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据上述可知，“克己复礼为仁”不仅被朱子视为心法，而且是“切要”之法。比较两处心法，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新的认识：孔颜“克复”授受是朱子心中更切实内在纯粹的儒家道统说。“十六字心传”通过对道统历史渊源的追溯，增强儒学道统说之神秘性与历史性，以寻求更大认同，但同时也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在《中庸章句序》中，以“十六字心传”为内容的道统被分为两个有差别的阶段：尧舜禹汤文武圣圣相承，大道得行、内圣外王一体时代，以政统为核心；自孔子后，进入德与位，道与政相脱离时期，儒学转向了道统和学统的合一，以学统为核心。通读《章句序》全文，不难感受到，第一阶段的道统说居于中心地位，其开创性意义远远超过此后以孔子为代表之道统传承阶段，《章句序》重心皆在前两段文字中，彰显了三代君主对于道统的开创之功，孔子对道统相传之功显然相对矮化了。
  为此，朱子不得不刻意强调：“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但此处在道统的意义上，显然无法体现孔子“继往开来”之功要贤于尧舜开创道统之功。朱子有心推崇孔子，但实际上却不得不突出尧舜，无形中削弱了孔子，这就是朱子所面对的难题。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之贡献不在于对“中”之继承，而在于仁之创造性提升，为人的精神世界树立了大本大原。故孔子即便贤于尧舜之功，亦不可在以“中”为核心的道统上与尧舜相较。
  朱子对此困境有明确认识，这从他对“中”的诠释修改中皆可看出。朱子认为“中”有两层含义：尧舜提出的无过不及的已发之中和子思提出的不偏不倚的未发之中。孔子只是继承了尧舜的已发之中说，《集注》把“尧曰”章“允执其中”的“中”注为“无过不及”即透露此点。朱子弟子辅广指出，《集注》曾经以“不偏不倚”释此“中”，后删改为“无过不及”。盖此处并非指未发之中，未发之中乃是子思首倡之，孔子此处仍是继承尧舜之说，言事上已发之中。“辅氏曰：《集注》初本并‘不偏不倚’言中，后去之。而专言‘无过不及’者，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至子思而始著于书，而程子因以发中一名而含二义之说，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注》只以无过不及言中。”［27］元代朱子学者胡炳文亦持子思发明未发之中说，“自尧舜以至夫子，所谓中者，只说‘已发之中’，而子思独提起‘未发之中’言之。……大哉斯言，真足以发千古之秘矣。”［28］胡氏认为从尧舜到孔子谈到的“中”只是已发之中，到子思才提起未发之中说，子思的贡献在于提出未发之中，把握了中的本体义，揭发了圣学的千古奥秘所在。但此观点显然更加削弱了夫子在道统中的地位，夫子对道统核心之“中”有何贡献可言？其道统地位如何能彰显呢？这的确是很值得玩味的。
  朱子“十六字心传”道统说既未能彰显孔子崇高处，又导致颜回在道统中的失落，自然引发后世学者不满。但朱子从孔颜“克复为仁”之授受找到了突破点，突出了孔颜在道统上的崇高地位。正是在此意义上，朱子“此亦见孔子贤于尧舜”说才具有说服力。
  可见朱子“克复心法”说在儒家道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站在后人的立场，朱子“克复”心法之说的道统意义，尤为重要。
  1．从历史客观性而言，孔颜授受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十六字心传”因奠基于并无确切史料根据的传说中，清儒通过证伪“十六字心传”，对此说进行了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攻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道统说。不管后来学者如何为“十六字心传”辩护，指出甚至撇开文献真伪，该说自有其思想意义，但如此重大思想建立于虚假材料基础上，总是大大影响了其理论说服力。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阎若璩“十六字心传”辨伪给理学带来的巨大冲击：“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还剥夺了程朱理学的经典依据，对一向以尧舜三代万世心法继承者自视的程朱理学，不啻釜底抽薪之击。”［29］为此，有学者特意在《论语》、《尚书》关于“中”的论述外，找出《周易》有关“中”的论述，以完善儒家道统的“时中”说，印证“十六字心传”的可靠性。［30］而孔颜授受之儒学道统说，则将道统说奠基于极为坚实的基础上，彻底改变了此不利局面。
  2．此说凸显了孔子对于儒家道统的创造意义。孔子对仁的创造性提升与开拓，奠定了儒学发展的基调。他对仁的最重要阐发，即见于克己复礼为仁之说。正如朱子所认为的那样，此处方才见证了孔子贤于尧舜处，方显出孔子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盖在尧舜禹所传“十六字心传”之道统中，孔子仅仅居于传承者地位，未显出其对儒学之特殊贡献。“克复心法”则充分展现了孔子以仁学对儒家道统之开创，是道统之作者而非述者。此说与后世学者不满足于仅以“述经”事业者看待孔子，推崇孔子开创之功的思想一致，古人如胡五峰，今人如熊十力、牟宗三等极力推孔子仁说对道统的开创之功。
  3．“克复心法”之传以孔颜授受为标志，具有极为广阔的包容性，能最大程度地吸纳儒学内部各家之说，易为各家所共同接受。孔颜在儒学史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威望，孔颜授受较之孔曾、孔孟等传承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说服力，能得到理学、心学、功利学派等各家之认同。儒学各派基于不同立场，对曾子、孟子学不尽表认可，但对颜子之学一致称赞而绝少异议。“学颜子之所学”为各家所共许之入道之门。史上有学者对颜渊在孔门道统中地位之被忽视甚表不满，特意补充之。如明代丰坊伪造的《石经大学》特意在“正心”章补入“颜渊问仁”二十二字，李纪祥先生认为“丰坊特意提出颜渊，旨在针对朱子所建立的孔、曾、思、孟道统而反对之”［31］。陈逢源先生亦认为丰氏此举意在“补充朱熹建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统之传中失落的环节”。李、陈二氏皆未注意、甚或错会了朱子倡导“克复心法”以树立颜渊在道统中卓越地位的苦心。
  近来有学者对阳明学派推崇颜子学贬低曾子学有细致论述，认为阳明学派力图通过崇颜贬曾，突出孔颜道统之传，自认接续颜子的方式来夺取程朱道统思想的话语权。［32］这个论断很有意思。一方面，程朱学派对颜子非常推崇，仅将颜子置于孔子一人之下。程子大力提倡“学颜子之所学”，朱子对颜子的成就有总结性论述［33］，提出了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在“崇颜学颜”这一旗帜上程朱、阳明学派并无差别，当然在对颜子内涵的解读上，二者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两家的根本差别在于阳明学派对曾子的贬低，“贬曾”其实并非阳明学派的创见，早在宋代，陆象山、叶水心就表达了对曾子的贬低。当然，程朱学派是颜、曾一并推崇，在他们看来，即便颜曾有高下之别，也是互补而绝非对立，尤其对于学习者（教法）来说，曾子的意义丝毫不亚于颜子。心学一派刻意突出颜、曾的差异，自然有其思想根源，但事实表明，尽管刻意渲染颜曾的对立，阳明学派并未实现对程朱道统话语的颠覆。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看，颜、曾并列说更为学术界所接受。
  4．孔颜仁学授受，表明儒学道统以内圣修为之学统为根本，并不有赖于政统与治统。而尧舜禹之“十六字心传”，含有很大的政统成分。儒家之特质在于心性内圣之学，理解这一点对于划清儒学在未来发展中与政治之纠葛，从而在政教分离的现实社会中更好地推动儒学向前发展具有方向性意义。就此可以促使我们重新反思许多问题，诸如新儒家所建构的内圣开出外王说是否必要？“政治儒学”是否是儒学的发展方向？生命之体征、礼乐之教化是不是对于儒学具有更紧切的意义等。
  5．“克复心法”乃工夫与本体之结合，尤为强调了工夫的意义，彰显了儒家之学以实践工夫为主的特质。这一点在朱子的孔门弟子之评中亦得到体现。如朱子认为子贡与曾子境界之别体现在知、行上，二子皆闻夫子一贯之道，“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子贡博闻强识，由知入道；曾子与之相反，于践履笃实上下工夫，由行入道。曾子实处用工，更为可行，领悟更加透彻，子贡知上工夫过多，行上不足，故对道之领悟不如曾子。朱子引尹氏说指出：“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复深谕之曰‘唯’。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论语集注·卫灵公》）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无工夫即无儒学，即无道统。朱子正是从工夫角度指出此心法授受更为亲切紧要，它关涉为学工夫的各个方面，彻上彻下，内外并包，不同资质者皆可循此用工以达于圣域。这点明了未来儒学之开拓发展，必须以实践工夫为支撑，否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克复心法”以工夫为本，它与以阐发本体为主的《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正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朱子对“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诠释花费了巨大心血，于晚年最终将其提升到“心法切要”的地步，作为“十六字心传”的补充与深化，体现了朱子的睿智。此说突出了孔颜授受在儒学道统史上不可取代的独特意义，同时发展了程颐所倡导的“学颜子之所学”的理学主题。它表明整个儒学道统的延续，皆须以孔颜之学为准的，以下学上达的工夫本体为根本路向。以现代眼光来看，“克复心法”这一以孔颜授受为标志的道统线索对儒家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强调了工夫与本体这一主题对于儒学发展的根源性意义，指明了未来儒学之发展，应继续循此方向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