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周易研究》
  2014年第5期
  朱熹、毛奇龄和丁若镛都以《易》为卜筮之书，但他们的思想在产生背景、具体象数理论的展开以及对揲蓍法的理解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首先，在思想的产生背景方面，朱熹占筮观的思想背景是性理学，他试图把道家的自然观结合到以人为中心的儒家思维中来，要把局限于义理框架的《周易》拓展到象数领域，恢复其象数的内容。毛奇龄则从“事功”与“实事求是”的观点上批判理学，集中声讨宋明理学中的道家内容，以使《周易》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原始儒家视域。而丁若镛则以阐明经典之原义为研究《周易》之目的，认为朱熹的理法之天与三圣作《易》之本来意义相违背。其次，在具体象数思想的展开方面，朱熹以卦爻辞为卜筮而设，非为论理而设，因此研究《周易》要先理解象数。与朱熹一样，毛奇龄也重视《周易》的象，但他认为朱熹不知正确的取象方法，并提出“五易说”作为解释《周易》的新框架。丁若镛一方面肯定毛奇龄的“推易”对卦爻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批评其不知爻变、卦变之说。第三，在对揲蓍法的理解，如“大衍之数五十”的问题、“挂一以象三”的问题、“再扐而后挂”的问题、变爻个数的问题等方面三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