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大体上从辛亥革命开始算起，到新中国成立为止。朱子学在民国时期也是不可或缺的话题，民国学者大都从某种角度，对某个朱子学话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研究。目前，当代学者从很多角度对民国朱子学的学术资源进行了挖掘和分析，使得民国朱子学的研究逐渐风行，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一、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
  民国时期学人对朱子学感兴趣的不在少数，当代有些学者以该学人为中心，全面阐述他们的朱子学思想，并对他们和朱子学的各种渊源加以介绍。这些研究给我们呈现了清晰又完整的民国朱子学面貌。
  （一）白寿彝的朱子学研究
  白寿彝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对朱子学有很多独到的研究。乐爱国教授全面介绍了白寿彝对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论证、对《朱子语类》的研究、对朱熹易学的研究等内容。他认为，白寿彝对于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包括了对朱熹师承的研究以及对朱熹从政事迹和讲学事迹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力。他通过佛书之外的史料对朱熹从学于道谦做了论证，在朱熹生平事迹研究的史料上是一种突破，而且他提出研究朱熹首先要研究朱熹生平事迹，而研究朱熹生平事迹“须注意这些事实下面所隐伏的精神”，在朱熹研究的方法上也是一种创新。［1］白寿彝不仅以李侗《与罗博文书》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证明朱熹从道谦学佛，而且最早以朱熹《游密庵》说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他的这一研究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乐教授还指出，白寿彝对朱熹易学文献的考辨，对程、朱易学差异的论述，对朱熹《周易本义》与《河图》、《洛书》关系的分析，对朱熹《周易本义》基本观念的阐发，以及对朱熹易学贡献的概括，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分量。［3］同时，白寿彝对于《朱子语类》形成过程的研究及其创新，并不比后来影响很大的胡适所撰《〈朱子语类〉的历史》逊色；他对《朱子语类》不足之处的分析以及对其所做的整体改编中，还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4］刘永祥也认为，白寿彝早期的朱熹研究亦非常值得重视。他不仅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朱熹撰述进行了严密精审的考证，而且超越了单纯的考证层面，反映出通贯的历史意识和划分历史阶段的思想；不仅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而且通过全面、深入地分析第一手资料，准确把握朱熹著作的思想核心和主要特点，从而揭示出其学术价值并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同时，其考证中所贯穿着的对朱熹哲学和两宋哲学的理解，成为其后来治学中浓厚哲理和思辨色彩的学术源头。因此，白先生早年对朱熹的研究，不仅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为其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5］这些研究把白寿彝这位重视历史考辨的朱子学研究者全面地展示出来，形成了独具风格又颇有价值的学术资源。
  （二）冯友兰的朱子学研究
  学术界一直都很热衷研究冯友兰，其中自然不免对冯友兰朱子学的研究。冯友兰不但撰写过名为《朱熹》的论文，而且开创了新理学的思想体系，正是对朱子哲学的“接着讲”。冯友兰对朱子哲学的推崇卓然可见。于是，很多学者专门就冯友兰的朱子学进行研究。正如乐爱国教授所说，从民国时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对于朱子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冯友兰从理学与心学对立的角度界定朱子学，并以此梳理朱子的思想来源，研究朱子的理气论，分疏朱子的心性之别，阐释朱子的格物致知论，概述朱子的政治哲学，辨析朱子与陆王的异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创新。重要的是，他运用西方哲学概念，通过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朱子学，并在阐述朱子学的基础上，修正和发展朱子学，建构了“接着”程朱理学讲的“新理学”体系，而成为后世朱子学研究的典范。［6］程颐、朱熹与程颢之间的学术异同，是民国时期宋明理学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强调程颐与程颢的差异以及他们各自与朱、陆的密切关系，实际上也论证了朱熹与程颢的学术差异。［7］由此可以看出，冯氏《中国哲学史》（下）中的“朱熹”部分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陈代湘也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主要来源于程朱理学和西方的新实在论。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这部开创性的著作里，选取了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他新理学的理论前提。在构筑新理学体系的过程中，对朱子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选评和改造。［8］他还探讨了冯友兰的方法论与朱熹工夫论的关系。认为冯氏的方法论，包括修养方法（“求觉解”、“敬与集义”）、新理学方法（“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哲学史研究方法（“抽象继承法”）等，均受到朱熹工夫论的深刻影响。［9］他认为，在冯友兰看来，宇宙只是万有之总名，它不可能有心。心只能知众理，而不能具众理，更非本身就是理。［10］
  柴文华认为，冯友兰在他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其他著作中，系统地勾勒和阐释了自己的朱子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的大儒多是传承和发扬陆王学不同，冯友兰则是接着程朱理学讲，他的朱子学在诠释框架、哲学意味、系统性方面独具特色。［11］在“旧理学”中，“气”这个概念属于形而下，是事物的构成要素，但本身也是一种事物。“新理学”则把“气”规定为“绝对的料”，是一个不具有任何规定性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形而上概念，这就把“气”更加玄秘化了。另外，“新理学”提出了一个“大全”概念，这是“旧理学”当中所没有的，这种差别性反映的是“新理学”对“旧理学”的超越。柴文华进而指出，“新理学”与“旧理学”相比，它新就新在把旧范畴逻辑化、纯粹化、玄秘化了。他还总结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对朱子学研究的特点：第一，诠释框架不同。冯友兰运用成熟的“以西释中”的框架对朱子学进行了诠释，其中进行了不少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观念的比较。第二，哲学意味更浓。第三，阐释的比较详细和全面。冯友兰从“理”、“太极”、“气”、天地人物之生成、人物之性、道德及修养之方、政治哲学、对于佛家之评论等方面专门探讨了朱子学说。［12］柴氏的研究很全面。王秋则认为，冯友兰从四个方面对朱熹哲学的内容进行了阐释。首先，冯友兰从理气关系对朱熹的宇宙论（形上学）系统进行了阐释。包括：理与具体事物的区别，理和具体事物的关系，理、太极和万物的关系，关于气以及理气关系的论述，具体事物的气化生成过程等方面。其次，冯友兰对朱熹的心性论、道德及修养之方进行了阐释。再次，冯友兰对朱熹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冯友兰选取朱熹与陈亮关于王霸之辩的争论阐明其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最后，冯友兰对朱熹关于佛家的评论进行析论。［13］
  总之，冯友兰的朱子学研究非常全面，又很有创新。同时其“新理学”体系又是对朱子学的“接着讲”，其正的方法、负的方法等概念，正是对朱子哲学的发展。
  （三）张岱年的朱子学研究
  作为张岱年的学生，陈来在《张岱年先生的儒学观》一文中，探讨了张岱年对理学的基本态度和重要发展，以及对“理欲之辨”的肯定态度。［14］张岱年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样的开创性著作，最先以范畴为中心来追溯中国哲学的逻辑脉络和思想面貌。其中对朱熹的相关叙述，近年来也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乐爱国教授认为，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对于朱子哲学的叙述，包括对于朱子学派归属及理气论、朱子两一思想、朱子心性论的研究和朱子致知论的研究，体现了张岱年对于朱子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创新精神。［15］
  有的学者注意到张岱年对“理”这个朱子哲学概念的阐释。许抗生认为，张岱年十分重视对“理”概念的研究，在早期即有专门研究“理”思想的文章，在后期的著作中也多次对“理”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揭示了“理”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为人们准确地把握“理”概念的多重含义、更好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质创造了可能。［16］李承贵也认为，张岱年对“理”的诠释，不仅对“理”进行了分类，对诸种意谓“理”之关系进行了梳理，而且对“理”的特性进行了审定。这些探讨的学术意义，不仅表现在对“理”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上，更表现在对“理”之认识主体数量的
  扩充和素质的提升上。但是，由于唯物论原则被绝对化使用，使得张岱年对“理”内涵的诠释显得贫乏化，对“理”特性的认定显得单一化，从而使“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17］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张岱年确实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其对哲学概念的思考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另外，对于宋明理学本体论的区分，张岱年曾说：“中国哲学中本根论，共有三类型，即唯理论，唯气论，与唯心论。（所谓唯者，非谓一切惟何，乃表示最究竟者为何。）”［18］向世陵注意到了张岱年提出的气学与心学、理学并列为三系对儒学研究的深远影响。他认为，张岱年曾把宋明理学分为道学（程朱理学）、气学和心学三系。这一分系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历史传承而来的程朱、陆王两系的基础上拆分出张王（张载、王廷相、王夫之）气学一系，从而由两系变革为三系。在这之中，涉及重新认识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气学一系的独立价值、二程哲学的异同等问题。当然，他对三系说的研究是为自身提出的（理、气、性、心）四系说做铺垫的。［19］这可以看作是对张岱年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四）钱穆的朱子学研究
  钱穆对朱子学的贡献可谓巨大，其后来的巨著《朱子新学案》，对朱子学的概念分析和资料分类都非常详细。民国时期，钱穆对朱子学就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钱穆对朱子学的研究，虽然早在1931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已有所涉及，但直到1937年才真正开始。［20]1947年，钱穆发表了《朱子学术述评》，次年又发表了《周程朱子学脉论》和《朱子心学略》。乐爱国教授认为，这些著述突出了朱子对于心学的贡献，从心性论的角度把周敦颐、程颢、程颐、朱子统一起来。而这与冯友兰从理学与心学对立的角度把朱子哲学界定为理学，有着明显的不同。钱穆的朱子学研究，主要包括对朱子思想来源的梳理、对朱子心学的阐释、对朱子格物论的研究、对朱子与陆王关系的辨析、对朱子的学术贡献的讨论等诸多方面，展现了朱子的心学体系及其与陆王之间的大同小异。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对于朱子与陆王的调和，也是对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是一种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在《朱子心学略》中，钱穆较多地阐述了朱子的心学。他通过大量引述朱子所言，以证明朱子不外心言理，不外心言性。他以朱子理气论为基础，讲心性的可分、可合，并进一步讲朱子之学兼备心即理与性即理。［21］李山河认为，钱穆指出了朱子学说工夫论层面主要体现便是在于其“心学”，而且揭示出该“心学”是在与湖湘学派、江西学派之学术争辩中形成、发展与成熟起来的，既有其对湖湘学派和江西学派的批判与否定，也有其对二者的吸取和采纳。［22］看来，钱穆确实重视心的作用，并试图以心贯通朱子整个思想。
  陈代湘也认为，钱穆阐述了朱子与象山心学之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钱先生认为朱子从来没有外心言性、外心言理，而是处处强调心的主宰作用，与象山先立乎其大者的说教完全一致。同时，朱子有时也明言心即理。第二，在方法与工夫问题上，钱先生指出朱子虽然强调格物穷理、博学致知，即所谓“道问学”，但却并未忽视心的本原上的“尊德性”工夫，而是二者兼顾，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但是，陈代湘不同意钱穆的看法，而是认为，钱穆用朱子学来涵盖和抹杀象山学，在理论上难以讲通，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朱子虽也大讲心的重要和主宰作用，但始终反对把心看作最高的本体，朱子只讲心具众理，而不讲心即理。［23］他还指出，钱穆视朱子之学为完全包含象山学在内的圆密宏大之心学。这个结论虽新颖，却不能让人无疑。钱穆对朱子中和说前后曲折进行了考释。又力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非，认为朱子心学中与象山相合处不是鹅湖会后朱子折从象山。陈氏甚至认为，钱穆一味回护朱子，贬斥陆王，有些地方甚至已陷入他自己所竭力反对的门户意气之中而不自知。［24］
  （五）其他民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
  民国朱子学研究除了对以上学者的专门研究之外，对其他民国学者的朱子学也有零星的研究。比如对熊十力、谢无量、胡适、唐文治、周予同、李相显、汤用彤等人的朱子学思想，也有学者进行研究。
  对于熊十力的朱子学研究，高令印认为，熊十力以“大乘”与“小乘”比作王学与朱学。……他是以《周易》之生生、阳明之良知为前提援引西方现代之感觉论，改造程朱理学之理气、心性说，而形成一种哲学体系。［25］陈代湘却认为，熊十力一生对朱子极其尊崇，但在理气论上却反对朱子。熊十力从“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等观点出发，认为理和气不可分为二片，因而反对朱子的理气不离不杂的说法。［26］对于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乐爱国教授认为，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包括：朱子思想渊源、朱子哲学、朱子教育说和朱子门人及后学等。［27］柴文华认为，谢无量在这本书（《中国哲学史》）中从太极及理气二元论、性说、修养之工夫三个方面描述和阐释了朱熹的哲学思想。其中认为，在太极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朱熹的核心观点有两个：一是万物统一于太极，二是万物各具一太极。朱熹的性论来源于张载和程颐，是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重人性论。其修养工夫以格物致知、穷理居静为主。［28］他还对胡适的朱子学渊源进行了详尽的追溯，发现胡适曾极力为朱子的《诗集传》辩护。胡适对朱子的格物致知也非常欣赏，在他看来，朱熹的格致说，就概念和思想而言，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然而，他也指出朱熹的格致说在实践中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就目标而言，格物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握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天理”，同时也是统摄“万殊”的一理；就方法而言，强调“冥心求理”、“居敬穷理”、“静坐穷理”，即使是研究自然物，也缺乏假设、实验，所以离科学还很远。［29］乐教授还说，在胡适看来，程朱理学在历史上有“好的方面”：其一，提倡理性；其二，包含人人平等思想。与此同时，胡适又阐述了程朱理学“坏的方面”：其一，将主观臆说认作天理；其二，把人的情欲视作仇敌。［30］
  对于唐文治的朱子学研究，乐爱国教授认为，唐文治的《紫阳学术发微》内容包括朱子学术思想历程研究，朱子心性学与工夫论研究，朱子经学研究，朱子政治学研究，朱子与陆王、浙东学派关系研究，清代朱子学研究述评等诸多方面。他的研究还与当时的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朱子学研究，坚守民族气节。［31］对于周予同的朱子学研究，乐爱国认为，周予同的《朱熹》对朱熹学术思想源流及著述、朱熹哲学、朱熹经学、朱熹史学与文学、朱熹与象山浙东学派关系等诸多方面，都做了深入的研究。［32］对于李相显的朱子学研究，乐爱国教授认为，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做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33］对于吴其昌的朱子学研究，乐爱国教授认为，吴其昌从考据入手研究朱子学，对朱子著述、朱子治学方法、朱子“格物致知”及其与科学关系都做了深入的考察。［34］对于汤用彤的朱子学研究，陈林认为，汤用彤在《理学谵言》中详细阐述了朱子学和阳明学尤其是朱子学在拯救国家民族危机、提升国人精神道德方面的作用和意义。《理学谵言》反映了汤用彤对朱子学的推崇及会和朱王的倾向，并体现出汤用彤早期的文化观。［35］这些研究都极大地开发了民国朱子学研究的学术资源，同时把民国学人对朱子学的基本态度尽情地展露出来。
  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在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者的努力下，民国的学术界俨然形成了朱子学问题的相互对话和探讨风气。当代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也不乏其人。
  （一）对“理气论”的不同解释
  理气论是朱子哲学本体论的主要内涵，也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因而，对朱子哲学的研究，往往难以避免对理气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民国学者对理气关系的探讨体现在“一元论还是二元论”以及“理气先后”问题上。柴文华对谢无量和钟泰的理气观做了比较，发现：谢无量在其著作《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朱子的“纯正哲学”（形上学、宇宙论）来自于周敦颐和程颐，是一种理气二元论。而钟泰从理气、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居敬穷理三个方面对朱熹的学说做了自己的解读。他反对谢无量把朱熹的形上学定性为理气二元论的观点。［36］谢无量是二元论者，钟泰是一元论者，谢无量和钟泰的理气观截然相反。陈代湘认为，在钱穆看来，朱子虽然理气分言，但从根本上说是理气一体浑成，而不是两体对立。朱子超越了理、气的对立，主张理气合一，无理就不会有气，无气也不会有理。［37］钱穆实际上是理气合一论者。乐爱国教授对民国朱子学关于本体论上的一元和二元之争做了专门的研究并加以分类。他认为，王国维、谢无量、黄子通、贾丰臻、常乃惪、何炳松、吴博民、蒋维乔、杨大膺、严群、谭丕模、郭毓麟、范寿康、赵纪彬、蒋伯潜、蒋祖怡等人均认为朱子哲学在本体论上是二元论。而周予同和张岱年则注意到了其二元论的一元论倾向。黎群铎、钟泰、吕思勉、陈钟凡、王治心、李石岑、孙远、李兆民、张铁君等人则坚持认为朱子哲学是一元论而非二元论。冯友兰、李相显所坚持的是逻辑在先理论，而唐君毅和张东荪则反对逻辑在先论。［38］这些研究基本上厘清了民国时期的朱子理气观，为民国朱子学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二）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
  民国时期，因为中国科学的落后，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很高，于是，朱子学研究必然涉及与科学的对话问题。乐爱国教授认为，民国学者对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朱熹的宇宙论及其对于自然的研究与科学的关系，即朱熹对于宇宙起源、演化以及万物生成等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是否具有自然科学的价值；其二，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的关系，即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是否具有科学研究方法的内涵。乐教授追溯了谢无量、吕思勉、熊十力、胡适、冯友兰、周予同、吴其昌、赵纪彬、严群、牟宗三等学者各自对此的观点，认为这是朱子学研究在面对西方科学时形成的一种学术旨趣。［39］乐教授还专门就胡适来研究“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胡适用科学方法分析朱子的格物致知，发现朱子的格物致知并不包含假设，因而不能构成真正的科学方法。［40］胡适等人对朱子学与科学关系的思考，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当前社会不可避免的话题。
  （三）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论争
  “存天理、灭人欲”一向被当作宋儒的一个信条。然而学者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并不一致。通过不同的理解方式，也必然会造成支持和反对两种声音。乐爱国教授指出，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辩护者。蔡元培批评“存天理、灭人欲”。胡适总体上对“存天理、灭人欲”持批评态度。［41］汤用彤、冯友兰等人把“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欲”解释为“私欲”，并且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范寿康、张岱年、蒋伯潜等人的支持。［42］李相显、陈钟凡、冯友兰、范寿康等人倾向于用政治哲学来理解“存天理、灭人欲”，并视之为对于统治者、君主的德性要求，而不是对于普通人的束缚。只有周谷城、赵纪彬等人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统治者束缚百姓欲望的要求。［43］
  （四）对朱熹政治思想的讨论
  乐爱国教授认为，周予同的《朱熹》、唐文治的《紫阳学术发微》、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七）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冯友兰的《朱熹哲学》、谭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四册）、李相显的《朱子哲学》等作品中，均包含了对朱熹政治思想的讨论。学者或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或从政策主张层面上，或从为政实践层面上，对朱熹政治思想做了全面的阐述。［44］
  （五）对福建理学的研究
  福建理学是以地域来命名的理学研究。乐爱国教授指出，民国时期，福建协和大学王治心、李兆民、郭毓麟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他们对北宋时期福建理学家的梳理，对宋代福建理学思想的阐述，以及对明清时期福建理学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深入的水平；开辟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的学术领域，填补了民国时期宋明理学研究的空白。［45］
  结语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各种思想潮流横行，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是学者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民国学者大多都是在私塾中读着朱熹的“四书”、“五经”长大的，具有深厚的朱子学基础。然而，他们又往往到西方留学，看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思想。在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影响下，学者到底怎样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评价朱子学，这是我们长期忽略的重要问题。于是，对于朱子学研究者来说，民国朱子学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表现出从个人研究向学术现象研究的转变趋势，这也正是民国朱子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对民国学者个人思想的全面挖掘，必然走向社会普遍学术话题的讨论。然而，既然是学术探讨，就必然有争论，民国学者讨论朱子学概念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捍卫真理、不惧权威的精神让我们深深地钦佩。当代的朱子学研究，绝不应该忽视民国时期的成果。
  然而，当前的民国朱子学研究也有它的不足。首先，还有很多重要的学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还有很多民国文献有待于学者的翻阅。如贺麟、梁漱溟等著名学者的朱子学研究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其次，民国学者也往往有自己的缺陷，我们不能把每一个民国时期的前辈都假设成无所不知、不会犯错、没有偏见的学者。当前的民国朱子学研究，也不能忽略民国学者的历史局限性，不能一切都视民国为权威，而应当更加客观地看待民国朱子学的成就。再次，当前对民国朱子学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有待于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发掘朱子学更多相关问题的讨论；当前的民国朱子学研究还未太重视朱子经学的研究，朱子经学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大热潮，可是民国学者的相关专门研究还未得到足够重视。最后，民国朱子学研究与同时代东亚各国的朱子学研究尚未形成直接的对话和比较。
  总之，民国朱子学研究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前学者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问题会凸显出来，学者也会采用更多的角度来投入相关的研究。以后的朱子学研究必然会更加重视民国的成果，民国朱子学研究的问题也会给今天的朱子学研究带来更多的启发。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