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从理论上建构儒学道统说，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实践上传承儒家道统。朱子本人时常透露出承担道统之愿望，如《中庸章句序》言对程子中庸之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并谦虚地表示所著《中庸章句》“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其对道统承担之意，跃然纸上。故朱子后学认为朱子乃道统之重要继承发扬者［211。我们要讨论的是，朱子所建构的道统说与其自身对道之实践追求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尽管“精一之传”、“克复心法”皆为朱子所肯认，但“克复心法”显然具有更为紧切的实践意味。
  朱子去世前一年告诫友人，为学只有效仿颜子克复之功，方能做到知行并进，周备无缺，此实为朱子毕生工夫之写照。“而日用克己复礼之功，却以颜子为师，庶几足目俱到，无所欠阙。”［22］朱子一生求仁历程，始终贯穿克复工夫。求学延平时，延平即告以《论语》言仁皆是指点求仁之方，颜子、仲弓求仁工夫尤为得其亲切要领。“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23］朱子自此确立了须于日用间克己求仁的为学宗旨。但很长一段时间，上蔡“识仁知仁”说对他影响很大。在经历中和之悟，奠定心性工夫论新规模后，朱子对上蔡观过知仁说进行了反思，于辛卯、壬辰、癸巳年间与张栻、吕祖谦等展开了仁说辩论。首先应提及的是，张栻、吕祖谦在交往中皆提醒朱子应以颜子克己工夫化除气质过于刚直的病痛。如张栻批评朱子平日处事过于豪强，“盖自它人谓为豪气底事，自学者论之只是气禀病痛，元晦所讲要学颜子，却不于此等偏处下自克之功，岂不害事”［24］。吕祖谦亦言朱子刚直有余、宏大温润不够，当效仿颜子，于自身气质偏处下克己工夫。“以吾丈英伟明峻之资，恐当以颜子工夫为样辙。”［25］在仁说辩论过程中，朱子更为重视仁的名义剖析，张、吕则反复提醒他克己工夫的重要，朱子诚恳接受之。朱子晚年也曾反思自身气质偏于忿懥。朱子曾撰写《克己斋铭》以为自警。理学前辈多有以“克己”为斋名、铭文者，朱子唯独对程子克己四箴说推崇备至，病危临殁之前，仍请杨子直为其书写四箴用以自我提示警醒，祛除病痛。朱子坦言对程子“四箴”认识有一个“见其平常”到“觉其精密”的转变。此皆可证克己复礼实乃朱子一生修身工夫之指针。
  欲烦为作小楷《四箴》百十字。……此箴旧见只是平常说话，近乃觉其旨意之精密，真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坠云耳。……欲得妙札，时以寓目以祛病。［26］
  去世前十二天（该书有注：此庚申闰二月二十七日书，去梦奠十二日），朱子处于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去信催问四箴之札，真正实践了生命不息，克复不止的工夫追求，此朱子所以堪为万世师表之所在也。“前书所求妙札，曾为落笔否？便中早得寄示为幸。”
  从朱子对自身写照、反思文字来看，其为学追求亦是通过克复工夫以达到仁礼合一境界，特别重视通过遵守外在之礼以彰显内在之仁。《书画像自警赞》自述以礼法和仁义为用力目标，此目标正落实于克复工夫之中。“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癸巳年四十四岁所作《写照铭》称“将修身以毕此生而已，无他念也”。其工夫还是以程子四箴“制外以养其中”的克复为主旨，言“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朱子对弟子之教非常注意礼之实践，如讲解诚意章时批评陈文蔚袖角有偏。他本人晚年最大写作计划是编纂《仪礼通解》。黄榦所作《朱子行状》细致描述了朱子于视听言动诸举止上严格遵守诸礼之表现，“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特别突出了朱子临终前对礼法的恪守不渝，此足显出朱子一生求道工夫端在克己复礼也。“先生疾且革……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蔡沈《朱文公梦奠记》所载于此不同，更强调了朱子克己复礼之精神。“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沉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