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者的努力下，民国的学术界俨然形成了朱子学问题的相互对话和探讨风气。当代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也不乏其人。
  （一）对“理气论”的不同解释
  理气论是朱子哲学本体论的主要内涵，也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因而，对朱子哲学的研究，往往难以避免对理气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民国学者对理气关系的探讨体现在“一元论还是二元论”以及“理气先后”问题上。柴文华对谢无量和钟泰的理气观做了比较，发现：谢无量在其著作《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朱子的“纯正哲学”（形上学、宇宙论）来自于周敦颐和程颐，是一种理气二元论。而钟泰从理气、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居敬穷理三个方面对朱熹的学说做了自己的解读。他反对谢无量把朱熹的形上学定性为理气二元论的观点。［36］谢无量是二元论者，钟泰是一元论者，谢无量和钟泰的理气观截然相反。陈代湘认为，在钱穆看来，朱子虽然理气分言，但从根本上说是理气一体浑成，而不是两体对立。朱子超越了理、气的对立，主张理气合一，无理就不会有气，无气也不会有理。［37］钱穆实际上是理气合一论者。乐爱国教授对民国朱子学关于本体论上的一元和二元之争做了专门的研究并加以分类。他认为，王国维、谢无量、黄子通、贾丰臻、常乃惪、何炳松、吴博民、蒋维乔、杨大膺、严群、谭丕模、郭毓麟、范寿康、赵纪彬、蒋伯潜、蒋祖怡等人均认为朱子哲学在本体论上是二元论。而周予同和张岱年则注意到了其二元论的一元论倾向。黎群铎、钟泰、吕思勉、陈钟凡、王治心、李石岑、孙远、李兆民、张铁君等人则坚持认为朱子哲学是一元论而非二元论。冯友兰、李相显所坚持的是逻辑在先理论，而唐君毅和张东荪则反对逻辑在先论。［38］这些研究基本上厘清了民国时期的朱子理气观，为民国朱子学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二）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
  民国时期，因为中国科学的落后，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很高，于是，朱子学研究必然涉及与科学的对话问题。乐爱国教授认为，民国学者对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朱熹的宇宙论及其对于自然的研究与科学的关系，即朱熹对于宇宙起源、演化以及万物生成等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是否具有自然科学的价值；其二，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的关系，即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是否具有科学研究方法的内涵。乐教授追溯了谢无量、吕思勉、熊十力、胡适、冯友兰、周予同、吴其昌、赵纪彬、严群、牟宗三等学者各自对此的观点，认为这是朱子学研究在面对西方科学时形成的一种学术旨趣。［39］乐教授还专门就胡适来研究“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胡适用科学方法分析朱子的格物致知，发现朱子的格物致知并不包含假设，因而不能构成真正的科学方法。［40］胡适等人对朱子学与科学关系的思考，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当前社会不可避免的话题。
  （三）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论争
  “存天理、灭人欲”一向被当作宋儒的一个信条。然而学者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并不一致。通过不同的理解方式，也必然会造成支持和反对两种声音。乐爱国教授指出，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辩护者。蔡元培批评“存天理、灭人欲”。胡适总体上对“存天理、灭人欲”持批评态度。［41］汤用彤、冯友兰等人把“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欲”解释为“私欲”，并且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范寿康、张岱年、蒋伯潜等人的支持。［42］李相显、陈钟凡、冯友兰、范寿康等人倾向于用政治哲学来理解“存天理、灭人欲”，并视之为对于统治者、君主的德性要求，而不是对于普通人的束缚。只有周谷城、赵纪彬等人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统治者束缚百姓欲望的要求。［43］
  （四）对朱熹政治思想的讨论
  乐爱国教授认为，周予同的《朱熹》、唐文治的《紫阳学术发微》、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七）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冯友兰的《朱熹哲学》、谭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四册）、李相显的《朱子哲学》等作品中，均包含了对朱熹政治思想的讨论。学者或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或从政策主张层面上，或从为政实践层面上，对朱熹政治思想做了全面的阐述。［44］
  （五）对福建理学的研究
  福建理学是以地域来命名的理学研究。乐爱国教授指出，民国时期，福建协和大学王治心、李兆民、郭毓麟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他们对北宋时期福建理学家的梳理，对宋代福建理学思想的阐述，以及对明清时期福建理学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深入的水平；开辟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的学术领域，填补了民国时期宋明理学研究的空白。［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