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尚书·洪范》，箕子论洪范九畴，其中第五项为“建用皇极”。文中对建用皇极的解说是：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孔安国《洪范》之传曰：“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其所谓大中即无过无不及，是两端的中道。
  朱子自早年到中年，没有留意过《尚书·洪范》之皇极说的解释，现在看到最早的讨论应在淳熙后期，即自浙东救荒归来之后。如其答梁文叔：
  “皇极”之说，来说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极”以下，是总说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标准以观天下而天下化之之义；“无偏无陂”以下，乃是反复赞叹，正说皇极体段；“曰皇极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结杀一章之大意。向见诸葛诚之说略是如此，但渠说有过当处耳。［2］
  朱子在浙东时认识诸葛诚之，故推其语气，此书当作于浙东归来后数年，当在甲辰之后、戊申之前。在这里，朱子回应了梁关于皇极的讨论，他基本同意梁对皇极的解说，也基本肯定诸葛诚之对皇极说的理解。朱子认为，皇指人君，建极是确立根本标准。如何建极呢？就是人君以自己修身来确立这个道德标准，然后用这样的标准观察天下，而天下则自然会依照这个标准归心教化。朱子不仅解说了“皇建其有极”，也把《洪范》中论皇极的整段文字分成三层做了结构和宗旨的说明。照朱子所说，他的理解与梁文叔及浙中学者诸葛诚之差别不大。虽然，朱子这里对皇极的解释是强调人君以修身立标准、天下化之，与后来《皇极辨》的基本思想一致，但在这里仍使用了“大中”，这是《皇极辨》作成后朱子不再主张的，而且后来朱子是用“至极”而不是用“至正”解说极之义，可见此信当写于《皇极辨》作成之前。
  淳熙末年，朱子作《皇极辨》，正式表达出其意见。其答吴伯丰第二书：横渠先生象，记得旧传蜀中本时，云亦有御史象，今却不记曾见与不见。岁久不复可得其真，但当兼收，以见区区尊仰之意而已。但去岁此时同遭论列，今又适以此时相见，亦可笑也。李卫公书如此，正不足传，顾其全书遂不复可见，殊可惜耳。庐陵近数得书，一病不轻，且幸已平复也。金溪一向不得书，亦省应答之烦。
  《皇极辨》并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惑，可录一本送正淳，皆勿广为佳耳。［3］“去岁此时论列”指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朱子入朝时林栗既劾朱熹又攻击横渠之事。“金溪一向不得书”，指朱陆太极之辩后二人已有一段时间未通音讯。按朱陆之辩朱子最后一书在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二月孝宗内禅，陆象山七月来书报荆门之命，以此推之，此书应在淳熙十六年（1189）夏六月为近［4］，时当《皇极辨》作成不久，故寄吴伯丰一观。考虑到《皇极辨》一文写作的时间约在淳熙十六年（1189）夏或稍前，及此书的语气，《皇极辨》写作起因应当与朱陆之辩中涉及皇极说有直接关系。吴伯丰、万正淳皆江西学者，朱子在提到金溪（陆九渊）后立即提起随信寄去的《皇极辨》，并特叮嘱“勿广为佳”，即是不想让《皇极辨》一文广为流传，以避免刺激陆象山及其江西弟子，以免引起新的论辩，表明此文应与陆学有关。
  同时，此文所论也涉及“时事”，说明此文之作确有其涉关时事政治的含义。束景南曾指出：“朱熹其时专作《皇极辨》，一则抨击赵眘及反道学派所谓持平无党，调和折中之‘皇极用中’说，盖‘皇极用中’说已成赵眘及反道学当政打击道学之政治武器，如周南在绍熙元年廷对所言：‘今蒙蔽之甚，使陛下不能用人者，其说有三而已，一曰道学，二曰朋党，三曰皇极。’（《山房集》）。二则仍与陆九渊论辩无极太极。”［5］按周南原话为：“今之蒙蔽之甚者立为议论，以笼罩主意，使陛下不能摆脱以用人者，其说有三而已……”依周南当时的说法，淳熙中以来，朝中人士有三种突出的议论或说法蒙蔽了皇帝，妨碍了朝廷的用人，一是道学之论，二是朋党之论，三是皇极之论，可见周南所谓三说乃是指三种淳熙以来朝中的政治议论，对皇帝的用人之道发生了影响。这三种都是针对道学而对朝廷任用道学人士产生了消极作用的议论主张，皇极说便是其中的一种。职是之故，朱子的皇极辨中自然也会涉及对这种皇极说的政治应用的批评。
  不过，朱子既然说明“一破千古之惑”，表明无论写作的直接起因如何，此文的基本观念和理论指向是针对汉代以来学者对“皇极”的诠释传统进行辨析，其学术辨析的意义是基本和首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