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4年10月16日至18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漳州召开。会议由朱子学会、漳州市政府、漳州市朱熹陈淳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来自日本关西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台湾台南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昌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闽南师范大学、福建省委党校等单位著名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嘉宾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朱子哲学研究、朱子文化与当代道德建设、陈淳对朱子学说的传承与发展等主题共同探究了朱熹陈淳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朱子学与当代社会
  回到理论原点，注重对朱子本体论的关切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认为理气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朱子哲学的核心，于是将“理生气”与“理气动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对朱子理气动静思想进行再探讨。“太极”一词从原本用来指称“天”或者“阴阳未分前之状态”等相对简单的概念，到北宋时期，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太极”概念赋予了宇宙论、本体论思考的意涵，“太极”概念开始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武夷学院黄柏翰通过朱子“太极”概念的分析，说明其理学对佛老的吸收与转化。
  朱熹乃有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工夫论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寄将研究视角投向朱熹的工夫论，探析朱熹“静存动察”之工夫的确立历程，解析朱熹“静”时敬以涵养之工夫，并剖析朱熹“动”时“致知”以察义之工夫。台湾大学蔡振丰教授则从朱子人心道心说出发探讨其理气问题，梳理了韩国儒学对人心道心的讨论及其对理论困境的规避方法。厦门大学谢晓东则进一步论述韩国儒学中李栗谷对人心道心思想的演进，栗谷提出的道心人心统一论，即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实际上是向朱熹的观点回归。不过，栗谷和朱熹观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栗谷对人心的规定要比朱熹的窄，而对道心的规定则要宽。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在《为什么朱子哲学中没有“德性之知”》一文中对中国哲学传统中“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认识架构进行分析，透过工夫论的角色，诠释理学思想中悟觉经验与理论建构的关系。杨儒宾认为，身为理学大家的朱子却对理学传统中的“两种知”之分别讳莫如深，朱子不谈可体证本体的超越性之知，认为“两种知”与“两种心”是一体的两面，没有直通性体的直通车，德行工夫是要由“格物”逐层地透关而成的。因此，没有直人如来地悟觉工夫，所以也就不需要“德性之知”的概念。同时，“无知之知”是以本体之知的面貌出现，而在朱子系统中，作为本体的性体是不能直接发用的，一发用即气，所以直透心体的德性之知在概念上也是不可能的。
  近年来，东亚朱子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正在积极寻求新的突破。厦门大学朱人求教授指出“脉络性转换”方法就侧重于思想史研究，多重文本分析方法偏重文献考据与义理探讨，诠释学的方法与比较哲学的方法多为哲学式的探讨，话语分析方法则兼顾语言学、思想史、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普遍性的哲学诠释，又有个体性的身心体认，从而实现新的综合。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周榜师则认为“朱子学”研究的创新应着眼于区域研究和地方性知识。延边大学张寿则从认知转变视域的角度对朱熹“理”进行经典诠释，从体验主义基本立场上看，朱熹的所谓理是由多重隐喻精致化的“隐喻建构物”，由于它是以非整合性的隐喻思维为基础形成的，因此最终难免陷入“悖论性超越”存在的理论困境。
  长期以来，朱熹的事迹考察辨析与其著述义理诠释并行，形成朱子学研究的两个大领域。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通过对朱熹的事迹考察和文本解析来论述朱子学的文化价值和义理纲脉。而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则通过对朱熹在同安和漳州仕途经历的考察来论述朱子社会管理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实践。上饶师范学院徐公喜认为宋明理学创新基层地方组织形式，形成了民间基层组织多样化、地方组织综合性、基层组织宗族化、功能复合性的特点，造就了基层地方组织的政治上警防、经济上养赋和思想意识控制一体化。南京大学的李承贵教授则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四个方面，来论述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
  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通过对《朱子家训》与若干著名家训的比较，揭示了朱熹对于传统“家训”体的改革，明确提出了《朱子家训》的普世价值，被田浩先生赞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朱杰人指出，朱子对传统家训的改造沿袭了他对传统儒学体系改造的一贯思想和方法：一是以简御繁，如对儒家经典的改造而成“四书”；二是“述而不作”，运用已有的材料来构建新的思想体系，语言通俗却“理”性十足。他所提供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也许可以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补充。苏思和陈凌也结合朱熹生平事迹，对《朱熹家训》《与长子受之》等文献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教化功能进行了论述。除了这些家训文本的研究之外，厦门大学戴美玲结合《考亭紫阳朱氏总谱》所记载的相关朱氏谱序、谱跋，朱氏后人事迹，与朱子相关的书院等，对“朱子家风”进行了评述。
  朱子又把传统家训中有关“礼”的部分抽出，编成《朱子家礼》一书。闽南师范大学王建红教授认为朱子改易变通，与时损益儒家经典“三礼”，将规训造就贵族的制度程序，在新家族制度下改造成以规训制约民间社会的“家礼”体系，并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网络。同时，这也促成民间家族践行儒家治平理想的普遍化。厦门大学邓晨媛从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出发，结合朱熹的生平来解读其“居家四本”，对其齐家思想进行了初步阐释。闽南师范大学李毅婷则对朱熹的孝亲观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指出朱熹以天理来论证孝道的正当性；在孝道的践行方式上，继承发展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父子相隐的思想；在仁孝关系上，承袭程颐“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论行仁，则孝弟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并进一步论证了孝悌为君子追求礼、义、智的根基。朱子家训和孝亲观对于朱子后学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福州理工学院方彦寿认为，在朱熹的影响下，他的弟子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朱子的孝道伦理进行各种不同的研究、解读、充实和传播。闽南师范大学曾振宇在梳理儒家仁学源起与演变基础上，探析历代儒家如何递进地从道德形上学高度寻求与证明形上本体至善，由形上本体至善论证儒家之“仁”存在正当性，并进而回答儒家之“仁”成为中国自由主义伦理基础是否可能。长期以来，“存天理、灭人欲”说一直被当作朱熹的“发明”，并斥为“禁欲主义”“扼杀人性”，声讨批判，甚至全盘否定，早已构成我们的“前理解”。事实上，这一命题并不是朱熹首先提出的，朱熹只是对前人特别是二程的“明天理、灭人欲”命题进行重新阐发，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对“存天理、灭人欲”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深刻反思学界通行的评价，进行价值重估。漳州市龙文区教师进修学校戴文琪则从朱门高弟陈淳的《启蒙初诵》探讨其知行观对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此外，华侨大学冯兵从“因人之情”和“经权相济”出发，探讨了朱子论礼的生活实践原则。武夷学院的张品端则认为朱熹的义利观对构建新时代的伦理道德、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规范作用。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也颇有文学造诣，诗赋甚多。中国老教授协会陈镜清就从朱熹初宦同安的诗作里探求朱子徘徊于入世与出世的心路历程和思想纠结。集美大学萧仕平通过朱熹十二首《武夷精舍杂咏》对其思想心态进行探究，认为朱熹希冀在山水的观照中感受无滞之智和生生之仁，倡导在山水之“隐”中增长道心，期待一种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境界。
  此外，朱陆异同问题、南宋的书院运动、深衣祭祀制度与朱子学派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的老问题，它原本于朱熹与陆九渊学术见解上的分歧，由于他们后学的褊狭，遂演成门户之争，这既损害了朱熹和陆九渊，也妨碍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汪学群便通过对王阳明对朱陆异同的相关评述入手来解读这一问题。台湾台南大学朱荣贵教授通过对台湾朱文公祠的考察而论述儒家祭祀文化传统的复兴意义，福建省云霄县博物馆馆长汤毓贤也从紫阳书院的开发论述配祀文化复兴的经世意义，漳州理工职业学院黄梦薇也由朱子深衣进而论述汉服祭祀在漳州传统文化复兴中的作用。
  二、陈淳对朱子学说的传承与发展
  作为“朱门第一人”的陈淳可谓是学识精湛，深得朱熹真传，《北溪字义》是其代表作。福建省委党校林怡认为，陈淳对朱学的领悟、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北溪字义》中，反复阐明朱子之学乃“实学”，以此将朱学与老庄之学、佛学等区隔开，便是陈淳对朱子学最重要的贡献。传统儒学重身心体悟、事上践履，理学在继承深化这一特点的同时，亦呈现出重范畴、讲辨析的趋向，形成了以“字义”为特征的范畴之学。南昌大学许家星指出朱子门人后学创造出来的“字义”体，构成了朱子“四书”诠释的新样式，具有摒弃考证、专注义理的特质，其因应理学发展而形成的“字义”体，对中国哲学的范畴学、“四书”学皆做出了独特贡献，亦显示出朱子后学对朱子学之继承与创新。《北溪字义》是陈淳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是对理学的重要范畴进行梳理、解释，可谓集程朱理学从章句到义理之大成。厦门大学王伟对其中“忠恕”条目进行深入探究，认为其继承二程、朱子的思想，对忠恕做了理学的阐释，使儒家的“忠恕”之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在后来的儒家继承者中进一步得到深化与发展。而台湾东海大学蔡家和教授则对《北溪字义》中“命”的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陈淳用天命论诠释朱熹的宇宙论，以其越过实实在在变动着的客观宇宙而直指现实人生。闽南师范大学景云认为陈淳用“命”将“天”与“人”联结起来，构建了一个自天经命到人的变动体系。“天与命只一理”，“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命”虽为客观的天道自然，但人可以认识并获取，人的主观知性能够体认这种客观必然。而朱熹陈淳文化研究会林文全则从陈淳“诚”“信”观出发，针对当前社会诚信危机的具体表现及危害来探讨其当代价值。
  朱熹将德育置于教育之上，认为德育对人意义重大，不仅可修身，还可治人、治国。漳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童顺平认为，陈淳的德育思想散见于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在陈淳思想体系里，德育的目的是“去人欲，复天理”，德育的内容是圣贤义理，德育的原则是涵养进学、致知力行、循序用功、不离日用，德育的方法是立志、思诚、主敬、存养、克己。在朱熹那里，致知与力行紧密相关，致知本身是一种活动，只是这种活动的原始目的与行有所不同，徐刚和出燕鹏认为陈淳作为朱子学的重要传人，在其学问、致知及论著中，继承和发扬了朱子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贯穿了一种鲜明的思辨精神，这些方面对当代教育管理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
  宋代科举制度弊端丛生，陈淳作《似学之辨》，以“似学而非学”区分“科举之学”与“圣贤之学”，批评科举制度对于儒学“明体达用”之道的戕害。上海大学袁晓晶认为，陈淳此文对科举的批评，不仅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对于“义利之辨”思想的传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学作为科举内容后，始终处于“政”“学”之辨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关系到了晚清产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并反映了儒学在晚清政学秩序失序后的困境。宋代私学在科举制度弊端丛生的时期得以充分的发展，而启蒙教育更是如此，陈淳的《启蒙初诵》便是对当时启蒙教育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一面旗帜。漳州市龙文区实验小学郭耀梅撰文指出，科举乱象导致重智轻德，必将是德育缺失所带来的健康人格和良好道德的缺失。闽南师范大学吴文文则从音韵学角度出发考证在《启蒙初诵》通行的南宋时期漳州启蒙教育中的教学语言。
  朱熹哲学的生死观、鬼神观、宗教性问题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日本关西大学傅锡洪认为，朱子后学陈淳的鬼神观，在问题意识和理论表述方面也有其一定的独特之处。他注重将宋代道学阐发的“以阴阳造化为说，而天地万物之屈伸往来皆在其中矣”的鬼神观，与传统的祭祀礼仪、生死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他认为祭祀体系是建立在传统的宗法制度和“施报”观念基础上的。严格而规范的祭祀制度，既有助于良好人伦秩序的建构，也涉及如何安顿人们对生死问题的关切以及对神灵信仰的需求。各种民俗信仰对儒家原有的祭祀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如何处理“礼”与“俗”的关系从而“仍故俗而节文之”，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朱子学之所以能影响中、日、韩思想数百年，朱子门人是其主因之一。然而，朱子思想深受重视，以致门人多沦为配角，使研究受到束缚。陈栎曾比较朱子门人黄榦、李方子与陈淳，指出：“陈安卿当为朱门第一人，看道理不差，其文字纯正明畅，黄直卿、李方子多有差处。”可见陈栎对陈淳推崇备至。在陈淳《北溪大全集》中，李方子出现次数较黄榦为多，且现存有两人四封往来书信。此外，现今学者的研究对李方子也较少提及。淡江大学李蕙茹对福建朱子学派中的李方子与陈淳做了详细的比较，除了生平介绍外，亦对两人的学术成果与传播朱学的贡献进行讨论。“紫阳别宗”是陈淳在朱子学派中的地位，顾名思义，这是肯定陈淳传播朱子学的重要贡献，亦是区别于紫阳正宗——黄榦的评价。南京大学王志阳便以陈淳诗歌为考察对象来论述陈淳学术地位的形成原因。而漳州市龙文区教育局沈少辉则认为陈淳的诗作均属于“理学诗”范畴，内容可分为训童启蒙、咏物写景和自警感悟三部分，对诠释、传播和拓展理学思想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漳州儒学自唐初陈元光开漳以来落地生根，至南宋朱熹知漳后枝繁叶茂，儒学大师辈出，宋、元、明、清代有其人。漳州儒者通过追述以诗文名号、敬祀以书院祠堂等方式加以建构清漳一地之儒学谱系。漳州城市职业学院郑晨寅通过对漳州儒学源流与发展的梳理，指出当下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挖掘漳州儒学资源，着力探讨漳州儒学的实践、致用与创新。受宋代家族体制的影响，陈淳家族在闽南一带和星马等地开支散叶。许初鸣从漳州府志选录的几篇文章的考察中看出陈淳作为一介布衣的济世情怀。陈杰奇和陈中杰以《俊美陈氏家谱》为主，其他陈氏谱牒为辅，对陈淳家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郑来发则撰文介绍陈淳一脉在星马的传衍。厦门大学高秀华教授从陈淳论“朱熹治漳”说起朱子文化与漳州的关系。漳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中心陈荣翰、张大伟则认为朱子的语录和书信中保留有许多漳州方言中的古词汇。从朱熹开始，宋代的陈淳、王遇，元代的黄元渊、林广发，明代的胡宗华、刘宗道、陈真晟、蔡烈、黄道周，清代的蔡世远、蓝鼎元、庄亨阳等都可以称作是漳州理学的先贤，他们不管是一介布衣，还是岩栖谷饮，抑或为官治世都一本儒家宗旨。而晚清的王咸熙先生则“导源紫阳、北溪，以谨独主敬为本”。
  终身躬行实践，人称为王理学。杨嘉福就对王咸熙先生的理学思想进行了初步的阐释。而福建省语言协会李阿山也对王咸熙先生第五子王作人先生“居敬”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此外，此次研讨会出版的与朱熹、陈淳相关的专书，有以下三本。陈支平、叶明义主编《朱熹陈淳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李蕙如著《陈淳研究》（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漳州北溪书院编《陈淳研究论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还有一些研讨会内部资料：漳州北溪书院编印《朱熹与漳州》和《北溪字义·北溪大全集》，漳州市龙文区朱熹陈淳文化研究会编印《朱门高弟陈北溪》，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编印《朱子文化书画邀请展作品集》。其中漳州市龙文区朱熹陈淳文化研究会编印的《朱门高弟陈北溪》和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编印的《朱子文化书画邀请展作品集》，是陈淳生平事迹的通俗简介和书画艺术领域的合集，并不是朱熹陈淳研究的学术性成果，故在此不谈。《北溪字义·北溪大全集》为影印“四库全书”本，与李蕙茹所著《陈淳研究》以及收录了数年来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陈淳研究的知名专家论文《陈淳研究论集》，这三本专著一同收录于《陈淳研究丛书》之中，对于今后学界关于陈淳的研究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陈淳研究》是李蕙如博士的专著，全书八章，较全面地论述了陈淳的思想，其中对陈淳的工夫论，即如何成圣成贤、提高道德伦理思想的论述，很有文化价值。而漳州北溪书院编印的《朱熹与漳州》一书，从朱子的生平事迹、政绩、著述、遗迹、门生及其问学、传说等方面入手，展示朱子在漳州任职期间的政绩、所写书信与序言等作品、民间传说、漳州籍弟子的情况及朱子与漳州籍弟子之间的问答记录，旨在全方位考察朱子在漳州时期的活动及与漳州士人之间的交流，解决漳州朱子文化研究资料相对零散、短缺的状况，有助于研究朱子在漳州时期的政治施为和理学思想，考察闽南理学的发展源流和影响，研究闽南民间朱熹形象及漳州文化心理的形成过程，从而推动作为朱子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北溪学派的学术思想研究。
  本次会议是海峡两岸朱子学研究专家的一次盛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朱子学研究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朱熹陈淳的哲学、礼学、文本与实践，方法多元，视角新颖，为日后深入开展朱熹陈淳学术文化思想研究打下了基础，对漳州地区以及福建文化建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