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现代国学大家钱穆先生在其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的开篇中说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1]孔子与朱熹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史与文化史上两个标志性的人物，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对这两个人物的研究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心，出现了各种体例的研究论著。就辞典这种常见的工具书体例来说，关于孔子的辞典已经出现了几种。最早的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传统文化热的背景下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近年来随着国内各种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现象再度纷纷出现，关于孔子的辞典也多有出版，如夏乃儒先生主编的《孔子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夏乃儒、张岱年主编的《孔子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等，此外，最近台湾地区的傅佩荣教授也主编了《孔子辞典》（东方出版社，2014年）。
  在今天，一方面，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上的另一标志性人物朱熹及其思想也越来越有兴趣；另一方面，多年来朱子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朱熹辞典的编撰积累了足够的研究基础。在这两种因素的推动下，经过四年多的编撰，关于朱熹的第一部专门辞典终于问世，这就是张立文先生主编的《朱熹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这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来说，是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部辞典具有以下三重身份：
  一、作为第一部优秀的朱熹辞典，它对朱子学相关知识的介绍
  最为丰富
  现今这个时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重视源于全社会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正确认识和深层期待。然而，随着20世纪初以来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渐解体，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在西学的强势冲击下，传统思想文化长期处于被激烈批判打击的处境，逐渐被边缘化，一直到今天，传统思想文化失去了社会制度等依托，以学院化的专业研究为其主要的生存载体。专业学术研究的成果通常又只在学术圈流传，直接影响面非常狭窄。学术研究成果以何种方式展现于普通民众？这是今天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作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通常的做法之一就是编写通俗读物，但通俗读物照顾到了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准，却由于缺少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其传递的信息在客观准确方面可能会有所欠缺。相比较而言，在传统文化与思想的传播领域，辞典往往能够发挥较好的积极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辞典本身特殊的性质。一则辞典通常都是由专业研究者编撰，其传递的信息相对客观可靠。在人们的印象中，辞典也常是比较正规和权威的形象。同时，好的辞典也必须具备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性，能够起到沟通专业学术研究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二则就阅读的方便来说，由于辞典总是由一个个词条所组成，而每一词条都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解释。只要有任何哪怕是零散的求知需要，对辞典的翻阅可以从任一词条开始，方便读者随时检阅，而其他书籍则往往需要从头至尾按一定顺序来阅读。
  既然一部好的辞典具有如此重要作用，那何为好的辞典？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搜集词条必须全面完整，尽可能涵盖该领域的所有知识与信息。二是对词条的解读必须尽可能客观准确。辞典本身作为日常生活学习的重要工具书，如果传递了错误或者不恰当的知识和信息，其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们相信《朱熹大辞典》就是这样一部好的辞典。
  首先，编撰者团队的专业素养有足够保证。主编为当代朱子学大家张立文老先生，他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部朱熹思想研究专著的作者，而且三十多年以来，一直活跃在朱子学研究领域，其成就在国内外朱子学研究领域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此外，几位副主编也多是当前朱子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有这样的权威专家学者来把关，可以保证该辞典在词条的选择与解释方面能够具备很好的专业性。来自多个高等院校的近百位编撰者也多为当前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这样一群高水准的专业人士是《朱熹大辞典》编撰成功的根本保障。
  其次，该辞典没有局限于朱熹本人，而是将朱子学视为影响中国传统思想史数百年的一个重要学派，因此，该辞典以“生平事迹”“同道及弟子后学”“思想体系”和“传播与研究”这四个部分为主要内容构成正文部分，同时附录了“朱熹年谱”和“朱熹思想传播与研究大事年表”。从结构上来看，正文部分和附录分别构成朱子学的横向和纵向两个坐标，正文的四个部分以概念、命题为词条，是对朱子学相关知识的横向展开，而两个附录则是从纵向的角度勾勒出朱熹本人的生平历史和朱子学从诞生至今的命运。其中“生平事迹”“思想体系”与附录一“朱熹年谱”结合起来为我们展现了朱熹本人的绝大部分信息，而“同道及弟子后学”和附录二“传播与研究大事年表”也刚好构成纵横交织的广义上的朱子学生存发展史。仅辞典的正文部分就共收录有关朱子学的名词术语、人物、学派、组织、会议、著作、刊物等词条1900余条，加上两篇附录，整部辞典总计80万字。毫无疑问，在历代朱子学的著作当中，这部辞典对朱子学相关知识的介绍所涵盖的主题最为广泛和完整。每一部分所设置的词条也异常丰富。就拿“生平事迹”部分来看，其中就设置了与朱熹相关的家谱、宗亲、名称、生平事迹、遗迹甚至于传说等诸多内容，例如其中对朱熹名称这一项，该辞典收集了“沈郎”“沋郎”“季延”“五二郎”“五二”“元晦”“仲晦”“促晦”“晦庵”“晦庵病叟”“云谷老人”“云谷晦庵老人”“晦翁”“紫阳”“白鹿洞主”“仁智堂主”“沧洲病叟”“沧州病叟”“遯翁”19个词条，几乎涉及文献记载中的朱熹的所有乳名、小字、字与号等。可以说，涉及朱子学的绝大部分知识基本上都可以在该辞典中获取。
  再次，从对词条的解释来看，经过多次反复修订，该辞典的解释是比较准确和严谨的。以一个小例子为证，在许多关于朱熹的介绍当中，朱熹有时被称为沧州病叟和沧洲病叟，一个为有三点水的“洲”，一个是没有三点水的“州”，在很多重要的朱子学著作当中，这两字有时是混乱的，之前无人区分。该辞典对这两个讲法都收录作为词条，但解释“沧洲病叟”时细说该名号的来历：“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朱熹所建竹林精舍于考亭所居之旁，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因以沧洲之名而自号‘沧洲病叟’。”[2]对“沧州病叟”条仅解释“即沧洲病叟”。再参考后面“沧洲精舍”条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辞典确定了与朱熹有关的应当是“沧洲”而非“沧州”，这点应是符合事实的[3]。
  此外，考虑到辞典主要面向的是一般读者，因此，编纂者在对词条特别是朱熹思想体系部分词条的解释方面，特别注意尽量少引用古文，多用现代汉语来表述，这点对于一般读者理解和接受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就有学者对二十多年前所编辑的《孔子大辞典》提出“行文内容引述大量《论语》原典，充满‘之乎者也’，实在不便今人阅读。”[4]
  总体上来说，这部辞典的编辑是成功的。同时，基于辞典这种体例本身的特点——面向一般读者并以相对独立完整的词条为基本单位，从而方便任何求知需求者随时检阅，我们也相信，作为第一部权威的朱子学工具书，在传统文化与思想的传播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作为一部重要的朱子学著作，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重点解读
  朱熹思想体系，并描述了朱子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朱熹大辞典》是一部面向传统文化爱好者的优秀辞典，同时，因其内在的完整结构和充分吸收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特点，使得该书还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朱子学著作，对推动朱子学的进一步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在朱子学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关于朱子学的“字书”，如陈淳的《北溪字义》、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等，它们都是围绕朱子学思想体系中的关键性概念，重点解析其义理之学，是朱子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就具体内容来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朱熹大辞典》以全面细致地解析朱熹的思想体系为重心，并清楚描绘了朱熹之后的朱子学发展状况。这点与之前的《孔子大辞典》相比就更加明显。
  就各部分所占全书比重来看，张岱年主编的《孔子大辞典》分为：生平事迹，41页，4％；历史背景，86页，8％；思想体系（政治法律思想、哲学、伦理教育、其他思想、箴言名句），172页，16.5％；典籍文献，119页，11.4％；弟子后学，33页，3％；先秦评孔、汉唐评孔、宋清评孔、近代以来评孔、台港海外评孔，589页，56.6％；共十个部分，另附录孔子年谱、评孔大事年表，总计117万字。从这个简单的统计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大辞典》的重心不在其思想体系上，该部分仅占整本辞典篇幅的16.5％，其重心放在了后来历代的“评孔”上面，共占56.6％。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展示了孔子思想在后世的存在面貌，强调了孔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对孔子本人思想的解读也较为有限，在“思想体系”部分仅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哲学、伦理教育、其他思想、箴言名句五部分，这可以说是该辞典的一个不足之处。
  相比之下，《朱熹大辞典》的正文部分共包括：生平事迹，74页，10％；同道及弟子后学，56页，7.5％；思想体系，485页，65.5％；传播与研究，125页，17％。从这四部分各占比重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部辞典的一些重要特色：
  1．吸收多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全面展示朱熹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
  由于朱熹一生勤于学术著述，留下了众多的著作。其思想体系一直被认为是综罗百代，吸引了众多学科的研究兴趣。本辞典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集中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上，它围绕众多关键性概念和经典命题，将朱熹思想分为14个部分：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经学思想、史学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心理学思想、科技思想、子学思想、佛道思想。这14个部分既借鉴了现代学科分类，如哲学、教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法学等，同时也兼顾了传统学术分类，如经学和子学思想。这样的分类反映出我们今天对朱熹思想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学、哲学等学科，而是逐渐形成了多学科共同参与的格局，这符合朱熹思想体系庞大复杂的特点，也进一步印证了上文提到辞典编写队伍的多学科背景。因此，现代学术研究模式下多学科角度的朱子学研究成果是这部辞典编撰的现实基础。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朱熹大辞典》在“思想体系”中的14个部分的每一部分，都首先有一条总论性的词条，集中概括朱熹此类思想的主旨和内涵。这个总论性的词条就是一篇高度概括的完整论文，后面的词条则是该论文的具体展开和充实，这样一来，每一部分都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可以说，这是该辞典的一个亮点。它不像一般的辞典往往都以一个个专有名词作为词条而缺少总括性的内容，从而使得整体内容显得较为松散随意。如果把这14条总论性的词条综合起来，就构成一篇全面阐述朱熹思想体系的完整文章，使得所有14个部分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朱熹思想甚为方便。
  总体来说，这部分内在统一的整体结构，再综合前面所提到的纵横交织的整体结构，《朱熹大辞典》超越一般辞典的特点就更加鲜明，这也是我们将该书不仅视为辞典，而且更视为一部重要的朱子学著作的重要原因。在充分吸收目前朱熹思想研究丰富成果的基础上，该书基本囊括了目前朱熹思想研究的方方面面，对朱熹思想的解析非常全面系统，不愧为“中国古代哲学与朱熹研究的标志性和里程碑式的成果，体现了国内外朱熹研究的前沿水平”。[5]
  2．对朱子门人后学进行梳理，首次完整地描述了朱子学的后续传播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从思想史上来看，朱熹所创立的朱子学并非朱熹一人所建构，它是朱熹与其众多弟子共同创立的。该学派自南宋一直到元、明、清都有坚定的信仰和研究者，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长达七百余年的重要学术流派。而且，朱子学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流传至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地区，在这些地区也相继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朱子学者。然而，反观我们的研究现状，目前我们对朱子学的研究还多数停留在朱熹本人，对于朱子门人、后学的研究还非常薄弱，更缺少对于整个朱子学历史的完整梳理。这部辞典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突破了朱子学仅限于朱熹的这一狭隘视野，一方面梳理了朱子学的发展历史，这个历史从朱熹门人、后学开始，一直到明、清重要的朱子学者和著作。该辞典介绍了140位朱子门人，这在朱熹所有存留姓名的494位弟子当中还只占小部分。所谓的朱熹后学，该辞典主要是指朱熹的二传、三传等一直到明代之前的朱子学者，而明、清两代的朱子学则放在了朱子学的“传播与研究”部分，虽然这种安排可能还有商榷的余地，但依然完整地介绍了朱子学在中国历代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该书不限于国内相关情况的梳理，对于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和研究也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为我们展示了朝鲜朱子学、日本朱子学、越南朱子学、欧美朱子学等的基本面貌。此外，该书还从研究人员、学术机构、研究著作、会议等方面对现代朱子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介绍，这些信息一直收集到该书出版之际。就了解目前朱学研究现状而言，这里的资料是比较集中和完整的。
  通过这部朱子学著作，我们可以具体而全面地了解朱子学的传播与发展历史，清楚掌握现代朱子学研究的总体格局和现状，这既是未来朱子学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朱子学研究的继续展开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理学本属“生命的学问”，该书还为当代生命的成长提供了现实指导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以知识性的描述世界为重心，而儒学以生命的成长为最终的关切，被称为“生命的学问”。作为宋明理学当中影响最大的朱子学，其终极的关怀也落在人的心性修养和人生境界的提升之上。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特点与现代价值。《朱熹大辞典》的编辑者们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正如主编在序言中所提到的：“它不仅仅是供读者参考的工具性辞典，更重要的是供人‘吾日三省吾身’的武器，是“夕惕若厉”的解剖刀，是贪嗔痴的清洁剂，是化解郁闷、焦虑、烦恼、忧愁、痛苦的和合力，是培育伦理道德的教科书，是造就人生价值理想的土壤。”[6]作为一部尽可能提供客观准确知识为基本要求的辞典，尤其是在解读朱熹“思想体系”这一部分，它对朱子学的思想观念和修养工夫论也有许多详细的介绍，其中以“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与“心理学思想”部分为最丰富。这里的词条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陈述某一事实或问题的理论知识，往往是名词性的词条，围绕朱熹世界观（包括政治观、人性论、教育观等）展开；二是指导行为实践的方法措施，往往是动词性的词条，构成朱熹的工夫论和境界论部分。这里仅举“伦理思想”部分来看：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气质、天理、人欲、心、道心与人心、人心、情、公、私、仁、义、孝、弟、忠、五伦等都是一类词条，是关于人性论和伦理规范的；而“明天理，灭人欲”、以理制情、敬、敬义夹持、居敬、居敬穷理、居敬持志、存养有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志、存心、三省、切己自省、心常惺惺等是另一类词条，与修养功夫和境界相关。这两部分分别从理性说明和实践成长的角度阐发了生命成长的主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对待《朱熹大辞典》当中的这些思想资源，我们应当遵循朱熹“教育思想”中的指导，不能仅仅将之视为“博学多识”的知识，还需要明白以“变化气质”“修德是本”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尊重“朱熹读书法”“先立其大”“学思相联”，进行“克己工夫”“改过迁善”“切己体验”“主敬存心”“涵养本原即涵养德性”[7]“唤醒此心”等系列提升自身生命境界的修养功夫。从这个角度来看，《朱熹大辞典》也可以视作当代民众生命成长的指导书。
  总的来说，如同现实社会的每一个体通常都是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任何事物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通常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我们分别从作为工具书的辞典、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朱子学专著和有助于解决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指导书三个角度，发现《朱熹大辞典》集三重身份于一身的特点[8]。可以说，这正是《朱熹大辞典》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传播和研究领域当中的恰当身份，《朱熹大辞典》的价值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注释：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研究”（13CZX044）与2011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理学与心学互动视野下的明代江西朱子学”（编号ZX1103）的成果。 [1]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1页。 [2]张立文主编：《朱熹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2—13页。 [3]沧洲是指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这层含义和朱熹晚年居考亭的处境是吻合的（朱熹《水调歌头》最后一句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朱子全书》，第560页），而且用“沧洲”不至于误解为行政区域的“沧州”（今属河北）。 [4]傅佩荣：《为孔子编辞典》，《兰州日报》2013年12月23日。 [5]张立文主编：《朱熹大辞典》之《前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6]同上书，第2页。 [7]同上书，第300页。 [8]在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刘笑敢先生提出中国哲学具有三重身份：现代学科、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参见《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引论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和本文讨论有相近之处，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