纵横捭阖，与当时的各家各派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推动了南宋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并且在与南宋诸儒学术交流过程中，吕祖谦亦汲取百家之长、陶铸百家之说，使自身“吕学”体系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宏博，终成著作等身、德泽后世之一代学术宗师。
  从玄学到理学——魏晋、唐宋之间《论语》诠释史研究
  王家泠（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13年，指导教师：何泽恒教授）
  在中国“以述为作”的注疏传统中，经部典籍不仅存在着经学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蕴含有哲学思想的问题。论文之写作，是希望透过比对魏晋到唐宋之间《论语》注疏中的解经思想，梳理出从魏晋六朝到宋代理学成熟期间思想义理的发展脉络。为了更有效地呈现此一思潮转移的发展线索，论文所采取的方式是，先选择几个关键性主题为纲目，透过这几个纲目主题的讨论，逐步梳理出魏晋、唐宋间《论语》诠释史在整体思想内涵上的转变。
  全文共分五个章节，逐步分章探讨了“道”、“理”、“性”、“情”、“圣”五大《论语》诠释中的中心观念，在比对各个注疏在整体思想趋向与解经态度上的差异，尝试探求其中所反映出的时代思潮发展态势。
  朱熹门人考述及其思想研究
  ——以黄榦、陈淳及蔡氏父子为论述核心
  王奕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13年，指导教师：刘锦贤教授）
  论文的写作宗旨是透过相关资料的收集与剖析，考述朱熹门人事迹，并且阐明其义理思想，破除部分学者对其人的成见。全文主要以黄榦，陈淳与蔡元定、蔡沈父子为讨论核心，旁及詹体仁、江默、陈文蔚等人。正文所提到的其他弟子，亦会在附录中，介绍其生平事迹与思想要旨。第一章是绪论，一是说明论文之研究动机，包括衔接学术脉络的断裂、弥补前人研究成果的欠缺、破除学者对朱门后学的成见；二是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包括专著、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三是阐述论文的研究方法，包括散佚文献的收集、研究对象的确立、师生思想的对照。
  第二章以黄榦为探讨对象。主要论述其人的生平事迹及学者对其人、其书的评价，探讨他的义理思想，分为天道论、心性论、修养论、道统论。第三章以陈淳为探讨对象。论述其人的生平事迹及学者对其人、其书的评价，探讨其义理思想，分为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以及他对异端的批评。第四章以蔡元定、蔡沈父子为探讨对象。论述蔡元定的生平事迹、学者对其人的评价、蔡元定的义理思想。第五章以其余重要门人为探讨对象。一是探讨福建路的门人，包括詹体仁、江默、李宗思、郑可学、许升、杨方、王遇、廖德明；二是探讨江南东路的门人，包括陈文蔚、徐昭然、程洵、程端蒙；三是探讨福建路、江南东路以外的门人，包括刘黼、陈埴、徐彦章。第六章为结论，总述论文主要的学术成果。首先，考察相关的数据，可以发现朱门弟子的思想未必合于朱熹，不同的学术经历，往往会影响他们对义理的解读。借由朱熹门人思想的探讨，一方面能够破除学者对他们的既定印象，另一方面则能够补足学术研究方面的空缺。其次，部分学者对朱门弟子作品的考察，偏重于经学方面，实则这些门人的思想具有多面性，不应局限于单一角度的探析。论文着重探讨朱门弟子在经学之外的观点，如对道统的看法、对异端的看法、对训蒙的看法。借由师生思想的对照，能够了解门人思想演变的脉络，亦可了解朱门弟子对师说的承继与转化，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朱子学。
  理气之争？
  ——朱熹与戴震对孟子重要观念解法之比较
  曾瀚仪（东海大学哲学系2013年，指导教师：蔡家和教授）
  论文研究目的是说明朱熹与戴震对《孟子》重要观念解法之分际。研究方针为“中西之辨”与“古今之辨”，经由比较与对照的方式，分说朱熹与戴震双方如何解释传统文献。研究内容包括：《论语》、《大学》、《中庸》、《易传》与《孟子》中的重要章句。
  朱熹与戴震思想分际见于《易传·系辞》之“道器”二字解释。朱熹以“理气”论为据，“道器”等同于“理气”，“道”与“理”为“形而上者”，“阴阳五行之气”为“形而下者”，两者“不离不杂”。戴震以“名实”论为据，“道器”是“名”而不是“实”，批评朱熹将“道”字“虚名实化”为“理”，为“如有一物”，混淆“名实”关系。朱熹与戴震思想之亲近性则见于“阴阳五行”等传统观念。本文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朱熹“理气”二字；以“名实”论为基础，解释戴震“道”、“理”、“性”字；强调朱熹与戴震思想之分际与亲近性，以及双方争论的历史意义。
  论文结论：一、朱熹与戴震思想之差异并非“理”与“气”之差异，而是“理气”与“名实”之差异，故双方不是“理气之争”，而是“用名之争”。二、“阴阳五行”与“名实”等传统观念，是朱熹戴震之为“古”，当代学者对之忽视或鄙视之为“今”，其中显著的差异所在。为此，传统观念值得学者正视，并进一步发展相关研究。
  从鬼神观论朱熹哲学及其宗教向度
  郭芳如（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2013年，指导教师：杜保瑞教授）
  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厘清朱熹对于鬼神的看法，以及化解朱熹思想中，由“鬼神”而引发的哲学与宗教不一致问题。
  经由思想史的角度看，朱熹对于鬼神的看法，引发朱熹思想上无法自圆其说的质疑，甚至哲学与宗教向度间的关系产生不一致。故论文参考傅科《知识考古学》所提供的考古学方法，由思想断裂处进行研究，以发掘当中得以重整的关键问题，重建朱熹思想的一致性。
  全文以鬼神观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朱熹注疏考异之著作中《诗集传》、《周易本义》、《周易参同契考异》、《楚辞集注》和《仪礼经传通解》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探究当中的鬼神观，发现朱熹论鬼神中蕴含政治性与儒学教化的目的，因此当由此重新审视朱熹理气哲学与宗教向度间的关系。
  由朱熹论鬼神之政治与教化目的来看，朱熹论鬼神一方面是使用宗教作为理气哲学实践的媒介，运用祭祀的仪式与鬼神的信仰，推行儒学义理教化与政治策略；一方面以理气作为鬼神存在的根据，使得卜筮与所有合理的宗教活动都具有正当性，某些神话传说和民俗义的鬼神，也因合理而有存在的正当性。如此，朱熹所论理气哲学与鬼神之宗教向度，并非不一致的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的关系。
  论文论证朱熹论鬼神，并不是违背理气论，而为理气论的延伸，倘若将哲学义理视为朱熹“理”概念的延伸，鬼神宗教这些朱熹以哲学义理去加以规范的议题，则为“气”概念的延伸，那么由朱熹鬼神观来看，朱熹的哲学与宗教思想就是一个“理在气中”，理气不离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