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经典解释而展开的，朱熹在解释经典过程中，不仅常常表达对“经”的态度，而且展开了具体的“治经”实践，提出了诸多关于“经”的思想和观念。在过去十余年朱熹思想研究中，朱熹经学思想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疑经与治经
  朱熹在解经过程中，对经典并不是盲从的，而是持理性的态度，在他认为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他都予以存疑。关于《尚书》，王春林认为朱熹不仅疑《古文尚书》，而且也怀疑《今文尚书》，虽然他看到了古文和今文两者的差距，但并不认为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更从来没有从文本的真实性角度怀疑过古文或者今文，朱熹虽然提出了“《书》有两体”之说，但不是为了维护《古文尚书》，而是为了要求读（或解）《书》时有疑则阙，重在意达而不是字字有解。［471关于《尔雅》，周春健认为朱熹对《尔雅》所持的是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不过，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48］关于《诗序》，雷炳锋通过《诗序辨说》考察了朱熹的观点，认为在《诗序》作者问题上的判断是矛盾的：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而之所以如此，在于朱熹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49］关于《春秋》，赵伯雄指出，朱熹不敢否定《春秋》的经典地位，但反对“一字褒贬”说，反对以“例”说《春秋》，对“三传”以及历代经师的解经表示出了强烈的怀疑，而对在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程颐与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提出了批评。朱熹客观求实的态度，在当时的儒者中独树一帜，而对《春秋》经传的看法，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50］
  从朱熹疑经的态度可以看出，朱熹对“经”有着自己独立的理解，因而在解经上也表现得与众不同。陈良中指出，朱子在《尚书》训诂上矫正了传统注疏的一些错误，他对《尚书》脱简的判断和语序的调整，突破了对经典的迷信，开拓了《尚书》研究的新方向。他以理学思想阐释《尚书》词、句，赋予了这部古老经典以时代思想的新鲜血液，为实现经典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基础和思想资源。［51］罗军凤指出，朱熹视《春秋》为史，是因为反对经学家“一字褒贬”的解经法，主张从具体史实中体会《春秋》义理。同时，他将义理贯穿于《春秋》史事之中，并将义理作为史书写作的指导原则。然而，《春秋》义理本身却是不融通的，所以视《春秋》为史，出于朱熹对《春秋》义理不能融通之后无奈的选择。［52］孙显军研究了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与理解，他认为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是有保留的，而对《大戴礼记》的认识应是基于学术的直觉，具体成果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这是将《大戴礼记》融入到儒学经典体系之中，特别是礼学经典体系之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一次尝试。［53］关于《孝经》，刘增光分析说，朱熹作有《孝经刊误》与《孝经考异》，二书皆存，后者存于朱申《孝经句解》中，二书针对不同主题而作，正好互补，因而将其视为朱熹两次考订《古文孝经》的依据，是不正确的。朱熹本不打算为《孝经》作注，非如“四库”馆臣所谓“未及为之训释”。但随着朱熹理学思想影响之扩大，这又吊诡式地促使着后来学者以理学来注解和诠释《孝经》。［54］李清良对朱熹治经方式做了特别的思考，他认为朱熹反思的依据乃是人之常情，即“缘情察闻”。“缘情察闻”之所以既可能又必要，乃是因为自天地以观之则必然存在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与常识不同，它的存在并不否定认识的必要。作为反思依据，中国所谓常情与西方所谓理性并非完全不同。［55］
  （二）易学观
  《周易》是儒家基本经典之一，从而也是朱熹理学思想来源之一。那么，朱熹对《周易》究竟持什么样的主张，又做了哪些有意义的工作呢？王新春认为，朱熹站在易学史发展的高度，通过重新审视体认天人宇宙之理，研判古今《易》说，推出了极具见地的《周易》观。他虽视《周易》为卜筮之书，但绝不同于一般术士的理解，而是将其视为有画前之《易》与画后之《易》深刻内蕴的卜筮之书；他也不是为了教人单纯用《易》占筮，而是着眼于引领人们体认《易》所蕴含的人所置身其中的作为生命共同体而存在的宇宙之理，学会针对不同情势通权达变，用生命去了悟并践行基于太极之理的人生应然之道，化《易》之道为自身之道：须是以身体之。经过朱熹的辩证拨乱，《易》之学问最终落实为一种生命之学、实践之学，还《易》以本来面目。［56］郑万耕认为，朱熹以追求《周易》的本来面貌为目标，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的命题，突破了经学的传统观念，并以阴阳对待和阴阳流行概括易学中的阴阳变易学说，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以程颐体用一源说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汉唐以来易学哲学中的宇宙生成论体系，转变为本体论体系，对儒家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7］赵中国则认为，朱熹易学观是对易学总体的反思，包括易学史观、对易之结构的认识，以及对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及其关系的整体反思。易学史观包括一对核心概念：本意和言说，它们描述了易学原初状况和后世易学发展的关系；易由“理”、“象数”和“辞”三重层面构成；以易学史观和对易之存在结构的认识为前提，朱熹进一步思考并融合了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朱熹易学观为易学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8］张克宾指出，朱熹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周易》经传的考察，主张“《易》本是卜筮之书”，虽然是古调重弹，但其中又别具新思，因为朱熹此举并非止于揭示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方面认为圣人作《易》教民卜筮，乃是传授给民众一个开物成务、为善去恶的实用方法，另一方面则由卜筮之特点而进入到《易》文本的意义表达方式之中，提出“《易》是个空底物事”的精妙论断，深入发掘《易》的“象语言”之特质，并在卜筮的语境中昭示出象数与义理的原发性关系。更为深刻的是，朱熹指出作为卜筮之书《易》的终极意义来源和价值根基乃是作为宇宙本体的自然之理。［59］
  （三）“四书”学
  “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在朱熹那里被合在一起，成为《四书集注》。不过，“四书”形成及其各自在朱熹思想中的地位与价值并不同。这些都是需要分析研究的。许家星详细考证了“四书”学的形成，他认为朱子“四书”学的形成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期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存在内容差别，不可混淆前后《要义》，亦不可视壬辰《集义》在庚子《要义》后。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认为准确把握朱子“四书”学的形成，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具有基础性意义。［60］郭齐则认为，朱熹晚年曾对“四书”内部的先后次序做过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定，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学观点和道统思想。［61］唐明贵则对《论语集注》注释特点进行了讨论，认为此书在注释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以程氏之学为主，兼采时人之说；第二，承袭、增损改易汉唐古注；第三，通经以求理。《论语集注》既注重探求经文之本义，又注重义理阐发，从而将训诂学与义理学熔为一炉，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使其阐发之义理建立在对经义的解释之上，因此成为《论语》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62］
  对于“四书”的形成在儒学史、道德信仰与社会教化等方面的意义，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朱汉民对“四书”在儒家人文信仰建立中的意义给予了肯定。他分析说，朱熹的代表著作《四书集注》，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的建构。在这部里程碑式的文化巨著中，朱熹表达出了更加强烈的人文意识与浓厚的理性精神。然而，几乎在朱熹进一步强化儒学的理性化、人文化的同时，他的《四书集注》强化了儒学的信仰，从而强化了儒学的宗教功能。可以说，在朱熹的“四书”学与宋儒的思想体系中，人文观念的强化与宗教功能的强化几乎是一体的。［63］翟广顺则分析了“四书”形成的思想意义与社会意义。他指出，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64］李方泽对朱熹阐释《大学》在其理学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从文本考察和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朱熹经过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重新诠释《大学》主旨，把它从《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的文字改造为“为学次第
  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从而离经独立，自成一书，并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以“致知在格物”为主题改造和重新诠释《大学》，目的在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同时更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是出于其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这一学术创新有得有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65］
  （四）经与思想关系
  朱熹解释经典与汉儒不同，必须表达自己的思想、诉求自己的价值，这样就涉及朱熹本人的思想与其所解释经典的关系。这个问题并没有被学界忽视。霍炬认为，朱熹的诗学思想有着表面上的矛盾性，且又与同时代人的观点大异其趣。朱熹把对诗学的思考放进了他的理学框架之内，使“文”、“道”范畴具有了“理气不二”的性质，既否定了文道相妨论的局限，又避免了互用论可能带来的理论误区，并且赋予文学以坚实的道德理性基础。［66］方笑一通过对朱熹所写奏疏的研究，指出朱熹在奏疏的写作中时常引用《尚书》经文，除了利用《尚书》的劝谕功能影响帝王外，还通过对经文的阐释，引导帝王接受自己的理学体系。而且，朱熹十分注重阅读经书的主观感受与趣味，并在文章中传达、显现这种趣味，或阐发经义以提升立意，或反思学习经书的方式，或重绘经典传承的学术谱系，使其文章具备了深刻的学术内涵。这就是值得关注的朱熹经学与文章之关系。［67］殷慧则对朱熹注经的社会、政治、学术原因给予了关注，她认为朱熹《仪礼》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的社会、学术、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基于复兴儒学的伟大使命，朱熹针对王安石新学的学术影响，决心重振社会秩序，积极推行礼下庶人的礼仪运动；另一方面，反思宋代礼学研究，朱熹试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振兴《仪礼》学研究，消除《礼记》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士人学子学习《仪礼》提供指导。［68］蔡方鹿则对朱熹经学进行了总体性分析与判断，他指出，朱熹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并结合时代的发展，确立“四书”义理之学，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重训诂辨伪，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而且兼采汉宋，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69］
  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朱熹经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的，也是极为复杂的。朱熹对经典持有怀疑的态度，这是理性精神的表现；朱熹对经典都进行实事求是的考证，这是客观精神的表现；即便是朱熹怀疑的经典，他也要认真研究，并选择性吸收，这是自信、开放精神的表现；朱熹强调据事实以正误、置于史实中分析判断，是历史主义精神的表现。朱熹提出的治经方法和态度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就朱熹的易学观言，有的认为朱熹解易学为生命之学、实践之学；有的认为朱熹将易生成论发展为本体论，是对儒家哲学的发展和贡献；有的对朱熹易学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朱熹易学观包括易史、结构、象数易学、义理易学四个方面，也有的认为朱熹易学观，一方面凸显易之开物成务、为善去恶之实践，另一方面关照易之“象语言”——象数与义理二者关系，从而将《易》视为价值之源、宇宙本体。就朱熹的“四书”学言，有对“四书”学形成过程所做的具体细致的爬梳，也有对“四书”学熔义理与训诂为一炉特点的揭示；有关于“四书”思想资源对人文信仰建立积极作用的考察，也有对“四书”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揭示；有关于朱熹对《大学》的解释对朱熹理学体系建构积极作用的分析，也有对朱熹为文立说时引用经典资源的关注；有对朱熹选择、解释某部经典的社会、学术、政治原因的分析，也有对朱熹经学兼采汉宋、并取训诂与义理的肯定。无疑，上述关于朱熹经学思想研究的实践与成果，将成为朱熹经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