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自16世纪以降，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学者们的翻译，中国古代典籍开始持续地输入西方，成为与“西学东渐”方向相反的另一种东西方文明的交融态势。在此进程中，德语世界的学者们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著作，而且许多译本都系中文典籍在西方世界的第一种译本，进而为西方其他语言的转译工作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有持久的翻译活动做支撑，德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兴趣一直比较浓厚，而其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也展现了一种较为丰富的状态。
  众所周知，德国学者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在莱布尼茨与黑格尔那里构成了两个极端：莱布尼茨极为推崇中国古典思想，认为它是一种更为高明的哲学；黑格尔则从其对孔子思想意义的判断出发，断言中国没有哲学。然而，这两种极端并不能借以直接断定德语学者对中国思想的基本看法，多数对此问题有所表态的德国学者大都持一种中间立场，即一方面不再像莱布尼茨那样如此推崇中国思想，另一方面也大都肯定中文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几种天生的哲学语言。后一种肯定，一方面来自德国学者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在浩漫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中国、印度、希腊这三个民族独立形成了本己的哲学思想［1］；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道德经》在德文世界的译本数量得到说明，迄今为止，《道德经》的德译本已达114种［2］。
  《道德经》在德语世界中的持久热度多少反映了一般德语读者对中国古典思想内在分层的判断和定位：先秦道家文本乃是或者说接近于真正的哲学，先秦儒家文本离哲学语境则有相当距离。然而，对于中国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宋明理学，或者更具体地说，对于朱熹思想，德语世界是如何看待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毫无疑问，哲学文本的异域语言翻译史与此思想的异域接受史有最直接的关联。因而，我们若要考察朱熹思想在德语世界中的接受史，莫若首先从德语世界对朱熹思想的译介活动入手，然后再依据一些重要文本来检讨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