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茶山学在东亚儒学史中的地位，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但是，最重要的是，茶山学融合了在他之前的东亚儒者的学问（尤其是朱子学），与来自西方的Catholicism有所接触［9］，并开创了儒学思想的新方向。茶山在东亚儒学史上扮演融旧铸新、承先启后的角色。
  茶山学问门庭宽阔，他与朱熹（1130—1200）或其他东亚儒者一样，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而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10］茶山对《易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经典都著有专书，既继承朱熹“四书”学的重要遗产，又吸纳日本古学派的思想。茶山接受朱熹的“人心、道心”的区分，又肯定《大学》与《中庸》的地位，正如我的同事蔡振丰最近所说，茶山对朱子学的僵化现象加以补弊，又注入源头活水，应视为“后朱子学”（post-Zhuxism）而不是“反朱子学”（anti-Zhuxism）的思想家。［11］
  茶山对朱子学既继承而又创新，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对“仁”的新诠释。“仁”是东亚儒学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论语》全书中论及“仁”者共58章，“仁”字共105个。南宋大儒朱子撰写《仁说》，以理气论的思想架构，提出一套存有论的（ontological）、伦理学的与心理学的“仁”的新论述，大幅提升人之生命的高度与厚度。朱子并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仁”重新定义为“心之德，爱之理”，将伦理学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但是，朱子的“仁”说论述受到18世纪以降日本与朝鲜儒者的批判。德川时代日本儒者都致力于拆解朱子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并且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具体脉络中阐释“仁”的含义。［12]
  茶山的“仁”学论述与18世纪日本儒者的论述互相呼应。茶山不同意朱熹的“性即理”的人性论，他反对朱子将人性区分为“气质之性”与“本然之性”，主张“言性者必主嗜好而言”。［13］茶山更在人之实存的（existential）具体脉络之中阐释“仁”的含义，他说：
  集注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案，仁者，人也，二人为仁，父子而尽其分则仁也，君臣而尽其分则仁也，夫妇而尽其分则仁也，仁之名必生于二人之间，近而五教，远而至于天下万姓，凡人与人尽其分，斯谓之仁，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仁字训诂，本宜如是……。［14］
  茶山在上文中主张“仁之名必生于二人之间……凡人与人尽其分，斯谓之仁”，他翻转了朱熹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仁”所下的定义，而将朱子的形而上意义的“仁”，翻转而成为伦理学的关系意义下的“仁”。茶山思想中的“仁”的核心尤其在于强调人与人相互之间的（inter-personal）互动关系。诚如蔡振丰所指出：在茶山的“仁”学论述中，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是一种“实践性主体”，也是一种“交互
  性主体”。［15］与朱熹比较，茶山的伦理学更为平实，更具有实践性，而且玄想的成分较少。［16]
  茶山以“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作为核心的“仁”学新论述，比德川时代日本儒者的“仁”说更为深刻，更具创新性。17世纪日本的林罗山（1583—1657）虽然循朱子的体用说言“仁”，但强调在具体的伦理行为中实践“仁”之“用”。［17］三宅尚斋（1662—1741）强调在具体的生活中体验作为“爱之理”的“仁”。［18］伊藤仁斋（1627—1705）批判宋儒“以仁为性”之说，他主张在“用”中而不是从“体”中落实“仁”的含义。［19]17世纪的伊藤仁斋（1627—1705)[20］与18世纪的丰岛丰洲（1737—1814)[21］虽然都撰有以《仁说》为题的论文，但都未强调“二人相与”之际的“互为主体性”作为“仁”的本质。茶山的“仁”学论述，在东亚儒学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