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基本差别之一，就是宋明儒学更具哲学性质，而宋明儒家思想最具哲学性的代表莫过于朱熹。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朱熹思想的这一特点，在继承以往的研究成果上，对朱熹哲学思想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这里的“哲学理论”，包括朱熹哲学思想研究方法的更新、朱熹哲学思想的结构、朱熹哲学思想的性质等内容的研究。
  （一）研究范式与方法
  丁为祥回顾以往朱熹哲学思想研究的进路时指出，自朱熹哲学形成以来，大体经历了三种不同的解读：从时空的维度出发，往往会以理与气之不可分割关系来说明其先后关系，这就使其哲学表现出一种宇宙生化论的规模，但对其理先气后关系却无法做出恰切的说明；从形式逻辑的视角出发，无疑会以其理先气后关系对二者的不可分割关系做出说明，这种解读虽然也可以使其哲学呈现为一种本体论建构，但又存在着无法落实的偏弊；从道德理性之超越性视角出发，虽然可以准确地把握其理先气后关系以及其本体论立场，但又会对其本体之遍在性形成一定的偏取。直至目前，这三种不同的解读视角代表着人们研究朱子哲学的三种不同进路。［1］由于不满足于“两军对战、命题范畴、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之“板块结构式”研究，丁为祥既而强调朱熹哲学研究方式转型的必要性：理所当然地走向其始源性的形成，走向对朱子哲学的发生学研究，即朱子的哲学视野、思想体系包括其绵长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究竟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的？在这一背景下，朱子的学术性格、其所继承的思想谱系以及其一生的理论切磋和论战、其对经典的诠释与阐发等等，也都面临着重新解读的需要。所有这些，构成了重新进入朱子世界的基本前提。［2］而乔清举主张用冯友兰境界论研究朱熹思想。他指出，以往学界关于朱子哲学研究的范式采用的主要是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比较重视朱熹的格物说，且把它作为主客体的认识关系问题，忽视了朱子哲学的中国特点。而要打破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必须运用冯友兰的境界论思想来研究朱子哲学。朱熹关于道体流行、仁、孔颜乐处的论述，以及人在功夫纯熟后达到的心纯是理、发即中节的超自律道德思想，都是天地境界的内容。天地境界在朱子哲学中是人与自然的审美性统一，显示了朱子哲学高超的一面。［3］
  （二）哲学思想结构
  有了思维方式、研究视角上的追求，自然影响到对朱熹思想结构的重新思考。由体用关系去把握朱熹哲学思想结构就是较为普遍的思考方式。李振纲指出，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认为其是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辨）贯彻落实。所谓“主体论”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而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4］蒙培元着眼于“理”、“气”内涵及其关系的分析，以呈现朱熹哲学思想的结构。他认为朱熹从两个层面论述了“理”、“气”关系：一是从观念论上论述其“不杂”，只具有逻辑认识的意义；一是从存在论上论述其“不离”，是一种“本质即存在，存在即本质”的思考模式，两者在物中得到了统一。理气先后之说，则是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得出的“本体论承诺”，通过观念上的区分，建立宇宙本体论的先天预设，即以理为“生物之本”。“生”是气之生，而理是其所以然之本。但逻辑上的在先不是存在上的在先。体用关系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但不是西方式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而是存在本体与其功能、作用的关系，本体以功能为其存在方式，无功能则无本体。这一学说的重要性在于，承认人类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两个分裂的世界。［5］
  通过朱熹对《太极图》的态度和解释把握朱熹哲学思想结构是另一种讨论方式。杨立华指出，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确立的本体论架构是其中岁定法，自44岁撰成以后，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如何理解《太极图说解》中涉及的体用、阴阳概念，对于把握朱子思想中的理气关系等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6］而张克宾认为，朱熹之所以极力表彰周敦颐《太极图》，视《太极图》为周氏学说之纲领，除了朱熹所说明的客观理由外，欲为其心性学说探索宇宙形上学的根据，实现天道性命的贯通，则是其推重《太极图》的主观动因。朱熹通过对《太极图》意蕴的阐释，精妙地表达了他的太极阴阳学说，从“天命流行”和“神妙万物”的角度阐发了太极阴阳不离不杂的关系，建构起一体二分的理气观。这样便形成了以太极之妙为主旨、以伏羲为起始的大易道统论，并将《尚书》“十六字心传”涵摄其中的思想体系。［71通过范畴或命题去窥视、演绎朱熹哲学思想结构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向世陵通过对“继善成性”的分析以推论朱熹哲学思想结构就是一个案例。他指出，朱熹解释“继善成性”总体上不是为字义的通顺，而是为他的理学本体论做论证。理上气下的基本原则通过易学的语言进一步得到贯彻。善与性、天与人、未发与已发、天理流行与人物成性等，虽也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又不能将一般天理与已具形质的人性混淆起来。“继善成性”说的优长，就在于它将由天至人的生成序列，解释为一个以天道为本而构筑本性的思辨逻辑，同时兼顾个体形质生成带来的特殊性，而本性只是“存”而非“成”，以卫护本然之性纯善无恶的假定。［8］
  （三）哲学思想性质
  在20世纪下半叶，对朱熹哲学性质的判断，一般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据，或为唯心主义哲学，或为唯物主义哲学，或为剥削阶级哲学，或为被剥削阶级哲学，不过，这种判断在新世纪以来的朱熹哲学研究中，已是踪影依稀。朱熹哲学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抑或既非一元论，亦非二元论？周方海认为朱熹理气论与心性论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论倾向，但它的实质是事物之形式因与质料因之间的矛盾；朱熹反对道家“有生于无”、佛家“作用即性”的命题，为现实世界以及儒家伦理规范寻求本体论的支持，是导致其理论矛盾的社会现实原因。［9］唐琳则认为是“太极”一元论，她指出，朱熹从象数和义理两个方面所展开的对“太极”的诠释，贯穿着一个基本的理念：太极为本体之理，因而在理论上，朱熹的太极观超越了汉代以元气为宇宙之初的生成论视阈，将太极看成是与卦爻象数不可分割、与阴阳五行万物不可分割的本体之理。［101但周炽成不同意一元、二元的划分，他认为朱熹把涵养（用敬）和进学（致知）这两个方面比喻为一辆车之两个轮子，二者要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缺一不可。陈荣捷依此而总结出两轮哲学。两轮哲学把两种东西的关系看作兼容、配合的关系，与西方的二元论把两种东西（如共相与殊相、心与物、现象与物自体等）的关系看作不相容、抗衡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轮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而二元论是一种理论哲学。他还认为在我国学界早已普遍熟知外来的二元论而对本土的两轮哲学比较陌生的情形下讨论两轮哲学，有利于人们从言说方式和思想内容等方面叙述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哲学。［11］
  但随着学术话题重心的转移，关于朱熹哲学思想性质出现了一些新的论说。蒙培元认为朱熹哲学是以“乐”为中心的境界哲学。他分析说，“乐”是儒家哲学所提倡的最高的人生体验，也是朱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乐”具有审美体验的形式，实则以真善美合一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在朱子哲学中，“乐”的体验有人格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艺术美的美学意义。而追求艺术人生、诗性化的人生，达到真善美合一的境界，是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12］林玮参照当下讨论甚热的“身体”哲学，认为朱熹哲学是诉诸身体的心性哲学。他分析道，朱熹理学的“体”兼具主、客体属性，既指被认识的“天体”和“心体”，也指作为认识活动知觉主体的“心体”，还包括这种认识活动据以呈现自我的“身体”。天体与心体是同构的，主体在完成外向“格物”后，“体认”工夫就转入“身体”内部，通过“持敬”而实现。因而朱熹理学的价值取向是在“身体”中完成的，朱熹“体用”思维也是比附“身体”而产生的认识论。因此，朱熹理学是一种诉诸身体的心性哲学。［13］
  姜真硕通过对“与道为体”命题的分析，认为朱熹哲学思想属于“无体之体”的“与道为体”。他指出，在朱子哲学中，万物“与道为体”指道体之发见流行处，在此意义上“与道为体”可谓道体之“用”。但是，“与道为体”之“体”指形体，道之本然之体无形体，有形体之万物不能成为道体，万物只能成为道体通过此形体体现自已的一种场所。朱子为解决以上两种论点之冲突，不采取如“太极为体，阴阳五行为用”的说法，而采取“无体之体”与“与道为体”。这对待关系更胜于单纯的体用模式，更具体体现于“道底骨子”思想。［14］金春峰则认为，对朱熹哲学思想性质判断应将本体论与心性论分开，在本体论或理气观上，朱熹哲学是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思想，但在心性论和道德修养领域，朱熹的“心学”思想却是系统、深思熟虑的。因此，他批评冯友兰、牟宗三用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化解朱熹哲学矛盾的错误：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理的认识论，把它用之于道德修养是思想糊涂、“不通”，朱熹所讲的“性善”、“性即理”及“心之德”，也被认为是告子和荀子一类思想。［15］陈来从朱熹对“四德”的论述分析其哲学倾向。他指出朱子对“四德”的讨论包含了三种分析的论述，即“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但总起来说，朱子的思想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备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这导致朱子的“四德”论在其后期更多地趋向“从气看”、“从物看”、从“流行之统体”看，使得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而后者更可显现出朱子思想的总体方向。［16］
  不难看出，学界对朱熹哲学思想研究的方式、朱熹哲学思想的结构、朱熹哲学思想的性质等问题都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朱熹哲学研究的方式上，主张弃旧迎新，倡导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在朱熹哲学思想结构的把握上，提出了从形上形下、体用关系、太极图、继善成性（命题）等不同角度去认识，认为朱熹哲学结构可以采用体用一体、上下贯通、不离不杂来描述。在朱熹哲学性质的判断上，则有“二元”说、“两轮”说、“乐”之境界说、“身体心性”说、“与道为体”说、“流行统体”说等，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讨论与观点对未来朱熹哲学思想的研究将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