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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传本所载《皇极辨》为后本，载《朱子文集》卷七十二，乃就初本而加以文饰之，其全文如下：
  《洛书》九数而五居中，《洪范》九畴而皇极居五，故自《孔氏传》训“皇极”为“大中”，而诸儒皆祖其说。余独尝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若北辰之为天极，脊栋之为屋极，其义皆然。而《礼》所谓“民极”，《诗》所谓“四方之极”者，于皇极之义为尤近。顾今之说者既误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说展转迷缪而终不能以自明也。即如旧说，姑亦无问其它，但即经文而读“皇”为“大”，读“极”为“中”，则夫所谓“惟大作中，大则受之”为何等语乎！
  以上为第一段，对比初本可知，其对皇极的解释与初本完全一致。在次序文句上则有别，如初稿“予尝考之”，后本为“余独尝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初本“故以极为在中之至则可”，后本作“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在举例中加了“《诗》所谓‘四方之极’”，而去掉了初本“论法象本于洛书、得名居中而取极”一段。
  今以余说推之，则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辐凑，面内而环观之，自东而望者不过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过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则必有天下之纯德而后可以立至极之标准，故必顺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协五纪以齐其政，然后至极之标准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环观者莫不于是而取则焉：语其仁则极天下之仁，而天下之为仁者莫能加也；语其孝则极天下之孝，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是则所谓皇极者也。由是而权之以三德，审之以卜筮，验其休咎于天，考其祸福于人，如挈裘领，岂有一毛之不顺哉！此《洛书》之数所以虽始于一，终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范》之畴所以虽本于五行，究于福极，而必以皇极为之主也。
  与初本不同的是，第二段没有立即讨论皇建其有极和敛时五福等，而是把初本的补记一的思想增写在这里。强调立于天下之至中者必有天下之纯德，如此才可以为至极的标准；其纯德又必须在五行、五事、八政等实事上体现，标准才能真正立于天下使人民据以取正。君主为德和为政相统一，以皇极为主，社会和人民才能聚福得福，这是儒家德福观的一种表达。
  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极”云者，则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也。其曰“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云者，则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极，则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观感而化焉，则是又能布此福而与其民也。其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云者，则以言夫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则是复以此福还锡其君，而使之长为至极之标准也。其曰“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云者，则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为至极之标准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
  则受之”云者，则以言夫君既立极于上，而下之从化或有浅深迟速之不同。其有谋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当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尽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当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云者，则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从君而以好德自名，则虽未必出于中心之实，人君亦当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则是人者亦得以君为极而勉其实也。
  这是第三段，与初本第二段论述的内容相当。在文句上，初本作“曰‘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者，言夫人君能建其极，而于五行焉得其性，于五事焉得其理，则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则是布此福而与民也”。后本为“其曰‘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云者，则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极，则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观感而化焉，则是又能布此福而与其民也”。把初本和后本对照可见，“曰”改为“其曰”，“者”改为“云者”，“言夫”改为“则以言夫”，这是后本的通例；并去掉了“而于五行焉得其性，于五事焉得其理”，把“而又推以化民”改为“而又有以使民观感而化焉”。在这些地方，既可见朱子修辞之功的精细，也可看出后本的简化。本段此类例子，仅举如此，读者可自行细加比照。
  其曰“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则以言夫君之于民一视同仁，凡有才能皆使进善，则人才众多而国赖以兴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则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后可以纳之于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赖于其家，则此人必将陷于不义。至其无复更有好德之心，而后始欲教之以修身，劝之以求福，则已无济于事，而其起以报汝唯有恶而无善矣。盖人之气禀或清或浊，或纯或驳，有不可以一律齐者。是以圣人所以立极乎上者至严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宽至广。虽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浅深迟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应于彼者，长养涵育其心未尝不一也。
  这是第四段，与初本第三段论述的内容相当。其中文句的调整修饰之功，略如前面一段，如最后一句初本作“虽彼之所以移于此者，迟速真伪、才德高下有万不同；而吾之所以应于彼者，矜怜抚奄，恳恻周尽，未尝不一也”，后本为“虽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浅深迟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应于彼者，长养涵育其心未尝不一也”。是故不复一一细加比较了。
  其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云者，则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从乎上之化，而会归乎至极之标准也。盖偏陂好恶者，己私之生于心者也；偏党反侧者，己私之见于事者也；王之义、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谓皇极者也；遵义、遵道、遵路，方会其极也；荡荡、平平、正直，则已归于极矣。其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云者，则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则其所以为常、为教者皆天之理，
  而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则以言夫天下之人，于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谨行之，则是能不自绝远，而有以亲被其道德之光华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云者，则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所以能作亿兆之父母而为天下之王也。不然，则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统御人群而履天下之极尊矣。
  这是第五段，与初本第四段论述的内容相当。其中文句以多调整之功，如初本作“言人君以身为表而布命于下”，后本为“则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后本突出“立极”，与全篇思想更为一致。初本作“不足以建立标准，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极尊矣”，后本为“不足以首出庶物、统御人群，而履天下之极尊矣”。
  是书也，原于天之所以锡禹，虽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则已备矣。顾其词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尝试虚心平气而再三反复焉，则亦坦然明白而无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尝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误训“皇极”为“大中”。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言，因复误认“中”为含糊苟且、不分善恶之意。殊不知“极”虽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义。且“中”之为义，又以其无过不及、至精至当而无有毫厘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误认之“中”为误训之“极”，不谨乎至严至密之体，而务为至宽至广之量，其弊将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堕于汉元帝之优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颠倒，贤否贸乱，而祸败随之，尚何敛福锡民之可望哉！
  这是第六段，与初本第五段论述的内容相当。初本作“既误以‘皇极’为‘大中’。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意，因复误认，以为所谓中者不过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与无过不及之中不同，而无过不及之中乃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以毫厘之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恶之名也”。后本为“是以误训‘皇极’为‘大中’。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言，因复误认‘中’为含糊苟且、不分善恶之意。殊不知‘极’虽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义。且‘中’之为义，又以其无过不及、至精至当而无有毫厘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两相比较，意旨相同，文语次序有所调整，更明确指出了误认“中”为无原则调和的错训。
  呜呼！孔氏则诚误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随文解义，为口耳占毕之计而已，不知其祸之至此也。而自汉以来迄今千有余年，学士大夫不为不众，更历世变不为不多，幸而遗经尚存，本文可考，其出于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无一人觉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万世，是则岂独孔氏之罪哉！予于是窃有感焉，作《皇极辨》。
  这是第七段，与初本第六段论述的内容相当，而论述不同。初本针对以老庄思想解“中”，解“无偏无党”、“无作好恶”，明确加以分析和辨别。而后本则削去了这一段，指出孔氏以来，其错误竟无人为之指正，造成患害千有余年。其中“自汉以来迄今千有余年，乃无一人觉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万世”，乃朱子指出大中
  说的错误，这就是所谓“一破千古之惑”。朱子特别强调“幸而遗经尚存，本文可考，其出于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点明了朱子解经的根据。此外初本补记第一已经吸收在后本，初稿补记第二则独立为《养生主说》，故后本《皇极辨》至此而全文完。
  由于后本与初本多是文语有所不同，基本思想没有改变，因此可推知，后本的完成亦在初本写就之后的一两年内。数年以后，庆元二年（1196）丙辰，朱子因读冯当可集而为后本《皇极辨》写了一则补记：
  冯当可，字时行，蜀人，博学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愿陛下远便佞，疏近习，清心寡欲以临事变，此兴事造业之根本，《洪范》所谓‘皇建其有极’者也。”其论皇极深合鄙意。然则予前所谓“千有余年无一人觉其缪而正之”者，亦近诬矣。但专经之士无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识之，岂汩没传注者不免于因陋踵讹，而平心诵味者有时而得之文字之外耶！庆元丙辰腊月甲寅，东斋南窗记。
  冯时行（1100—1163）字当可，以人君清心寡欲为皇建其有极，而不追随孔氏传的大中说，朱子认为这种以人君修身解释皇极的理解“深合鄙意”。（补记中“予前所谓‘千有余年无一人觉其缪而正之’者”，当为概括后本最后两句之言。）朱熹写《皇极辨》的时候本不是主要针对政治的发言，但在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禁伪学时身陷危机的处境，再读冯当可集，使他对冯当可封事所说“愿陛下远便佞，疏近习，清心寡欲以临事变，此兴事造业之根本，《洪范》所谓‘皇建其有极’者也”，不能不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