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内部操作上一直存在所谓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即主要是对经典诠释方法上存在这样的分歧：以文字考据为主与以义理体会为主。前者可以归结为分析的方法，主张以原始思想材料首先恢复经典的本来面目；后者可以归结为直观的方法，主张适当扩大诠释的意义范围与解释者的自由度。
  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正是适度结合了上述两种方法。这种结合工作的认识论背景在于卜道成对朱熹哲学研究的历史哲学基础，即将朱熹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描述性地放回整个宋代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体系之中。杨国荣在阐述哲学的功能时谈道：“要理解哲学，我们必须回到哲学的历史，去学习和阅读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著作，这种阅读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和哲学家对话的过程。”［20］卜道成理解和诠释朱熹哲学思想时，正是将朱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放回中国哲学文化整体性的体系之中加以考察。卜道成说：“在中国持续了700年之久的伦理和形上学系统，即当代儒学，与其说是孔子学说，不如说是朱熹之学。”［21］在谈到朱熹哲学思想对后世哲学的影响时，卜道成说：“朱熹及其哲学具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他的学说必将构成任何真正理解中国思想的背景。”［22］此外，卜道成还将以朱熹哲学为代表的中国宋代哲学时期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相提并论。他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中，一系列思想家出现了，他们形成了宋代新儒学。他们的著作把古典时代的思想具体化和系统化，从此该系统就支配了中国人的心灵，从贩夫走卒到博学的学者。”沃尔什在论述什么是历史哲学时强调：“‘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正是结合了义理思辨与概念分析这两种解释路径。
  希尔斯在论述“历史意识”时说：“历史意识本身没有内容，它在距今不远的过去和遥远的过去寻找内容。”［23］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化理论为方法”［24］的方法论转换，不如说正是这种超越具体思想知识之后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是一种活的方法，即一种被赋予了主体性的方法。也因此，经典诠释不再是理论形式上的事外描述，而成了一种内化了的意义自动生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