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荣捷先生在其卓越的专题研究《欧美之朱子学》中曾认为，西方世界对朱熹思想的最早译介是稗治文（EC.Bridgeman）在1849年的摘译，此人“采取朱子全书关于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人物、鸟兽若干语，译成英文，虽仅七页，而从朱子直接材料看其思想，于焉开始。故欧美翻译朱子本人资料，以此为最早，而欧美研究朱子之专著，亦以此为最早”［3］。
  然而这一看法显然有误，因为德国学者K.F.Neumann[4]1837年就已在著名的《历史神学杂志》（ZeitschriftfürdiehistorischeTheologie）上发表了长达88页的对朱熹理气思想的德文译介成果［5］。译者对朱熹思想的整体格局有相当了解，而且私人藏有一套《御纂朱子全书》［6］。其译文系对《御纂朱子全书》第四十九卷即“理气一”的翻译，分别按“总论、太极、天地、阴阳、五行、时令”进行了完整翻译。在文本的导论部分（共32页），译者着眼于“道统传续”，首先对朱熹之前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进行了一番梳理，然后对承接道统的朱熹思想做了评价，其对朱熹思想的最终定位是：“朱熹乃是中国的亚里士多德，他的著述是他的时代与他的民族之信念与知识的集大成者。”就目前资料来看，这应是西方对朱子文本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译介成果（更早之前的耶稣会传教士如龙华民等人对中国理学思想所进行的有极大缺陷的编译成果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译者本人在导论中也指明了这一点）。
  尽管有这一失误，但陈荣捷的专题研究仍然注意到了一些德语学者对朱熹思想的译介贡献：1876年，GeorgvonderGabelentz[7］译周子《太极图说》并朱子注；1879年，WilhelmGrube[8］选译朱子关于理气若干条，翌年又从《性理精义》译周子通书与朱子注释［9］。1953年，OlafGraf[10］耗费多年心血方得完成的《近思录》德文译本面世［11］，此系该书在西方世界的第一种译本，且由于该书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故有深远意义。陈荣捷先生对此译本的评价是：“书凡三篇，共四册。第一篇为概论。第二编上下册为近思录与叶采近思录集解之翻译。第三篇为翻译之附注。在概论中详言近思录与其思想在理学上之位置。又与佛教、道教，与西方思想，尤其是斯宾诺莎相比较，实为朱子研究一大进步。”［12]Graf神父又再接再厉，于1970年出版德文研究巨著《道与仁：中国宋代一元论中的实然与应然》［13］，得到陈荣捷的好评。陈称作者为“当代西方综述朱子之最丰富者”，并评其书：“以近思录为出发点，泛论宋代理学而以朱子为中心，所论太极、理气、道、天、命、乾坤、仁、四德、中和、敬、人道、格物、心意、天地之心，评佛等等，虽乏完整，而言之成理。”此外，陈荣捷也注意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两部用德语写就的中国哲学史，分别是E.V.Zenker的《中国哲学史》［14］与AlfredForke的《近现代中国哲学史》［15］（此书视宋代哲学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起点，故研究范围是从宋代到民国），陈对后者论朱子部分的评价是：“分论理气太极、天与帝、天地阴阳、鬼神魂魄、人物与性、道、朱陆之辨，西方学者对于朱子之嘉许，范围周广。所引朱子之语，亦算精到。盖Forke之中国学问研究之造就，可比Bruce[161而实过之。”除此之外，并无多论。关于这两部德文中国哲学史，我们将在后文中予以探讨。
  陈先生的研究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对此后数十年德语世界的最新进展当然无可涉及，而且对此前一些相关研究也多有遗漏，故下文中我将尽可能地予以补充，以便为更进一步的“德语朱熹思想研究”乃至更广范围的“德语中国哲学研究”做一文献学的准备。在原典译注方面，致力于宋明理学研究的当代德国汉学家、波鸿大学教授WolfgangOmmerborn（欧阳师）重新译注了《近思录》，并于2008年出版，这是该书在德文世界的第二个译本［17］。此译本通过大量评注和阐释，试图在德语世界中树立这样一种观照：宋代新儒家的这一文献选辑乃是世界文化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本之一［18］。
  在研究著作方面：德国汉学家WilhelmSchott曾在1886年出版《对中国博学之士朱熹的评论》［19］;1985年，JuttaVisarius出版专著《朱熹形而上学研究》［20］;1987年，WolfgangOmmerborn出版专著《新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当前对朱熹及其理气论的评价》［21］，此系其在波鸿大学的博士论文；同年，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代表作《朱子学与阳明学》被MonikaUeberhoer（于佩和）教授译为德文出版［22］;1999年，Hae-sukChoi出版比较哲学领域的研究专著《斯宾诺莎与朱熹：斯宾诺莎伦理学与朱熹新儒家学说中的作为人之存在根据的绝对自然》［23］;2001年，中国台湾学者LinWei-chieh（林维杰）在法兰克福出版其博士论文《理解与道德实践：朱熹儒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之间的比较》［24］;2003年，HansvanEss（叶翰）出版研究专著《从程颐到朱熹：胡氏家族传统中的正道论》［25］，认为朱熹思想吸收了胡宏和张栻的许多思想，其思想体系中的许多内容都来自湖湘学派，但较之湖湘学派，朱熹思想有更为强大的、兼收并蓄的纯粹学术精神，也因此而得以成功。此书原系其1999年在汉堡大学提交的教授资格论文；2006年，WolfgangOmmerborn出版新作《戴震对孟子的接受与他对朱熹学派的批判》［26］，此研究分别从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两个层面予以展开；2009年，ThomasTabery博士出版了研究颜习斋哲学的专著《自身教化与世界构形：颜元的实践论哲学》［27］，此书对朱熹的理气思想做了较为详尽而深入的专题研究，颇为可观。
  在研究论文方面，德国著名翻译家FranzKuhn在其走向中国文学翻译之路前，曾在1917年发表过关于朱熹的学术论文：《中国皇帝关于朱熹的九条诫命》［28］;OlafGraf在1948年发表了比较哲学论文《朱熹与斯宾诺莎》［29］;MichaelLackner对同样的问题予以关注，发表重要论文《朱熹是黑格尔之前的“黑格尔”么？在中国和当代西方之间的理解难题》［30］;1963年，VictoriaContag发表论文《对古人朱熹的认识》［31］;MichaelFriedrich在1989年发表论文《传统与直觉：朱熹学派的渊源史》［32］；莱比锡大学教授RalfMoritz在1997年发表重要论文《概念与历史：论朱熹》［33］，由此文可清楚地看到，“理”在朱熹思想中乃是“一体化的整体性规范”。较之以上学者，在此领域用力最勤者当属WolfgangOmmerborn，他先后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朱熹学说中对人的哲学考察》、《新儒家朱熹的生平与思想》、《朱熹对孟子仁政理论的接受和这种理论的哲学根基》、《评叶翰的〈从程颐到朱熹：胡氏家族传统中的正道论〉》等［34］。
  在哲学史专著方面，德语学界除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三部中国哲学史——HeinrichHackmann的《中国哲学》［35］、E.V.Zenker的《中国哲学史》与AlfredForke的《近现代中国哲学史》——外，一直没有太大进展。但有必要提及的是，2005年去世的德国著名汉学家WolfgangBauer（鲍吾刚）曾在2001年出版了一部全新的中国哲学史专著：《中国哲学史：儒家、道家、佛教》［36］。这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哲学史著作，其中用20页篇幅探讨了朱熹哲学，从“理、人性与爱、物与心、新的经典著作、朱熹与伟大的综合”五个环节分别展开。鲍吾刚认为，北宋道学的基本特性在于对“宇宙论”（Kosmologie）的建构和对“存在”（Sein）的重新发现，但又因此出现了两极性倾向（Polarisierungstendenzen），而朱熹的功绩就在于他对此做出了一种“伟大的综合”。
  以上我们从译本、研究专著、研究论文、哲学史专著等几个层面考察了近三百年来德语学界对朱熹思想的译介研究工作的概况，对其中一些成果我们也做了简要的介绍，但为了更加深入地思考德语学界对朱熹思想的理解与接受活动，为了更加透彻地观察中国思想在异域语境中的命运，显然还有必要结合一些重要成果来加以重点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