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西方学术史，尤其是在哲学史研究方法上，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以社会学方法辅助梳理哲学史思想的发展进程，这种社会学方法以在“语境”下梳理“语义”为理解的核心。这一研究方法在文特尔班、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中被运用并获得极大的成功。此处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正是西方哲学家以社会学意义上在“语境”下梳理和诠释“语义”方法的有效运用。
  （一）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整朱熹的宇宙论
  “性与天道”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探讨的核心议题。性与天道之间“惟精惟一”的关系是儒学寻求和阐述的主要条目，其关系的实质在于营建人性与天道、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连续性。其中，天道即主要是以宇宙论的形态得以表达。作为宋代新儒学内容的一部分，朱熹的宇宙论与其前辈们相比，吸收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成分，为其接下来人性论的论述做好了张本。卜道成以其“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对朱熹的宇宙论予以规整，使朱熹的宇宙论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清晰地显示。
  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整朱熹的宇宙论，指称的意义主要在于：着眼于整个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与进路，将朱熹的宇宙论合理安置为朱熹本人哲学思想的基础。在这一规整的过程中，卜道成既考察了宇宙论在朱熹本人具有系统性的学说中的位置与意义，更重要的在于，他又认真考察了朱熹的宇宙论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共性及其有进步意义的独特性。这主要体现在卜道成对每一时代中国传统哲学核心概念的确定和诠释上，尤其是将朱熹哲学与先秦儒学的概念和思想内涵做对比。如卜道成所说：“‘理’和‘仁’是两个理解中国思想的关键词，也是万物的基础。”［5］这一个规整性的工作对他所要论述的朱熹的人性论与有神论起到打开视野和奠定基调的有效作用。
  诚然，卜道成是一位汉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位有西学学术功底和思维方式的学者。他对朱熹哲学思想的解释本身就是一种中西思想的比较和交流。所以，我们可以从他客观性的理解和诠释中透视朱熹宇宙论所承载的思维形式。在谈到古代哲学对于西方文化
  的重要意义时，文特尔班说：“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古代哲学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典型意义，也就是说，起初，哲学以大无畏的勇气去探究外部世界；然而，当它在这里遭遇到阻挠的时候，它转向了内部世界，由这里视域出发，它以新的力量尝试去思考‘世界—大全’。”［6］朱熹的宇宙论正是文特尔班这里的前一个思想时期，即“以大无畏的勇气去探究外部世界”的时期。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时期是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讲的，与现实的历史年代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接下来讨论古代哲学的分期时，文特尔班将古希腊哲学分为三个思想时期：宇宙论时期、人类学时期和体系化时期。无论从整体意义上，还是单独考察朱熹哲学思想，朱熹的宇宙论、人性论与有神论在思想史意义上都对应于文特尔班上述三个思想史时期。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朱熹的宇宙论是具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义理传统，即人道帅天道意义上的良善天道的理论预设。正如卜道成所说：“理是一个伦理原则，生命的本质是道德的，它活动的秘密是道德的。总之，最终理成为神圣的，理无所不在并渗透于存在的每个个体事物之中，理是头等重要的东西。”［7］另一点是朱熹的宇宙论具有不同于希腊古代哲学思想的朴素性而具有近代哲学思辨的特征。卜道成说：“中国哲学家对理和气的观点是否与晚期西方哲学的思辨更接近呢？”在接下来的整个论述中，卜道成以朱熹对理的解释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性的回答。
  （二）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约朱熹的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中，尤其是在儒家哲学中，人性论的讨论是出于教化的诉求。这就使得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中所探讨的人性论包含着特殊的思想前提或说理论预设，即“人性论与价值观的统一”［8］。但是，作为思想成分，人性论与价值观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价值观先天地优先于人性论。可以说，人性论是价值观的一个实体性的应用领域。正如李存山所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价值观。”［9］
  朱熹的人性论继承和深化了自先秦到宋代的理论成果，其“惟精惟一”的道心人心学说作为人性论具有集大成的特征。此处所谓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约朱熹的人性论，旨在意谓卜道成从朱熹体系化的人性论中仔细分辨和梳理出它内在的“源”和“流”，批判性地分析和描述朱熹人性论文意深处的源头活水，从而真正厘清朱熹的人性论对后来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在探讨朱熹人性论的一开始，卜道成便指出宋代哲学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即“宋代哲学极为重要的命题是：性是什么？”［10］，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朱熹哲学，但朱熹哲学首先是宋学。卜道成将朱熹哲学中的人性论还原到宋代整体性的文化格局中，更有利于研究者，尤其是后学者在研究之初就有一个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从而恰当地安置人性论在朱熹哲学中的位次和旨意，从而超越哲学史而在哲学理论的最前沿做出研究者自己的发展性的贡献。卜道成本人首先就是这么做的，这一方法得到了合理运用并取得了实效。卜道成的研究成果在朱熹哲学，特别是朱熹人性论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也是因此而奠定的。
  如果说宋代之前的人性论属于天才般的论断时期的话，那么朱熹的人性论则是在实质上开了体系化时期的先河。从而，宋代哲学人性论中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作为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概念和观念能够得到分析性的陈述和综合性的理解。卜道成说：“性是存在于我们自身的，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只要不否认我们自身存在就不能否认的伦理制裁。”［11］卜道成的阐述符合朱熹既关注形而上的价值维度又关注形而下的成就维度这一体用不二的人性论主旨。陈来也说：“朱熹认为，天地间有理有气，人物的产生都是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禀受天地之理以为本性，使人之本性与天地之理有了一种直接的宇宙论的联系。”［12］此外，卜道成的研究方法中处处体现出从思想史的语境当中去思考的原则，这就避免了单就文字考证所带来的误读。徐复观在探讨人性论史的研究方法时说：“治思想史，当然要从语言训诂开始；同时即使仅就语言训诂的本身来说，也应从上下相关联的问句，与其形其声，互相参证，使能确定其意义，而不能仅靠孤立的形与声，一致流于胡猜乱测。”［13］
  最后，卜道成归结说：“性就是非物质性原则在创生中产生的个性特征。在这种原则下，作为理它是宇宙的根本要素，作为道被认为是组成了道德秩序，作为命是上帝的内在的创造意志。”［14］这种返本开新，即正本清源之后直入本质的研究方法使得卜道成所归纳出来的结论具有合理而完备的特征。
  （三）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准朱熹的有神论及其意义
  诚然不乏有神论的个别观点，但是在实质上和体系上讲，中国传统哲学缺乏有神论的传统。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先秦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早已深深植入中国思想文化之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神论没有发展为宗教，缘于其散见于各家学说中的有神论观点仅仅在于为自己的学说做理论做张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神秘意义。
  朱熹的有神论主要在于从理智和情感两个方面宣扬“仁”的教化，这是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对朱熹有神论所做出的归结。这里的返本开新主要意谓：卜道成认为朱熹从孔孟仁学和北宋五子之学中关于“仁”的理论视域中演绎和营建自己“理”的哲学体系，特别是其“有神论”学说。这个理论规准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描述，即理解之后的还原性编排和诠释。
  对于朱熹的有神论思想，卜道成主张从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来加以反观，即以其论“仁”的思想作为我们理解的前提，剥离其有神论的外壳进入朱熹真正言说的内容。这就需要研究者在研究朱熹有神论时应坚持理性分析的态度而不是神秘性的情感直观。卜道成评价朱熹道：“朱熹是名哲学家，而不是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个性中占优势的是理智而不是情感。”［15］对于朱熹有神论的意义，他以具有关键性的问题展开论述：“从有神论的角度来看，朱熹哲学中的第一因概念到底是什么？既然理是非物质的和伦理的，那么它是否具有神性？换句话说，朱熹的一元论是一神论的一种形式吗？”［16］从卜道成接下来的回答来看，他认为朱熹的有神论之“神”不是神秘性，而是一种伦理道德的神圣性。换言之，其有神论的真正意义不仅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即存在论问题，更是一个“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即价值论问题。正如杨国荣所说：“如果说，‘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那么，‘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确认价值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真实的品格。”［1刀此处有一个理解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即在具体语境中存在论问题与价值论问题需要仔细甄别其论述的重点所在。在卜道成看来，朱熹的有神论旨在通过这种理论预设来彰显其价值论的维度，即“仁”。卜道成说：“对于朱熹来说，‘仁’是最伟大的……仁是万善之源、德性之根，是遍及宇宙的道的基础。仁是上帝自身的一切属性，是一个永不凋谢的和不死的存在。仁是一切，仁在一切之中！”18］正如卜道成所分析的，朱熹有神论视域中“仁”的价值论向度，继承了儒学人文精神胜过宗教信仰的理解和诠释传统。
  对于此，方东美对朱熹思想的论述与卜道成所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他说：“仁在于永远创造并支持生命，对人而言，其在于与每个人有关的生命之实现与生命之关照。”［19］总之，卜道成以返原始儒学之本、开朱熹有神论意义之新的研究方法从朱熹有神论思想中透视其哲学思想的实质是科学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