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思想几乎是在诠释经典中形成的，而朱熹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必然会表达其对经典的态度、提出诠释经典的原则与方法，从而形成其丰富的诠释思想。这方面内容当然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课题。
  （一）诠释学原则的讨论
  曹海东对朱熹经典诠释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将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概括为求真性、创发性、渐进性、融通性、深透性、崇理性等六个方面。［70］蔡方鹿认为，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了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提出了以原著、原义为经典诠释的依据和以义理为坐标的经典诠释标准。［71］谢晓东指出，学界对朱子之诠释学方法多有研究，但忽视了对其诠释原则的讨论，朱子经学诠释的原则可分为四类：本义至上原则、以传注解经原则、忠实原意原则与名义界分原则；朱熹理学诠释的原则也有四类：儒家立场制约原则、怀疑原则、以义理定训诂原则、先本义后推说义原则；因而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融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72］周光庆认为，朱熹诠释“四书”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诠释原则，即诠释方法与诠释目的统一、文本诠释与社会实践统一、语言诠释与心理诠释统一、诠释效应上的个人“兴起感法”与建立理学体系统一。［73］金春峰对《中庸章句集注》的诠释思想及其方法论问题进行具体考察，认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指导思想是《中庸章句序》“十六字心传”之“道统说”，并论析了朱熹《中庸章句》的诠释方法论有如下几点：一是“随不同文本与文句的原意而作相应诠释的原则，也即力求忠实于原著的原则”；二是“字面的解释与赋予的实质内涵的区分”；三是“一般的解释与特殊场境或论域的区分”；四是“引用的解释与朱熹自己思想的区分”；五是“朱熹的诠释确亦是相互贯通的”。［74]］
  （二）诠释学方法的归纳
  张汝伦指出：“朱熹释义学的基本路径是先解字义，再解文义，最后贯通阐发得出所解之义理。”［75］刘笑敢认为，朱熹对经典的诠释，实践了“跨文本诠释”与“融贯性诠释”两种方法，正是借助这两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且，朱熹的经典诠释时刻徘徊在两种定向之间。［76］曹海东将朱熹经典解读方法概括为“以潜心玩索为主的解读法”、“以小学考释为主的解读法”、“以义理辨释为主的解读法”等三个方面。［77］李兰芝通过对朱熹诠释《周易》的考察，认为朱熹实践了四种方法：一是把经历事变、掌握义理等方面知识视为诠释《周易》的必备条件；二是要以圣人的意识形态为认识对象，从《周易》观察圣人作《周易》的用心；三是“理与象又须辞上理会”；四是人人各以其意去诠释。［78］周光庆认为，朱熹分别创建了心理学诠释方法论和语言诠释方法论：心理学诠释方法论包括四个方面：唤醒、体验、浃洽、兴起，此四点构成了朱熹心理学诠释方法论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精神；语言诠释方法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立足具体环境，打通相关语境，“剖析名义”；二是自下面做上去，自上面做下来，“逐层推捱”；三是略释文义名物，引导学者自求。［79］
  （三）诠释思想特点的判断
  张汝伦指出，朱熹的诠释思想不仅是系统的诠释学，也是一种积极的诠释学，因为他不仅主张批判的诠释，也主张诠释是一个实践过程，在这点上与哲学释义学的精神是颇为相近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并不是创建中国的释义学，而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释义学”。［80］曹海东将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特点概括为“与理学密切相关，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继承传统而开新，具有极强的创造精神”、“关注修身及治平，具有鲜明的实践倾向”等三个方面。［81］郑宗义试图从一个宏观综合的角度追问朱熹对经典诠释本身及其所牵涉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看法，认为朱子解经的基本立场是格物穷理的工夫，在诠释过程中主张追求“本意”，注重文本意义、圣人用心与天理性命的体会，其经典诠释中又具有经世致用的面向，不可谓非大有功于儒家经解传统。［82］朱汉民指出，朱熹将“实践—体验”作为其“四书”学诠释方法，与“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相比较，“实践—体验”的诠释方法具有强调诠释者的实践主体性、表达诠释者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体现主客统一的现实性等特征，故而能够更有效地化解经典文本的历史性与诠释主体的时代性、经典文本的理念性与生活实践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83］。冯达文认为，《大学》诠释存在两个路向：朱熹的诠释以形式化与知识化为入路，阳明的诠释取信仰性与践行性为路向，并由此说明诠释的有效性不应局限在这种诠释之于原文是否有所根据，应该考虑到这种诠释被接受的程度。［84］李清良、郭瑞芳则以“理解之蔽”为进路，认为朱子诠释思想与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样强调“理解之蔽”的存在是必然而非偶然，但中国古典诠释学理论认为“理解之蔽”不只是成见，朱熹坚持用“本心”来化解理解之蔽，因此强调心性修养的功夫论，是朱熹以及中国古典阐释理论与西方阐释学的本质区别。［85］彭启福将朱熹与陆九渊诠释思想加以比较，认为朱熹理解理论的视野属于知识论诠释学，而陆九渊理解理论的视野是实践论诠释学。［86］蒙培元认为朱子的哲学体系与“四书”是相互诠释的关系，并从方法的角度归纳出朱熹诠释“四书”的“重视文字诠释，揭示本来意义”、“拓展诠释空间，确立普遍原理”、“运用分析方法，建立分层理论”、“转换诠释向度，赋予新的意义”、“形上学的重建及限制”、“回到直觉体验，追求圣人境解”等六个特点。［87］
  可见，朱熹在诠释经典过程中，不仅收获了自己的思想，而且形成了较为系统、较为独特的诠释理论与方法。朱熹提出的经典诠释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财富，学界给予了极大关注与研究。对朱熹提出或实践过的诠释原则、诠释方法，以及诠释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较准确的归纳，并对朱熹诠释原则的独特性、诠释方法的多样性、诠释思想特点的复杂性等，都展开了精彩的讨论、做出了精辟的结论，所有这些，对朱熹诠释思想研究的拓展与深化，都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