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上一节详述的伊藤仁斋之思想，虽然是反朱子学的，但那是在日本的精神风土中彻底考究、实践朱子学，结果导致该理论体系之否定、解体的，在某一方面上具有作为朱子学展开之特征。然而在以往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中，较之仁斋与朱子学的上述连续性，更加强调以仁斋为代表的古学派与朱子学之断裂。即认为，在中国历代王朝及朝鲜李朝，朱子学的正统性得到科举与士大夫阶层等社会制度方面的支撑，较长时期内，在思想上社会上都未动摇，而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全面接受朱子学半个世纪左右，就出现了全面批判朱子学的古学派，由此可见日本人之特别。毋庸讳言，在这些见解中，时而混入了以朱子学为宗的亚洲诸国之“停滞”对日本的“进步性”、“开明性”这一福泽谕吉（1834—1901）以来的“脱亚”式价值观。
  本年度付梓的若干论著，要求修正这一日本人的夜郎自大式古学派观，提倡将古学派作为在同属儒教文化圈的诸地域分别开展的，接受作为普遍体系的朱子学，并按各自的精神风土而改变的诸运动的一部分来把握。首先，井上厚史的论文《儒教は“东アジア共同体”の纽带となりうるか（儒教能否成为“东亚共同体”的纽带）》（《北东アジア研究》别册2，2013年）对上述日本人以往的古学派观做了严厉的批判，并试图将古学运动作为中国、朝鲜、越南等接受朱子学的各地域发生的“巨大思想性变动”（第109页）的日本版来把握。井上厚史认为，在接受朱子学的诸地域共同提出了“对他者的认识”（同）这一问题。即在各地发生了试图超越格物致知说与《大学》新民说中见到的朱子的“不穷一草一木之理，无法理解人，这一慎重但将自他做截然区别的冷淡的他者理解”（第111页），从而使儒教返回对他者的深厚信赖、温情之运动。明代的王阳明、朝鲜李朝的李退溪，以及近世日本的伊藤仁斋，三人各自不同地探究了这一“他者认识”的问题。在黄俊杰今年出版的日译本《东亚思想交流史》（藤井伦明、水口干记译，岩波书店，2013年）的第三章《18世纪东亚儒学者之思想世界》中，也关注了接受朱子学的东亚诸地域在18世纪这一时期发生思想变动之共时性。通过这一点，可在18世纪的各地域代表性儒者，即清的戴震（1724—1777）、朝鲜的丁茶山（1762—1836），以及与仁斋并肩的古学之雄荻生徂徕（1666—1728）等人的反朱子学主张中发现一些共通点。一方面批判了朱子学中存在的将形而上学与道德结合起来的倾向，另一方面生于18世纪的他们“体神化不测之妙于人伦日用之间”（第75页），他们还认为“事物的抽象性‘本质’只能在具体的‘存在’中寻求”（第77页），从中发展出与现实本身结合的“实学精神”。
  无论井上厚史所举的阳明、退溪、仁斋等人，还是黄俊杰所举的戴震、茶山、徂徕等人，都迫使我们反省“日本古学派的独自性”这一日本人的通识。而且，井上厚史所关注的如何超越自他疏离，以及黄俊杰所指出的排除抽象性、形而上学式思维，沉浸于现实本身的态度，都如土田健次郎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朱子学作为一个周全的定论为之奠定了基础才得以可能的“思想表达方式”。可以说，本文开头提出的“对日本而言，朱子学意味着什么？”这一设问，必然会扩展为“对东亚而言，朱子学意味什么？”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