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本体论是理本论，在现实世界中“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处处是“气”的大化流行，呈现出“气强理弱”的格局。那么，如何看待朱子思想中“理”的主宰作用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金刚博士认为，在朱子思想中，“理”是“气”的主宰，理对气的主宰可以看作是理对于历史世界的主宰。朱子对于理之主宰作用，可从诸多方面加以说明。其《主宰谓之帝——朱子思想中“理”的主宰作用》一文首先分析了朱子在名义上对理之主宰的论述，进而从本体和流行两方面论述了这一主宰的体现。朱子所说的理之主宰分别体现于本体和流行两方面，在本体上，主宰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在流行上，主宰体现为理则和理序。理对于气的主宰区别于西方哲学所言的“神义”抑或“绝对精神”。朱子之“理”，是超越之“理”，也是人的“终极关怀”。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理学与宗教的“终极关怀”——以二程、朱熹为中心》在前辈学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中所蕴含的宗教精神进行宏观解读，着眼点在美国当代宗教哲学家蒂里希（Paul Tillich）所说的宗教的主客观两个方面：终极关怀的对象和因之而有的精诚心态，以此为主线，对二程“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的“太极”“仁包四德”“理一分殊”，周敦颐的“诚体”，张载的“大心”“诚明合一”等相关思想进行论述，兼及他们在整个理学宗教性中所担负的角色和所做的贡献，揭示出理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林乐昌教授就《“清虚一大”：朱熹批评性诠释的再诠释》对朱熹与张载学说关系问题做了一个微观考察。围绕张载的“清虚一大”这一命题，可折射出张载与程朱之间在本体论、道论、性论、神论及气论等方面存在的误解和歧解。其认为，张载的“清虚一大”是对“太虚”的表述，不能归结为“气”，“太虚”与“清虚”“虚空”含义一致，都是指儒家的天道，“太和”则是“道”和“道体”的代名词，朱熹把它们混为一谈，认为是形而下的“气”，是对张载极大的误解。
  朱子的德性认识论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辛正根（Jeong-Keun Shin）所长做了《关于朱子的仁与知之间的解法——以“被愚弄的仁者”的问题为中心》的主题演讲。《论语·雍也·24》载：“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其主题是关于“仁者如何摆脱谬误的可能性”。仁者是个具备完美无缺的人格的道德英雄，虽然仁者“不可罔”，但是如果反复地“可欺”，就变为愚蠢。若然，即仁者是个英雄，正话反说亦是个愚蠢的人物。应当如何才不至于成为“愚蠢的仁者”？为了解决这“被愚弄的仁者”的问题，孔子结合仁与知，孟子把恻隐之心与是非之心包在性里，荀子则将比较判断的知放在性外。汉帝国的董仲舒也主张只有结合仁与知，才能排除“被愚弄的仁者”的谬误的可能性。朱子注《论语·雍也·24》还强调仁者为了避免谬误的可能性应该累积知识，仁与知之间形成了微妙的紧张。只有通过在“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与“理之自然”的相互感应中，走向“天人合一”的“通体”，经由感情的认知主义到修订的认知主义的过程，仁与知之间的矛盾才得以消解。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杨儒宾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而饶有趣味的问题——为什么有或没有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理学术语，它与“见闻之知”相对，代表一种直透本体的心知。中国哲学传统中，一直有股很强的“两种知”的认识架构，“两种知”意指认识现象世界的经验之知，以及体认本体的直觉之知。然而，身为理学大家的朱子却对理学传统中的“两种知”之分别讳莫如深，朱子不谈可体证本体的超越性之知，朱子的后学却谈，朱子前趋的张载与程伊川也谈。朱子本人不谈，缺席常比出席带来更丰富的讯息。该文认为朱子的两种知之缺席是必然的，因为“两种知”与“两种心”是一体的两面，朱子向来不认为有直通性体的直达车，德行工夫是要由“格物”逐层地透关而成的。因此，没有一超直入如来地的悟觉工夫，所以也就不需要“德性之知”的概念。同时，“无知之知”是以本体之知的面貌出现，而在朱子系统中，作为本体的性体是不能直接发用的，一发用即气，所以直透心体的德性之知在概念上也是不可能的。“德性之知”的出席与缺席各有理路，该文透过工夫论的角色，诠释朱子思想中悟觉经验与理论建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