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余英时在其颇具独创性的朱熹研究中指出，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宋代以来儒家士大夫以《大学》正心诚意等观念开导皇帝，这是早在北宋神宗、哲宗时代便已流行的做法。他以张载（1020—1077）弟子范育（生卒年不详）、二程友人吕希哲（1039—1116）、范祖禹（1041—1098）三人为例，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8］我们则从北宋道学家程颢（明道，1032—1085）说起。
  程明道曾于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受到吕公著（1018—1089）的赏识和推荐，一时在中央做官，尽管后因与王安石（1021—1086）不合而遭罢黜，但他在任太子中允期间，获得了与神宗会面交谈的机会。据其弟程颐（伊川，1033—1107）的回忆，明道前后向神宗“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先”，并说：“先生（按，指明道）不饰辞辨，独以诚意感动人主。”［9］所谓“正心窒欲”，显然是道学工夫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大学》工夫论域中看，此“正心窒欲”之说无非就是“正心诚意”之工夫而已。然而所谓“以诚意感动人主”，此“诚意”或许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真诚之意，而非特指《大学》工夫论中的“诚意”工夫，但从明道与神宗的这场对话的场景来看，“诚意”未尝不是明道的一种实践工夫，所以在道学家的眼里，明道算是“诚意”工夫的真正实践者而不至于用“格物”说去“感动人主”。
  关于明道与神宗的交往应对，《河南程氏粹言》所载更详：
  神宗首召伯淳（按，即明道），首访致治之要。子对曰：“君道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上曰：“定志之道何如？”子对曰：“正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夫义理不先定，则多听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则守善而或移。必也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以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滞，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改……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10］
  明道首先要求神宗皇上确立“定志之道”——亦即“立志”，至于如何“立志”这一神宗提出的问题，明道的回应是：“正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明道指出这就是儒家的“义理”。
  当然，所谓正心诚意、择善固执，这应当是儒学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具体到政治文化的场合，所谓“立志”乃是针对人主而言的“治道之要”三要素中位居首位的要务。如二程所说：“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责任、求贤。”［11］其中“立志”属于内圣领域的正心诚意工夫，而“责任”或“求贤”则要求人主在政治上要有担当，就重要性而言，显然“立志”位居首位。
  《粹言》还记录了明道告诫神宗当防“未萌之欲”：“明道告神宗曰：‘人主当防未萌之欲。’上拱手前坐，曰：‘当为卿戒之。’”［12］“当防为萌之欲”，亦应属于正心诚意的道学工夫。有趣的是，神宗对此并不反感，反而诚恳接受。这也是明道“以诚意感动人主”的一个具体例证。
  另有一段史料虽未明确是明道还是伊川的话，但我推测或许应是明道语：“子曰：人君欲附天下，当显名其道，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泽，可也。”［13］这是明道告诫神宗应以诚意待物、以恕道待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说法在儒家伦理学当中，当属内省涵养之事——亦即内圣工夫。至于“发政施仁”，意即实施仁政，则属于外王工夫，殆无可疑。而在明道看来，这两种工夫之间，当以前者“内圣”为首为主，而以后者“外王”为次为末，这已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至此，我们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在以上这些工夫论述中，格物致知丝毫不见身影，“诚意”才是相当重要的关键词。与此相应，二程还有一个重要观点，若从“臣”的角度言，在面对人主之际，其自身同样也应做到以诚意为先：
  非特人君为然也，臣之于君，竭其忠诚，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谀奉迎，以求君之厚己也。虽朋友亦然，修身诚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从苟合，以求人之与己也，虽乡党亲戚亦然。［14］
  这里所谓“修身诚意以待之”，其实也就是“臣之于君，竭其忠诚”的要求。重要的是，这个行为原则已经被抽象为一般性原则，不唯臣下对待君主为然，即便对待朋友以及乡党亲戚亦当如此。因为在二程看来，君臣关系在五伦中最接近朋友关系，均属于一种外在关系，而与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伦理关系有所不同，所以说：“君臣朋友之际，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离者。”［15］须注意的是，这里将“君臣朋友”相提并论，这大概又是宋代政治文化中富有特色的政治表述。或许正是由于把君臣看成犹如朋友关系一般，所以宋代道学家敢于说出这样的话：“义当往则往，义当来则来。”这句话出自张载，是张载表达自己在为官处世之际应采取的态度［16］，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代士大夫毅然决然之气质，他们对待君主，是以一个“义”字当先的，而绝非是“利”字当头的，所以他们往往在君主面前敢于以“格其君”作为一种信念、一种行为准则，出处进退也唯有以“义”作为最高原则。同样地，在这里我们所能看到的工夫理论，并不是格物致知那套面向客观世界的知识追求，而是对于人主之心的道德要求——正心诚意。
  然而须指出的是，道学家们虽然从原则上要求君主以诚意正心为首要之工夫，不能为外物私利所诱惑，但他们也并不是一概反对从事实际事务，他们的思路是：对于执一国之政的人主来说，若能首先做好正心诚意工夫，然后发之于外，自然就能随顺事物而实现外在事功，因为事物是否“各得其所”，并不能由事物本身决定，而取决于如何应对事物的主体行为。所以，二程又说：
  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则无可止之理。［17］这是告诉君主做事应当随顺事物来应对，以使事物各得其所，这就可以达到“止之”的境界。具体而言，二程要求君主“养民”以及重视“教化”，其云：
  养民者，以爱其力为本，民力足则生养遂，然后教化可行，风俗可美。是故善为政者，必重民力。［18］
  这里所表述的其实便是孔孟以来一贯强调的以民为本的“仁政”理想。二程是说，儒家所说的仁政，主要包括两条：一是养民，一是教化；只要做到这两条，就是一个“善为政者”，换言之，也只有先实施仁政，然后社会教化自然“可行”，地方风俗自然“可美”。
  以上主要就程明道在政治场合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探讨，至于程伊川的相关表现已无暇详述以避枝蔓，这里仅就朱熹为伊川所作《年谱》之记录为据，略做介绍。我们知道伊川早年以布衣身份为由，屡辞征召，及至晚年他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出任崇政殿说书，根据朱熹的记述，他的表现竟与明道“以诚意感动人主”相类：“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19］伊川还明确主张讲官须“积诚意以感上心”。［20］仅此一例足见，伊川与其兄明道一样，他们一旦立身朝廷，就往往涌现出一种自信：以为在“诚意”这一道学工夫的不断催促和鼓动之下，便可感动人主从而改变朝廷的道德风气。［21］
  最后须指出，尽管正心诚意是关涉人主能否“立志”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若要真正实现二程所提出的上述“养民”、“教化”等政治主张，格物致知的工夫亦不可或缺，因为光靠正心诚意这一内在人格的修炼是不充分的，而格物致知的方法确有助于了解怎样的制度措施为可行。关于这一点，朱熹似有更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