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毕生致力于《大学》［1］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近年来，对朱子《小学》的研究也逐渐升温［2］。毕竟，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朱子之大学指“大人之学”，即成就内圣外王的圣人之学，学的是如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学则是“小子之学”，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故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然而，朱子的“小学”与“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者如何衔接与贯通？学术界对此研究相对不多［3］。其实，早在少年时期，面对《论语·子张》篇“子夏之门人小子”章理解之困惑，朱子开始了对“小学”与“大学”关系的思考，那就是“洒扫应对”的下学（小学）工夫是否可以上达天理？一直到朱子出任同安主簿，这一困惑仍然困扰着他［4］，这是一种“困知”型的不自觉的关注。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朱子《小学》成书，淳熙己酉年（1189）二月，朱子《大学章句序》完稿，该书编成标志着困扰朱子大半生的小学与大学关系问题终于求解，即悟出理“乃是有本末、大小，在学者则须由下学乃能上达，惟圣人合下始终皆备耳”［5］。作为朱子教化和修养起点的小学，它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与大学衔接和沟通，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贯通的？或者说，在朱子的思想世界中，小学与大学为什么能够贯通？如何贯通？其意义何在？这正是本文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理即事，事即理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朱子《小学》成书，这是中国影响较大的一部蒙学教材。全书六卷，其中《内篇》四卷分别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辑录的都是上古三代的圣贤言行，这是《小学》全书的主体部分。《外篇》分为《嘉言》、《善行》二卷，辑“汉以来贤人”之言行，是对《内篇》内容的推衍和增广。明清以来，围绕朱子《小学》一书出现了大量的注解本［6］，对我国宋代以后蒙学教育的格局影响深远。明清统治者都对朱子《小学》极力推许和大力表彰，如明太祖就曾下旨命亲王、驸马、太学生讲读《小学》，清雍正帝则亲为《小学集注》一书撰序，帝王的推崇为《小学》罩上了“御定”的光环。除了国内，《小学》一书还在儒教文化圈的域外各国如韩国、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7］。该书是宋元直至明初极为流行的小学教材，在中国甚至东亚蒙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提出了小学与大学衔接和沟通的问题，这就是“事”与“理”的关系问题。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表面上，小学与大学的差别在入学的年龄（八岁与十五岁）与教授的对象（含庶民在内的全体与精英）的不同。究其实质，小学与大学的区分关键在于所学的内容（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不同，朱子又提炼为“事”与“理”的不同。“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8］小学是教育的初级阶段，主要教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好人。小学的教学主要落实在“事”的层面上，只是教他守规矩，如何事君、事父、事兄、处友，如何做到礼乐射御书数和忠信孝悌。大学之教，立足于成就“大人”，即成就圣贤人格。故在大学阶段，仅仅善于处事远远不够，还要穷究此事之理。小学只是追求“所当然”，大学则应知晓“所以然”。
  面对弟子对大学与小学关系的疑问，朱子回答说：“只是一个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古人于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9］在本质上，小学与大学都是一致的，二者只是学习的不同阶段而已，二者只是处事与求理的关系。求理是对处事的升华，进一步深化对处事的认知，在处事的基础上“点化出些精彩”。换言之，在朱子看来，“理”与“事”不可分割，“理”就是“事”，“事”就是“理”。
  其实，“理即事，事即理”最早由朱熹的讲友石子重提出：“伊川云：‘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谨独。’［101洒扫应对是事，所以洒扫应对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万事，那个不是？若事上有毫发差过，则理上便有间断欠阙，故君子直是不放过，只在慎独。”朱子回答说：“此意甚好，但不知无事时当如何耳？慎独须贯动静做功夫始得。”［I1］这里的“事即理，理即事”就“慎独”功夫提出，指道散落在万事万物之中，它的始作俑者应为石子重而非朱子［12］。朱子对石子重的回应也只是就慎独功夫作答。朱子的疑虑是有事时能遵循天理是不错的，那么，无事之时又当如何呢？慎独功夫要求有事无事、动时静时都要时刻保持警醒，排斥一丝一毫的私欲和邪念。其实，朱子十分强调理与事之间只是不即不离的关系，并非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事物之间完全等同。当学生问他为什么程子讲洒扫应对就是形而上的事情，朱子回答说：“洒扫应对所以习，夫形而下之事；精义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则未尝有大小之间而无不在也，程子之言意盖如此。但方举洒扫应对之一端，未及乎精义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无大小结之，故其辞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难明耳。徐绎其绪而以是说通之，则其辞备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谓理无大小，故君子之学不可不由其序以尽夫小者、近者，而后可以进夫远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独，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说者反以为理无大小，故学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举其大，则失之远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离乎是耳，非即以此为形而上者也。”［13］“洒扫应对”是小学之事，是形而下之事。“精义入神”乃大学追求的目标，所穷究的是形而上之理。事有大小，但从理的视角看，事物之理没有大小之别而无处不在，伊川的意思正是认为理无大小，因而，君子之学可由小而大，由近而远，所以为学的关键在于慎独，意思是说小事尤其不可轻忽。依朱子之意，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贯通，即理与事的贯通、大学与小学的贯通。以理观之，小学与大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二者之间并没有小大之别。一方面，经由小学之“处事”即可上达天理，下学而上达；另一方面，天理的体认与获得，最终还须落实到万事万物之中。
  二、知行相须
  小学与大学之分还在于知行的层次各有不同。按朱子的说法：“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14］换言之，尽管小学与大学有层次之别，在知行合一上二者却是一致的。宋儒常常把知行问题表述为“致知”与“力行”的关系，“致知”兼指格物致知，朱熹尤指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力行”则指知识的实行和道德的践履。知行观只是对“致知”与“力行”的简称，它指称人的生命实践尤其是人的道德认知和践履。
  朱子提倡小学的目的本是为了给大学做铺垫、打基础。小学的内容分成六个方面：（1）立教：胎孕之教、保傅之教、讲习之教；（2）明伦：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交、通论；（3）敬身：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饮食之节；（4）稽古：立教、明伦、敬身、通论；（5）嘉言：广立教、广明伦、广敬身；（6）善行：实立教、实明伦、实敬身。《小学》的重点在于立教、明伦、敬身，其中又以明伦、敬身为主教育蒙童立身处世。可见，注重道德与礼仪的实践是朱子“小学”教育的关键。然而，在注重“行”的同时，朱子小学也关心“义理”的问题，他说：“天命，非所以教小儿。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每尝疑《曲礼》‘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
  下’等协韵处，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列女传·孟母》又添两句曰：‘将入门，问孰存。’”［15］朱子《小学》主要是一本启蒙或蒙学读物，其所叙述或提供的是为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和准则。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天命”这样高深的道理并非小学阶段就要把握，小学关心的只是义理的“大概”，即一般常识性认知，躬行实践才是最主要的，但这种践行是不自觉的。
  相对于小学而言，大学之知是深知，是对天地、万物之理的自觉追寻。朱子宣称：“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16］大学与小学的区别就在于对“穷理”的高度重视，朱子也说《大学》一书，“要紧只在‘格物’两字，认得这里看，则许多说自是闲了。初看须用这本子，认得要害处，本子自无可用”［17］。大学的“要害”处就是“格物”。在朱熹理学体系中，其“致格物知”注重个体生命的参与、体验和体悟，知识与道德浑然一体，本质上属于一种“体知”的认知途径。
  “体知”是指儒家认知的一种特殊途径。从字面上讲，“体”有“亲身体验”或“设身处地着想”的意思，意即“体之于身”的认知方式。在“体知”活动中，主体与客体、道德与知识是和谐统一的。关于“体知”，杜维明先生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现代汉语中，“知道”与“会”表示两种不同的认知经验。“知道”之“知”是所谓“知道是什么”之“知”，是一种认知；“会”即所谓“知道如何做”之“知”，是一种体验，“体知”是二者的统一。他还用“德性之知”诠“体知”，认为德性之知是内在的体证之知，是从事道德实践必备的自我意识，它是一种体验，一种体知，不能离开经验知识但也不能等同于经验知识。［18］这种体知的自我意识，与张载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19］和程颢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20］的观点是一致的。它涉及的不仅是认识论的问题，也是本体论、宇宙论和道德实践的问题，其认识结构为天人合一的结构模式。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作为一种认知活动不证自明，但它能否作为一种“内在体证之知”或作为一种“体验之知”呢？回答是肯定的。朱熹论格物，最精彩的当见于《大学章句》之格物补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致知在格物”，它是朱熹向外穷理的方法，在朱熹看来，理散在万物，物物各有其理。所谓“豁然贯通”，“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在格物穷理的基础上，经过直觉体悟，进入万物一体的“仁”的境界，“穷理”的根本目的就在这里。其实，“致知乃本心之知”［21］，“格物”的目的也在于“明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22］。一切只须向内寻求，心即理，“明此心”即是“明此理”，朱熹认为，“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心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理，理外别有个心”［23］。于是，“格物致知”便转化为一种“内在的体证之知”。然而，朱熹与“心学”的差别在于，他虽然认为理内在于心而为心之“全体”，但也散在万物，万物各有其理，故应内外兼修，诚心正意，“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24］，内与外，天与人，心与理皆合而为一，这也与“体知”的认知结构模式相通。
  我们应当看到，在朱熹思想视野里，认知的目的在于为其道德实践服务，“致知”又表现为一种体验之知。朱熹认为，“求仁”的道德实践固然要求“力行”，但是，只有首先通过“致知”，明其义理，才能使其行为合法化，否则就如瞎子行路，在道德实践上陷于盲目性。他说：“实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为近，但不学以明之，则有挺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为助，则自无此蔽矣。”［25］致知也只有与道德实践相互依存相互协助，人的道德行为才会不至于盲目。所以那种通过认知而得到的“真知”是指能体验能践履之知，“知而未能行，乃未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26］。
  朱熹的“格物致知”具备了“体知”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在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作为一种内在体证之知，“体知”强调的是主体的生命体验和从事道德实践所必备的自我意识。“体知”是一种认知（致知），也是一种力行，一种道德践履。这种认知与力行的结合一方面使得内在的生命意识转化为现实生命意识和道德行为，由内而外，由本体而现实；另一方面，它又向内探求，回归生命本体，体悟天理。于是，合内外，一天人，融汇知识与道德成为“体知”的最终目标，它的实现即是“仁”的境界的获得或“心与理一”的实现。因此，“体知”更多的是对“天理”或“道体”的体认或体悟。“体知”终归要落实在道德行为中，“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27］。在《大学章句》的八德目中主要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人间之事的践履，也就是说“格物、致知”的认知最终要走向由己及人、修己安人、化民成俗的儒门责任担待。
  三、敬贯始终
  朱子小学与大学的贯通还体现在“敬”的一贯性上。在《大学或问》中，朱子进一步阐明了小学与大学的关系：“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在《答胡广仲》的书信中，朱子说得就更加明白：“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必曰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28］朱子认为小学实际上为大学之根本，若缺了小学之工夫，也就很难能够成就大学之功业。在朱子看来，小学工夫主要是敬的工夫，要求初学者持敬涵养、躬行践履，一方面使心思不放逸、不走作，即所谓“收其放心，养其德性”。
  朱子《小学》一书，通篇贯彻着一个“敬”的精神和要求。通过论述和概括前人的道德教训，朱子对小学蒙童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行为规则和要求。例如，在学习上，他要求蒙童“学业则须是严立课程，不可一日放慢”，听课时要“坐必安”，“听必恭”。在孝敬父母方面，他要求蒙童“入则孝，出则悌”，“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在交友方面，他要求蒙童“对贤者，要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不与恶人交”；交了朋友就要“言忠信，行笃敬”。在为人处事方面，他要求蒙童待人要“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办事要“居处恭，执事敬”等等。总之，他要求蒙童的“一行一住、一语一默、须要尽合道理”，做到“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正是在此意义上，段玉裁称道朱子《小学》“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贤圣之可法者，胥于是乎在。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29］。
  朱子指出：“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然而大学等事，小儿子不会推将去，所以又入大学教之。”［30］朱子将持敬工夫作为小学工夫之关键，但当今大学之教却缺失敬的工夫。“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31］应当注意的是，敬在朱子的体系中并不仅仅只是指小学工夫，敬是贯彻始终的工夫。“器远前夜说：‘敬当不得小学。’某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学。敬是彻上彻下工夫。虽做得圣人田地，也只放下这敬不得。如尧舜，也终始是一个敬。如说‘钦明文思’，颂尧之德，四个字独将这个‘敬’做擗初头。如说‘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说‘笃恭而天下平’，皆是。”［32］
  尧舜圣圣传授之敬，就是儒家的心法［33］，其谱系就构成道统。朱子指出，圣人相传，只是一个“敬”字。朱子也说：“圣人相传，只是一个字。尧曰钦明，舜曰温恭，圣敬日跻，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尧是初头出治第一个圣人，《尚书·尧典》是第一篇典籍，说尧之德都未下别字，钦是第一个字。如今看圣贤千言万语，大事小事，莫不本于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尽。看道理不尽，只是不曾专一，或云主一之谓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无小无大，常令自家精神思虑尽在此，遇事时如此，无事时也如此。”［34］尧舜禹文武周公相传的只不过是一个“敬”字，“敬”字是从功夫论上着手，“主一”、“惟一”、“择善而固执之”、“笃行”、“诚之”都不过是在“敬”上下功夫，“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35］朱子甚至认为：“《大学》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诚意则惟一矣。学只是学此道理，孟子以后失其传亦只是失此。”［36］《大学》致知格物，归根到底，也只是“惟精惟一”的道理，讲的也不过是一个“敬”字。
  朱子认为，大人之学，需要修炼两种工夫：一是居敬，二是穷理。“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诱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37］居敬穷理二者应当齐头并进，不可偏废。敬是贯穿小学大学、圣学始终的工夫论。朱子曰：“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源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38］朱子的小学倡导主敬工夫，朱子的大学讲格物致知离不开敬，诚就是敬，讲修齐治平更离不开敬。“敬”作为小学之工夫，是为学的开端，但“敬”为什么又是圣学的终点呢？朱子的回答是：“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知小学之赖此以始，则夫大学之不能无赖乎此以为终者，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盖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事物之理，则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是诚意正心以修其身，则所谓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由是齐家治国以及平天下，则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离乎敬也，然则敬之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39］然而在朱子看来，一个人只成就小学的工夫还是不够的。特别是作为大学教育的社会精英，并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而必须将小学阶段的处事推向极致，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立身处世还须修己安人，齐家、治国以至于平天下，这才是大学之工夫。同时，面对许多人生的具体问题，在小学阶段尚不能体察入微，就更需要加以大学工夫。如主敬，小学只知道如何去做到主敬，大学阶段则要求知晓“敬必有所以为敬者”，“故又来大学致知、格物上穷究教尽”。［40］
  综上所述，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二者之间一以贯之。“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是一样道理。……如云‘下学而上达’，当其下学时，便上达天理是也。”［41］尽管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小学的主敬与大学的穷理之间保持着永久的张力，二者齐头并进，不可偏废，共同构成朱子思想的主题。
  （原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