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学虽是大约两千五百年前起源于中国山东半岛，但是由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与孟子（公元前371—前289）所奠基的思想体系，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资产，可称为“东亚儒学”［1］。“东亚儒学”的流衍长达两千年，在空间上涵盖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因此各地的儒学传统既有其共性，亦有其殊性。中日韩各国的儒学传统都分享自孔子以降的儒家核心价值如“仁”、“义”、“礼”等，但也都因应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同状况而发展出具有地域特性的思想特质，而且儒家价值的承载者在中日韩三国也各有其不同的角色，公元10世纪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与14世纪以后朝鲜时代（1392—1910）的“两班”，都是政治权力的分享者，然而德川时代（1603—1868）日本的“儒者”则是社会上一般的知识分子。［2］中日韩儒者一方面坚信其同条共贯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展现其分河饮水的地域特色。
  朝鲜儒学在东亚儒学发展的过程中，至少展现了以下两项特质：
  第一，朝鲜时代儒学影响巨大，近于国家宗教之地位。［3］朝鲜儒学深深浸润在朱子学的思想传统之中，16世纪以降朱子学大师李滉（退溪，1507—1570）、李珥（栗谷，1536—1584），踵其后者则为宋时烈（尤庵，1607—1689）及韩元震（南塘，1682—
  1751）等思想家，所思考的如“理”，“气”，“本然之性”与“气质之质”，“四端、七情”，“已发、未发”，“人心、道心”等均为朱子学中的重要课题。［4］但是，朝鲜儒者在继承朱子学的基础上，另有创新。例如，14世纪朝鲜儒者权溥（1262—1346）刊印朱子的《四书集注》之后，朱子学广为流传。朝鲜儒者解读《论语》多采取“性即理”的朱子学立场；解释孔子思想中的“学”，是《大学》中的“大人之学”，也是一种德行之学；解释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大多循着朱子的以“心”摄“理”的思路发挥，但他们也将孔子所说的“一”解释为“诚”，他们在继承朱子学之中另创新解。［5]
  因此，我们可以说：朝鲜儒学的发展史应被视为朝鲜建立文化与思想之主体性及其开展的过程，而不应被视为中国儒学在朝鲜的发展。我们采取“将朝鲜儒学视为儒学在东亚之诸多版本中的朝鲜版”这种看法，就会将朝鲜儒学发展史视为朝鲜文化主体性形成的过程，注意朝鲜特殊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与来自中国的儒学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我们不应将朝鲜儒学单纯地视为中国儒学在朝鲜的移植与发展，以避免落入“正统与异端”或“中心与边陲”的无谓争执之中。我们不应以中国儒学的论述作为单一标准，以检验朝鲜儒学是否偏离中国儒学的“正统”论述。
  第二，朝鲜儒学是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发展的中介平台（intermediateplatform），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阿部吉雄（1905—1978）的研究告诉我们，17世纪日本儒学的开山祖师藤原惺窝（1561—1619）就深受朝鲜儒者姜沆（1567—1618）的启发，林罗山（1583—1657）更是通过朝鲜本《延平答问》而进入朱子学，山崎暗斋（1618—1682）的朱子学则与李退溪关系极为密切。［6］
  由于朝鲜对日本文化与思想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桥梁，所以18世纪日本的藤贞干（1732—1797）与国学派思想家本居宣长（1730—1801）之间就进行了关于日本文化起源的激烈争辩。藤贞干主张日本的皇统、语言、姓氏等皆来自朝鲜。藤贞干的日本文化外来说，引起了本居宣长的批驳，斥之为狂人。［7］这场日本思想史上所谓“韩之问题”的辩论，处处有着巨大的中国投影而朝鲜则扮演文化桥梁的角色。
  总之，在东亚儒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朝鲜儒学既深深地浸润在中国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思想传统中，又因应朝鲜半岛的时空情境而进行创造性转化。正如李退溪编《朱子书节要·序》中所说，“况今生于海东数百载之后，又安可蕲见于彼，而不为之稍加损约，以为用工之地”［8］，朝鲜儒者在吸收中国儒学的同时，致力于建立朝鲜儒学的主体性，并发挥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之间的桥梁作用，对日本儒学的发展影响最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