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宋明新儒家中杰出代表的朱熹，其思想的形成自然与佛教、道家道教关系密切，这方面的讨论事实上由来已久，但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讨论的视角与内容有较大转变，值得关注。
  （一）朱熹思想与佛教
  关于朱熹思想与佛教关系的研究，主要论题自然还是排佛、容佛，但讨论的内容与角度有很大变化。
  1．朱熹佛教观研究。对朱熹佛教观方面的研究，李承贵具有代表性，他的著作《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中用了十余万字的篇幅讨论朱熹的佛教观。李承贵关于朱熹佛教观的讨论主要涉及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识、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对佛教性质的判断、对佛教功能的评价等方面。在讨论朱熹对佛教常识认识方面，李承贵指出，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识包括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佛教基本概念和命题、佛教建筑与制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关系等内容。［88］在讨论朱熹对佛教教义认识方面，李承贵从本体论、心性论、伦理观、义理结构等方面展示了朱熹的认识情形。在本体论认识方面，朱熹所理解的佛教本体论是“世界为幻、为空”。［89］在“心性论”认识方面，朱熹所理解的佛教“心论”是“以心观心”，实际上是“裂心为二”；所理解的佛教“性论”是“作用是性”，实际上是“以气质为性”；并因为这样的“心性论”，佛教不分是非、不事
  存养。［90］在伦理认识方面，朱熹对佛教伦理审查的结论是：在认知上是“不识天理”、在实践上是“不守伦理”、在目标上是“自私其身”、在特点上是“无缘之慈”、在后果上是“绝类止善”。［91］在义理结构认识方面，朱熹观念中的佛教“道体的特性”是“二”、佛教“伦理关怀”以绝灭为事、佛教“工夫的路径”是栖心淡泊，因而佛教与儒学不仅存在末用之异，也存在本体之别。［92］李承贵对朱熹佛教观的总体评论是，朱熹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涉及面极为广泛，有些方面不乏深刻，但他对佛教的理解具有肤浅性、对佛教的评价具有片面性，即朱熹对佛教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大面积的、严重的误读。而之所以存在误读现象，主要原因就是以儒学作为评判佛教的唯一标准。［93]
  2．朱熹反佛思想。不难看出，朱熹佛教观中具有强烈的反佛教倾向，对于朱熹反佛情形、内容及其原因，也受到学界普遍关注。杨永胜认为，朱子论佛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朱子语类·释氏》篇中，朱子早年虽然有学佛的经历，佛学对其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朱子是反佛的，其反佛的要点主要集中在：一是认为佛教之说多是世人附会老庄之学而成的，新意甚少；二是认为佛教入华以后脱离了它的本旨；三是释氏的“空”把一切都空掉了，变成了纯粹的虚无，佛言空，儒言实；四是佛教败坏了人伦纲常。［94］刘立夫指出，朱熹往往是从否定佛教的角度来阐明儒学的价值，儒佛之辨是朱熹排佛的一大特色，但要从朱熹对佛教“内在批判”的层面去看，即对朱熹关于儒佛二家的本体论、心性论、境界论、工夫论和修养论等方面的言论进行梳理，从多元性的价值立场对朱熹的儒佛之辨做出合理的评价。［95］施保国、李霞则认为，朱熹“外斥”佛教的原因，可从目的角度、本体论角度、伦理纲常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生产角度等方面去分析；而“内援”佛法的原因，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去探讨。朱熹对佛教“阳违之而阴奉之”的原因有三：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96］吴冠章、朱更生认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朱熹对佛教的态度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97]
  3．朱熹对佛教的吸收消化。朱熹思想的形成，无疑吸收、消化了佛教元素。那么，朱熹究竟吸收了哪些佛教内容？吸收的方式怎样？学界对此也有很细致全面的讨论。孙利认为，朱熹的心性哲学是在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佛老思想对朱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佛老形上本体的运思方式；其二，佛老“克己”、“主静”的心性修养方法。朱熹在吸收佛老思想的同时，又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了佛老“出世”、“无为”的态度，这使得朱熹理学又超越了佛老，成为中国社会后期文化发展的主流。［98］张俊指出，朱熹广泛吸收了佛教，尤其是佛教的理论模式，在利用佛教理路的架构上，承载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朱熹思想的本体论、心性论以及修养方法等三个层面与佛教既有差别，又吸收消化了相关内容。［99］高建立认为，朱熹尽管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001而且，朱熹不仅吸取了佛教心性论思想，还吸取了佛教的思辨理论、思维方法，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101］张慧远则通过朱熹与禅的关系，揭示了朱熹在三个方面吸取了佛教元素：即“理”的本体论与华严禅；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禅宗“渐修顿悟”的修习方式，“随事”、“日用”的境界论与禅宗的“不离日用”的解脱观。“理禅交融”导致了儒的禅化与禅的儒化。［102]
  （二）朱熹思想与道家道教
  新世纪以来，关于朱熹思想与道家道教关系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所增强，此即概述其具体讨论情形。
  1．朱子的道教经典研究。朱熹是大儒，对文化的态度是开放的，因而道家道教尽管那时被列为邪学，但他还是很关注的。钦伟刚认为，在宋代易学史和《参同契》文献演变史中，实际上是朱熹第一个提出了先天学起源于《参同契》丹学思想的论说，朱熹为了把与《参同契》旧本（如《道藏》所收无名氏注本、阴注本和郑焕校正本所见彭注本等）不合的先天学理论导入到《参同契》思想解释中去，删除和更改了《参同契》旧本的经文，作成了所谓的《参同契》定本（《参同契考异》本）。从南宋后期的《参同契》文献的基本情况来看，正是《参同契考异》的刊行，才结束了持续到南宋初期和中期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朱熹的《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是到现在为止的道教研究，一直没有充分认识和探讨过朱熹的《参同契考异》对南宋以来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和《参同契》文献演变史所产生的影响，今后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1031但田智忠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对“朱子删改《参同契》文本说”做出回应：《参同契》文本在唐代已经基本稳定，而唐宋之际阐发《参同契》的文献大量出现，导致了《参同契》与之相混同的现象；在朱子之前已有先例以“乾坤坎离”释《参同契》的“牝牡四卦”的说法，而《参同契》本身也是陈抟、邵雍“先天方位”说的思想来源之一；通过“朱子删改《参同契》文本说”的具体条目做出了分析，指出其判断多有失误；因此，不存在“朱子删改《参同契》文本”问题。［104］杨燕试图从朱熹自己的说法出发，对朱熹所认为的道教所指、道教人物关系以及他对宋代道教的评价等问题做一简单梳理。认为朱熹所指的道教包括道家，同时涉及方士方术、黄老道以及后来的张陵五斗米道等，老、庄、列、杨等先秦人物都被朱熹明确纳入道教体系，在时间上以老、杨、列、庄为序，并对老、庄思想进行了明确区分。对庄子师承问题，朱熹有保留地继承了韩愈的说法，比较含蓄地认为庄子出自儒家。朱熹对先秦道家评价颇高，但对宋代道教状况的评价却颇不乐观，而是持同情和批判的态度。［105]
  2．朱子思想的道家道教影响。朱熹对道家道教有所批评，但并不妨碍他“为我所用”。郭齐认为，朱熹学说形成过程中，道教曾产生过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朱熹广泛结交道人，直接参与道教活动；对导引之术也有所研究；潜心钻研过道家典籍，对老庄列子以来及诸经律法术撰著烂熟于胸；整理道教典籍。比如，朱熹关于道教的起源和流变、老子思想的精髓、道家修炼方法等的研究，都形成了自己的心得。再如，理气论是朱熹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而朱熹早期理气论的形成，是以他对周敦颐《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阐释——《太极解义》为主要标志的。在《太极解义》中，朱熹从本体论角度阐发理气关系，对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与气之同异诸问题做了深刻论述，对源于道家的宇宙生成模式做了更为广阔的修正和重建，其对道教思想的吸收是明显的。［106］王利民对朱熹青年时期以《黄庭内景经》为核心文本建构起道教信仰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朱熹的修持方式主要是斋戒、诵经、存思、服气，显示了高级文士的修道实践与宫廷和民间宗教行为的雅俗分野。朱熹与道教的因缘对他的诗歌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慕道山栖、离绝尘累的道门宗风使其早期诗歌表现出雅尚隐逸的世外高情，热烈的道教情感给他的诗歌染上了浪漫的色彩。总之，从《牧斋净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道教是此集中的主要宗教祈向，而佛教影响在其中只处于附庸的地位。107］苏敏、徐炳兴探讨了朱熹哲学思想的形成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第一，朱熹的哲学思想是继承和发挥周敦颐、邵雍等理学家的自然哲学思想的精华，并且吸取道教、道家思想而形成。可以说，朱熹由对《周易》的研究，进而联系到周敦颐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及邵雍的《先天图》和《先天图说》等思想，建立自己的宇宙观和阴阳五行理论，这些思想的形成都与道家、道教思想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第二，《考异》一文中反映了朱熹关注道教、道家思想的研究，其主要目的不在于修道成仙，追求长寿，而主要在于汲取道教、道家思想，构建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达到个人修养乃至关注社会治乱的境界，意在借道兴儒。［108］
  丁原明则主要从哲学层面考察了朱熹对道家道教思想的吸收。他分析说，在理本论上，朱熹借助于老子的“道”将先秦表征法则或规律的“理”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在宇宙生成论上，他的“理—气—物”，既与老子和《淮南子》的生成模式相似；在动静观上援用了老子“归根日静”思想；在修养论上，他将“收敛身心”、“以静养动”、“惩忿窒欲”等作为“持敬”的涵养工夫，表现了对道家的“主静”说和道教的“守静去欲”说的认同。朱熹援用道家、道教思想的价值，不仅使他完成了宋代理学体系的建构，并且揭示了儒学创新必须根植于文化思想的积累、震荡、融合及巧妙运用基础上，方可获得成功的发展规律。［109］赵静分析说，道家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其理论的核心是生命观念，统观朱熹的一生，早年时企慕成就仙道，中年时则孜孜矻矻地研究道家、道教典籍，又以研究邵雍、周敦颐和《易》学的思想为契机，将道家哲学中有关生命意识内容融合进自己的生命观体系中，晚年时对《阴符经》和《周易参同契》的研究，修正和论定了自己的生命观，尤其是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境界等内容，足见朱熹生命哲学受道家道教影响之深。［110］
  然而，朱熹对道家道教元素的吸收都是不打折扣地“照单全收”吗？田智忠、胡东东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以《阴符经考异》为例，对朱熹吸收道家道教元素的程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把朱子之作《阴符经考异》看作为是其“儒表道里”或者“援道入儒”的重要证据之一，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他们通过对《阴符经考异》与朱子其他著作的比较，指出至少是在《阴符经考异》中，发现朱子对《阴符经》的诠释具有较为明显的儒学特色，这一努力与朱子对《太极图》的儒家化诠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111］而孔令宏认为朱熹思想对道教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分析说，道教与中医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在道教产生之前，儒学的发展已经受到中医药的影响，这为儒学在道教产生之后接受道教的影响铺平了道路。朱熹对中医药和道教均有研究，其思想受二者影响，尤其是受道教影响比较大。正因为朱熹思想与道教思想有相通相同之处，所以，他的人格和学识得到了道教人士的推崇，其思想得到了道教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末之后道教思想的各个方面。朱熹哲学吸收了道教思想而又超越于其上并在宋末之后逐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后期道教逐步趋于衰落的原因之一。［112］
  佛教、道家道教与朱熹思想的关系究竟如何，上述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清晰的图画。关于朱熹的佛教观定义、朱熹佛教观所涉范围、朱熹佛教观特点等，都进行了说明、分析与概括，同时指出了朱熹佛教观的不足；对朱熹反对佛教的过程、内容及原因，也有较深入全面的分析；而对朱熹吸收佛教的元素、范围，以及在吸收过程中对佛教的改造等情况，也展开了讨论与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可供思考的答案。在朱熹与道家道教关系方面，学界对朱熹的道教经典研究给予的关注，有对朱熹是否删改道教经典展开的争辩，有对朱熹观念中的道教内容的寻找，有关于道家道教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影响朱熹思想的分析，有从理本论、动静观、涵养工夫等角度影响朱熹哲学形成的考察，有认为朱熹生命哲学的资源与灵感，来自道家道教。不过，也有论者对朱熹思想所受道家道教影响持谨慎态度。比如，认为朱熹吸收道家道教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朱熹思想的本色始终是儒家。再如，认为朱熹虽然吸收了道家道教元素，从而完善了自己的理学体系，但反过来又影响了道教，并加速了道教的衰落。
  进入新世纪以来，与中国学术其他领域一样，朱熹思想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其论域之广阔、论题之深入是前所未见的。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经学思想、诠释思想、与佛老思想关系等领域，都展开了具体的、创造性的探索与研究，不仅展示了朱熹思想的博大精深，呈现了学术成果的丰硕精美，演绎了学术创见的绝伦精彩，而且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因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有了这广阔的、辛勤的、专业的、创造的、关怀的朱熹思想研究实践，朱子学研究更为美好的未来一定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