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与日本人的关系，在儒教文化圈中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特征。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各国，自19世纪后半期起，陆续开始了近代化（西欧化）进程。可以说，众多地域在此过程中，作为异于西欧近代的自身固有的思想传统而被意识、被回顾的核心思想正是朱子学（或源于宋学的新儒教）。无论是站在近代立场上抨击其落后性、压抑性，抑或相反在业已现代化的社会中，试图以某种形式来促使该传统复兴，都不出其外。然而在日本，并未将前近代思想史中形成的传统内涵与朱子学统一起来。至少近代的日本人在思考自己所依据的思想传统时，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不会是朱子学。如1900年，新渡户稻造（1862—1933）以“日本魂”（thesoulofJapan）为副标题写了《武士道》（Bushido），而铃木大拙（1870—1966）在1938年所著《禅与日本文化》（ZenandJapaneseCulture）中则从禅佛教中探究“日本文化”之本质，可见，熟谙西方思维方式与语言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向西方人述说日本人的独特性时，他们所意识到的该独特性之核心是武士道与禅佛教。时至今日，当专门研究领域外的普通日本人提到“我们的传统”时，同时意识到的内涵也不是朱子学。
  那么，朱子学是一种未对日本人的精神史传统施以本质性影响，仅涉其表层而掠过的外来思想吗？日本近世的国学者们的确如此认为。他们反复主张，他们周围的日本的朱子学者，以及朱子学式言说，只是被舶来的高迈的“理”搞得不知所措，其实与日本人的基层生活实感，与作为这些感觉之基础的日本自古以来的“道”（古道）格格不入。不过，即使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也属少数。朱子学对日本精神世界的影响其实是难以估量的，无论是用来培养武士的严格的“士人”式人格修养，还是在各自的身份与职分中形成的主体性人格、深深影响了诗歌与美术的“天人感应”感觉，直至近代也为自由民权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所继承的“志士仁人”意识等，无不如此。于是，一个问题呈现于我们面前：如果朱子学既不是“封建教学”，也不是未扎根于日本风土的外来思想，那么在日本思想史中，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设问看似简单，实则为一大难题。在2013年的日本朱子学研究成果中，仿佛回应这一难题似的，涌现出一些见解新颖的论著。究其原因，一来在日本学术界内，随着以往将朱子学定位为近世的“封建教学”的结论受到质疑，故有必要重新审视该学问之性质与意义；另一则是由于在曾将朱子学作为思想体验的各地区，分别开展的朱子学研究已经从比较各国思想史并互相交流，进步到了探究“东亚地区的朱子学”这一学术水准。下文将介绍本年度获得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