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承贵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朱熹这里获得了全方位的诠释，朱熹赋予了“格物”与“致知”新的内涵，认为就“格物”言，接触事物应从深度、广度上把握事物之“理”；就“致知”言，推及知识应把自己所知推向所有应到之物之事。由此，“格物致知”是具有“理想性”的范畴，就是要求全面地“穷理”、全面地“普知”。朱熹观念中的“格物”与“致知”关系可以表述为：“格物”与“致知”的任务并不相同，但它们是一件事的两面，即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格物”是获得事物之“理”（知识）的过程，“致知”是将所获知识推演、应用的过程，“格物”是感性的、具体的、归纳的，“致知”是理性的、抽象的、演绎的、实践的，因而它们关系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一”。朱熹还揭示了“物”和“知”的内涵及其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格致”方法（“因物而格”、“主动去格”、“由身去格”、“渐次以格”、“格其究竟”等）。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不仅超越了他的前辈，而且推动了“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性质和旨趣上的转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