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近年来，从宏观层面整体研究朱熹经学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并不多，但亦有可圈可点之作品。2010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杨燕著的《（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专著。在杨燕看来，《朱子语类》不仅在朱熹思想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整个中国经学史上也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影响。文中，杨燕对《朱子语类》中的朱熹经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凝练。杨燕分别从《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文献基础，新典籍体系的建构，经学阐释的基本精神、路径与现实困境，“天理人欲”、“止”、“仁”等概念发微以及宗教意蕴五个方面对朱熹经学与哲学思想做了梳理和辨析，审视了《朱子语类》中关于经典体系的构建问题，考察了《朱子语类》的经学阐释理论，分析了《朱子语类》的经学修养论和天命观。作者认为，《朱子语类》将经学阐释的基本路向定位为诉求“圣人本意”，通过心理阐释、语法阐释和实践阐释三个层面，超越了传统经学从文本到文本的阐释路线。［1］
  方笑一《论朱熹经学与文章之学的关系》一文则探讨了朱熹经学与其文章之学的关系。文中指出，朱熹除了利用《尚书》的劝谕功能影响帝王外，还通过对经文的阐释，引导帝王接受自己的理学体系。另外，在记、序这两种文体的创作中，朱熹或阐发经义以提升立意，或反思学习经书的方式，或重绘经典传承的学术谱系，使其文章具备了深刻的学术内涵。［2］李丽琴《宋代经学诠释与朱熹对儒学终极关切的构建》一文指出，作为关乎儒士终极关切的经学诠释学，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存在论诠释学，而不完全是技艺论诠释学。当朱熹以“心性理”的诠释为仁义之道设定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绝对基设之时，也就完成了对理或道的本体论论证，建立起儒家仁义之道的思想信仰，最终为儒士觅见足以安身立命的自家安宅。［3］叶方石、舒拥军则以《四书章句集注》和《诗集传》为例探讨了朱熹的训诂解经方法。作者指出，朱熹继承前人并发展了因声求义、据境求义、据形索义、稽考旧注法等训诂方法；朱熹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金石证古法；而据义理通训诂法则为朱熹所独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