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现在我们再回到政治场合，来考察一下朱熹是如何在此特殊场合，以“正心诚意”工夫向人主进行开导劝说的。当有人提醒朱熹，在面对皇上发表言论之际，要特别小心勿以“正心诚意”进言，对此劝告，朱熹竟奋然坦言：“吾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详后）。体现了作为有强烈政治关怀意识、以“格君心”或“正君心”为己任的宋代儒家学者，朱熹在政治权威面前具有绝不委曲求全的气概。
  我们先从余英时的一项研究说起。他注意到淳熙十一年（1184）冬发生在朱熹与陆九渊（1139—1193）之间的一个事件。是年冬，陆九渊终于有了一次与孝宗直接会面进言（称作“轮对”）的机会，他先后作了《轮对五札》。［30］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朱熹那里，引起了朱熹的极大兴趣，然而当朱熹读了陆九渊的《奏札》后，他却语带揶揄地说道：“但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处，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岭带来耳。如何如何？一笑。”［31］本来，这句话可能有点朋友之间开玩笑话的味道，但是陆九渊却相当认真，认为这玩笑有点过分，于是他在回信中严肃说道：“肺肝悉以书写，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拨转著’之疑，岂待之太重，望之太过？”［32］那么，这里的所谓“向上一路”，又有何具体所指呢？余英时依据其师钱穆先生的推测，做了这样的断定：“至于‘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先师钱先生疑指对语未在‘正心诚意’功夫上开导孝宗，可谓洞见隐微。”［33］笔者曾在一篇旧文中指出：“倘若钱、余师徒所见果然的确，则可断言‘正心诚意’不惟被朱熹视为‘内圣’工夫，更是被朱熹认定为‘向上一路’的最高学问。”［34现在我又有了一些新发现，对于钱穆上述“推测”可以从朱熹文献中找到几项重要的内证，以下略做介绍，唯不能详论。
  就在朱熹与陆九渊之间发生上述“不愉快”之后的若干年——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自己获得了一次上封事的机会，亦即著名的《戊申延和奏札》，朱熹向孝宗直谏应当做诚意正心工夫，他这样说道：
  臣愚不肖，窃愿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于舜禹、孔颜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知其为是而行之，则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当忧其力之过也；知其为非而去之，则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当忧其果之甚也。……如此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35］
  这是要求孝宗存天理去人欲、做一番“知其为是而行之”、“知其为非而去之”的为善去恶之工夫。显然，这属于诚意正心的道德实践，已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有趣的是，朱熹弟子黄榦（1152—1221）在《朱子行状》中亦摘录及此（自“窃愿陛下”至“无不如志矣”），并记录了一则轶闻：“是行也（按，指朱熹出任江西提刑），有要之于路，以‘正心诚意’为上所厌闻，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学，止有此四字，岂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尝不称善。”［36］这里所谓的“要之于路”当是指当道的一位重要官员，他究竟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朱熹的那段自白：我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尽管这段自白似乎与王阳明“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37］这一思想宗旨的自我表白不能相提并论，但至少可以说明这是朱熹明确地将“正心诚意”视作自己平生学问关注之重点所在，而朱熹易箦前三日仍在修改“诚意章”便可印证这一点。
  不过，上述黄榦传闻是否可信，似尚可一辨。我从余英时书中偶尔读到一则史料，可释此疑。约在淳熙十五年（1188），楼钥（1137—1213）有一篇《论道学朋党》的奏议，其文曰：
  比年以来，曰执中、曰克己、曰谨独、曰正心诚意，往往有所讳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反讳言于下。试考之十数年间章奏，无虑千万，未闻以一语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38］
  此处末句“相戒以毋言”最值得留意，竟与黄榦转述“戒以勿言”正心诚意之说法如出一辙。据此，黄榦的传闻乃是当时之史实而不复可疑，而朱熹则显然是有意反其道而行之。
  同年数月后的十一月，朱熹又有《戊申封事》，其中朱熹明确指出“陛下之心”乃是“天下之大本”，因此“人主之心”的正与不正，关涉天下之事的正与不正，诚非同小可，朱熹说：
  然天下之事所当言者不胜其众，顾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独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深为陛下言之。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臣请昧死而悉陈之，惟陛下之留听焉。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是以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虽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复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未尝敢有须臾之怠，然犹恐其隐微之间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39］
  细读此奏，我们不禁为朱熹的大胆直言而深深感慨，其用词沉痛激昂，兼而有之，他苦苦劝说孝宗“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并教导孝宗当以“十六字心诀”中的“惟精惟一”及孔子“克己复礼”为主要工夫，才能实现“人主之心正”。
  饶有兴味的是，日后朱熹在为《戊申封事》这一段落下注时，具体指明“正心诚意”之学便是三代圣人之学，其经典出处就在于儒家经典《周礼》一书当中：
  臣窃见《周礼·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处，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诚意之学，于此考之可见其实，伏乞圣照！［40］
  如果说上面所引资料均属政治文献，因此有其特殊性，那么我们不妨来引用朱熹书信中的两段话来做进一步的考察。其一，他将正心诚意提到了“天下万事”之“大根本”的高度，强调这是人主平治天下的根本工夫，他说：
  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矣。［41］
  其二，朱熹强调应将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工夫统一起来把握，依照我们的理解，这显然是朱熹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来阐述《大学》工夫论的重要观点，他说：
  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所谓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学》一书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国平天下为君相之事，而学者无与焉，则内外之道异本殊归，与经之本旨正相南北矣。［42］
  至此我们已可断然指出，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由程至朱，当他们在面对君主，向君主劝导工夫实践之际，他们都拥有一股“正君心”的勇气，而且他们也一致认为，君主所应实行的第一的工夫恰恰应该是正心诚意。诚然，在他们看来，作为士大夫或许应当按照《大学》的工夫程序，从格物致知做起，然后自能实现意诚心正，然而作为一国之君主则有必要从正心诚意做起，必须以正心诚意之内圣工夫为天下建立道德楷模，至于平治天下等外王事业则是随后而至之事，相反，如果要求人主“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这在朱熹看来，无疑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这里所谓的“根本之归”，特指上述引文“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中的“正心诚意”一语，已无可疑。据此，我们则可说，朱熹自述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当是发自肺腑之言而绝非泛泛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