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守自己的庄稼 流自己的汗
  ——读丁为祥《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
  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
  方克立 宁新昌
  一
  钱穆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1]与此类似的评论还有蔡尚思先生的“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2]两位先生的评论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在说明朱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上并非没有道理。
  两宋时代，儒学复兴。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颐），朱（熹），朱熹可以说是两宋儒学之集大成者。在宋以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朱熹哲学的作用甚大，一直被视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体系，而其所著的《四书集注》，则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此书不仅是儒家经典，而且也体现了朱熹成熟期的哲学思想。对于以科举仕进为主要追求的世俗社会来说，朱熹思想的影响自然不可忽视。
  到了20世纪，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刻变革，儒学逐渐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在思想文化层面仍对中国社会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些有文化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仍秉承儒者的使命，努力接续儒家的传统，并积极探索儒学的当代价值，其中也包括对朱熹哲学在现代语境下进行新的解读与诠释。就对朱熹哲学的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主要成果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理学》《中国哲学史新编》，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陈荣捷的《朱学论集》《朱子新探索》。80年代以后，关于朱熹哲学研究的成果更为丰硕，相继有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陈来的《朱子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金春峰的《朱熹哲学思想》、田浩的《朱熹的思维世界》、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等。所有这些成果，在拓展人们的研究视野，推进和深化人们对朱子哲学的认识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追求，人们也不一定认同他们的观点，但这些研究成果总能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在这种背景下，要超越前人的相关研究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想在朱子哲学研究方面做出点像样的成绩来，就不仅要静下心来，一股脑儿钻进去，以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精神，全神贯注，潜心研究，而且必须正视并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综合创新，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思路，达到新的境界。
  丁为祥教授的《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一书，就是他对朱熹哲学深入钻研的成果。20世纪末，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朱熹，开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拜访了不少的专家学者。新世纪伊始，他的朱子哲学研究计划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但到这一成果的正式出版，则又过去了11年。在此期间，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思考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如何接近朱子那种生成着、发展着的哲学视野，并进一步从现实人生的角度对其理论的形成、发展做出符合其生存心态和学术性格的说明上，显然，在探讨的问题意识上，他既借鉴了前人的相关成果又有异于前人的思路。作者在认真阅读朱子及相关思想家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前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经过辛勤的思想探索，终于写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朱子哲学研究专著。十余载耕耘得此收获，说来也实在不易。
  二
  我们在拜读丁著之后，深感这是一部颇有分量的中国哲学研究力作，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在此，想结合书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谈一点我们的体会。
  首先，作者着力探讨了朱熹的学术性格及其形成过程，认为它才是朱子“‘思想世界’的真正主体”。一般来说，所谓性格往往是指人们比较稳定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由于每个人的气质禀赋、成长环境和生存阅历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性格。不过，该书所说的学术性格虽然也与人的性格有关，但又不尽相同，它“既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之性，也不是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同时也不是其双重人性之具体统一于现实人生中的直接表现，而是此气质之性作为双重人性之直接统一与一定的为学实践之积淀以及二者之具体统一在学术活动中的表现，是其‘思想世界’的真正主体或生发之源”（第9页）。换句话说，学术性格就是人之自然气质、性格与学术实践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格品质。它既表现于人的现实存在，又根源于现实的人生实践，可以说是一种“天生人成”的因素，亦可以说是“现实的人生”与“人生的现实”。因为在作者看来，“真正的哲学总是产生于现实的人生并密切地关涉着人生的现实”（第3页）。不论是“现实的人生”，还是“人生的现实”，两者的有机统一才是真正的“现实”。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虽然社会关系纷繁复杂，但基本关系则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或金钱的、权力的、物化的等等。这样说也许稍显抽象，具体到朱熹来说，他出身于“业儒”与“仕进”之家，“弱冠”即中进士，24岁成为同安主簿，但此后50年间的为政生涯，却总是受到官僚集团的排挤和打压，所以其一生有了“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4]的独特经历。到了晚年，又遭到“庆元党禁”的打击，因而确实是一个“权力世界中的理学家”。虽然他不像明代的王阳明那样遭受了诸多的人生磨难，但其“相对顺适”的环境也只是在其青年时期。纵观其一生，官场中“欺慢、非笑、毁谤、荣辱”（借用王阳明语）等等遭遇，以及“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执袂以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借用张载语）的状况，他遇到的肯定不会少。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权力世界”中的“人生的现实”或“现实的人生”。所有这些，既是朱熹所必须面对的，也是他无所逃遁地不得不参与其中的。
  朱熹自称“资质鲁钝”，实乃一种谦辞。他有良好的家教，也不懈于探索，赴同安主簿任前，又专程拜访延平，虽不契于延平之教，但他并未放弃对学问的追求。以后他又与湖湘学派的张栻，江西的陆氏兄弟，浙东学派的吕祖谦、陈亮等人进行学问切磋，并反复致辩。所有这些，不仅成就了他的学问，也成就了他的人格。他的学问不是学院式的，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他的人生实践与为政经验的总结，是从他的人生经历中体验得来的，并可印证于他的为学实践。可以说，他的学术性格和研究进路就是这样现实地生成与发展着的。
  牟宗三说朱熹的哲学是一种“实在论心态”，刘述先则认为朱熹的哲学是典型的“宇宙论进路”。在本书中，作者把朱熹的学术性格定位为“生存实在论”，并对此做出了说明。他认为所谓“实在”，“首先是指人的生存实在，而这种生存实在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却并不是或者说首先不是作为认知对象的客观实在，毋宁说主要是指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宇宙万物之一体相关性的生存实在。至于其所谓认知，也不是要探讨关于对象世界之所谓纯客观的知识，而首先是由个体之生存实在所必然关涉的带有群体性或人伦普遍性的人生知识或人生道理”（第82页）。这一段话，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生存实在论”的具体含义，即它既不同于西方哲学中所说的以指谓纯粹客观的“理念”实在（中世纪的唯实论），也不同于“逻辑”实在（近代的逻辑经验主义等），而是人之个体、群体，以及万物一体的生存实在，简单地说，这个“实在”首先就是人的生存实在。不过，这种“实在”“根本就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而首先是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共在”（第81页）。作者对“实在”的这种“生存性”理解，的确与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不同。可以说，从生存实在论的角度对朱熹哲学进行分析和评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其次，在澄清朱子学术性格的基础上，作者又认真梳理了朱子哲学的思想谱系。作者认为，“严格说来，中国其实只存在两种基本的思想谱系……这两种思想谱系主要就指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思想流派的儒家和道家”（第90页）。此后，由于佛教的传入，又经过隋唐时代的三教并行，于是“‘有’、‘无’、‘空’这三个概念也就成为儒佛道三教及其思想谱系的代表了，而本体论、宇宙论与人生修养论也将成为儒学重新崛起所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第100页）。具体到朱熹来说，其思想谱系主要是在对北宋五子的继承与拣择中形成的。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周敦颐、张载、二程对他都有重要影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被朱熹诠释为“无形而有理”。同时，他又借鉴张载的“心统性情”，以诠释自己的哲学思想，不过他所理解的“心”与张载不同，张载的“心”含有形上与绝对的意义，“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而朱熹的“心”却主要是指“气之灵”，为“性情之主”。他师从李侗（延平），其父朱松原本就与李侗同出道南一脉，均受教于罗从彦。可见，不论是其自幼的家学，还是以后的从师之学，朱熹都深受程颢一系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为此，他也非常努力，常听老师教诲，“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第69页），“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第70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中和旧说”：“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第76页）即认为“未发”乃“寂然不动”，“未发”存在于“已发”之中。这样的理解并无不对，但其“旧说”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在“不与事接之际”，尝试求之“未发”，“则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虚明应物之体，而几微之际一有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也就是说，上述体会似乎无法“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同上）。对于这一怀疑，作者认为此“构成了其问题形成的根源”，因为他是“从宇宙之大化流行的角度来说明所谓未发已发的”（同上）。我们的理解与作者不尽相同。应该说“中和旧说”还有李侗思想的印迹，即“必也体之于身，实见天理”。而且，这一思想也的确含有程颐思想的因素，即“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实乃“已发”，也就是程颐讲的“存养于喜怒哀乐已发之时”，“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5]，若求就是“已发”了。至于对朱熹所说的“天理流行，生生不已之机”，既可以从宇宙论的角度理解，也可以从心性论的角度理解。我们认为，朱熹在此主要还是从心性论角度来说明的。
  不过，朱熹的认知方式却是“顺取”式的，这也是构成他与其他理学家，如程颢、陆九渊的不同之所在。他承认自己继承的是程颐的学问，“复取程子书，平心静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性情之本然”（第78页）。不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人格精神上，程颐对朱熹都有更深的影响。程颐性格冷峻，崇尚天理，对于皇帝，敢于以师道自居；朱熹也属于“不通世故”者，敢于直言，带头弹劾外戚韩侂胄，最终招致“庆元党案”的打击，但仍不忘培养弟子，承传道统，这些与他的性格也不无关系。
  就朱熹的思想规模来说，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即“从存有论角度展开的理气心性论、从认知角度展开的格物致知论（也包括读书穷理）以及从道德修养角度展开的涵养践行论”（第142页）。由于在存有意义上朱子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净洁空阔”的宇宙本体，因而牟宗三将朱子定位为所谓“别子为宗”。显然，作者从理论上重复这一公案，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牟宗三的观点（第145页）。对于格物致知，朱熹认为通过不断地格物，从而达到主观的诚意正心，并在格物过程中实现主客观绝对统一的“豁然贯通”。最后，这一任务又主要落实于涵养践行论中，落实于涵养“致知”力行诸环节的统一之中。
  朱子的思想在其后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其高足兼女婿黄榦、孙婿赵师复，都是其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元代的赵复、姚枢，特别是许衡和吴澄，对于朱子学的推广都起了重要作用，使朱子学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与民间的主流文化，甚至成为百姓的精神信仰。明代朱子学的代表则有曹端、薛瑄、罗钦顺等人。明代心学的出现，其实与朱子学也有渊源关系，陈白沙也好，王阳明也好，皆莫例外。到了清代的戴震，其所继承的仍然是“朱子道问学的传统，——不过是将道问学推进于考据与训诂的领域而已”（第472页）。到了近代，随着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流与互动，朱子学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势。在本书中，作者特意选取了冯友兰的逻辑理性、钱穆的历史理性以及牟宗三超越理性的朱子学研究著作为代表，由此亦可以概观其在20世纪的影响与发展走向。
  再次，作者的朱子学研究，主要运用了发生学的方法。为何要选用此方法，作者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哲学”一词属于舶来品，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也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哲学的范式，由此不可避免地打上西方哲学的印迹。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占主流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对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影响深远。理性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注重理性与逻辑。20世纪在这样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学科，自然有“以理论自雄”（借用梁漱溟语）的特点，即把哲学道理充分地理论化、系统化了，同时也被抽象化了，而不太重视哲学家对于生活的体悟。如果不警惕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哲学就有可能疏离于人生，疏离于人的实践生活。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作者选择了发生学的方法，并以此研究朱熹哲学的生成、演化及其内在机理和外部因缘。与以往不同的是，作者要进一步深入到历史后面的生成环节之中，弄清问题的发生、事件（思想）的原委、社会的语境、当事者的立场，以及个人的内心世界。实际上，作者对方法的这种选择无疑受到了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影响，所不同的是，余英时是以政治关怀消解理学家的道统追求，而作者却是试图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还原朱子“现实的人生”与“人生的现实”，并从其“现实的人生”出发去探讨朱熹学术主张与道统意识的具体生成。在作者看来，所谓发生学的起点，就是“任何一个个体的人生起点，当然也是其哲学的起点”（第6页）。朱熹也不例外。所以，他要还原朱熹，甚或将其还原到南宋普通士人的人生起点上，进而“分析其人生的转进与思想的生成”。但在作者看来，“如果人生就仅仅是一种由实然生性之自然流淌或任意挥洒所显现出来的生命，那么这种生命说到底也就不过是一种‘人与物等’——‘人化物’而已，所谓‘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因而还不能算是真正属于人的生命。所谓真正人的生命，是随着其人对‘天之所与我者’之充分自觉与不断追求展开的”（第7页）。这说明，人要由实然的人生进展到真正的人生，就不应当是生命的自然流淌，也不是其情感的任意挥洒，更不是其思想的随意而为，而必须是对于“天之所与我者”的充分自觉以及对于“天理”的不断追求展开的。
  要实现对“天之所与我者”的充分自觉，就必须从教育入手，教育是启蒙、自觉的最好路径。朱熹有比较好的家教，父亲朱松对他影响不小，可惜，其英年早逝。不过，他又有机会师从“武夷三君子”：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刘勉之后来成为朱熹的岳父，刘子翚的兄长刘子羽对朱松负有托孤之任，对朱熹亦有影响。由于当时“三君子”的教育主要是“以举子见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我们认为，朱熹真正走向学术（即接受真正的教育）是从师事李侗开始的。虽然他不能契于李侗的学问，也常有负过之疚，他检讨自身的原因是“资质鲁钝”，好于词章、训诂，故对“默坐澄心”之类难以进入。延平去世后，朱子仍积极主动地与学界同仁切磋学问，特别是与张栻有关“心”“性”与“仁说”的讨论，使其学问规模逐渐形成。以后他与陆氏兄弟、吕祖谦、陈亮的论辩，则进一步坚持了自己的理论立场，阐扬了自己比较成熟的哲学学说。所有这些，都是就朱子思想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或内在逻辑而言的。
  另外，发生学也要探讨一种思想得以形成的外部环境。朱子思想形成的外部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宋代的学术语境与以往有所不同，比之以往，宋代士大夫们有比较高的政治热情，他们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生情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有“得君行道”的政治追求，希望皇帝能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便实现“君臣共治”的政治理想。但另一方面，人生的“遇命”也可纳入广义的外部环境，因为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朱熹的幼年，“伊川之学”就遭到禁罢，而其早年丧父，中年为官屡遭排挤，晚年又罹“庆元党案”之祸，所有这些，不仅对朱熹的人生有影响，而且对他的思想学说也有深刻的影响。
  所以，作者叙事式的研究，就使得一个活化了的朱熹呈现于人们面前，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信念的人，他勤奋努力、执着理想，但却生活坎坷、命运多舛。朱子的思想世界中也有诸多矛盾、冲突和曲折。他对李侗有负疚之感，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哲学追求；他比较尊崇程颐，并继承和发展了其学说；他与张栻交往密切，但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他不认可陆氏兄弟的思想，批评他们疏于道问学的工夫；他与吕祖谦是密友，长子也拜吕祖谦为师，但他和吕祖谦在学问上也有分歧；在朱熹与陈亮的辩论中，他更加激烈地反对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主张。总之，朱熹一辈子都在探索，他的人生实践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术思考和探索。他的思想体系的发生与形成就建立在其人生实践的基础上，思想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其生命的展开过程。他不断地在叩问人生、探求天理，努力寻找两者的内在统一。我们的最后一点体会是，作者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人云亦云，更没有随波逐流。对于朱熹，作者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研究与表达。如上面提到的把朱熹定位为“生存实在论”，就与前贤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还有他对朱熹哲学横向展开与纵向落实的研究思路，认为“一旦豁然贯通”就是纵向落实等看法，都有独到之处。作者的研究和表述不仅有学问思辨，而且也有生活语言，其中生活语言是叙述式的，目的是更好地展示历史的原貌。更为难得的是，作者还为自己做了这样一个定位：“守自己的庄稼，流自己的汗，粜自家的山货，换自己的盐。”并坦言：“这一守则不仅是我的职分，也是我的乐趣所在。我原本就是种庄稼的出身，现在则依然像种庄稼的老农一样守着自己的山坳、自己的土地。我并不羡慕那些千亩、万亩的‘大农场’，也不寄望于所谓‘试验田’，只是希望能在自己的山坳、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笨办法种出几茬可意的庄稼而已。”（第743页）我们以为，作为读者，在看完本书之后，也许你不一定同意作者的观点，也不一定认可他的“庄稼”，但不得不承认其学问和“庄稼”确实都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流汗种出来的，其中既有他的学术性格，也有他的人格。
  三
  我们在认真拜读丁著、十分赞赏其“生存实在论”研究进路之平实然亦不乏哲理深度之同时，对书中的一些观点也有不能完全相契之处，下面提出两点来与作者切磋讨论。
  1．对朱熹哲学的认识与评断有值得商酌之处。作者认为，朱子“将儒家做人的道理对象化、事理化了，从而总是作为一种平面的、等值的外在事理来推寻”（第58页）。又说：“因为他把文本把得太死，把文理看得太重。从大的方面看，这就已经决定了他对文本世界的对象性视角；而从具体认知的角度看，他又严格地杜绝自我体究式的主体介入方式，从而也就排除了主体与文本‘融液一体’之可能。”（第65—66页）还有，朱子“不仅要自觉地将‘我’与圣人分开，而且还要将圣人与道理分开——圣人也不过是‘发愤忘食’、‘求道之切’而已。如此一来，所谓的文本也就真正成为他的对象世界了”（第66页）。如此等等的论断，我们认为还可以再加斟酌。朱熹的确是以“顺取”的认知方式来研究人物之理的，他的“格物”也带有对象化的色彩——通过对象性的格物穷理，以实现人之思想境界的提升。朱熹这样做是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呢？因为在形而下的意义来说，人就是对象性的动物，人能认识到对象的存在，把自己与对象区别开来，不仅如此，人还能从对象中反观到自己的存在。这种对象性认知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对象认知的合理性。再者，朱熹是不是自觉地将我与圣人分开，将圣人与道理分开，作者并没有提供见之于其著述中的第一手资料，而只是从朱熹与李侗的对话以及李侗对朱熹的批评中分析出来的结论。显然，这种推理性的结论与朱子的思想体系有相悖之处，首先与“性即理”相悖，其次与“天即人，人即天”[6]相悖，再次，也与其“一旦豁然贯通”之说相悖。
  2．对冯友兰哲学的评价有欠客观。冯友兰的学问由“逻辑悟入”，通过逻辑建立自己的新理学体系，他想借鉴新实在论的方法建立一种“纯客观论”的哲学。而他的境界理论，则体现了他对现代哲学、心理学成果的吸收。在这一背景下，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缺陷是没有将“我”与“非我”完全分开，故知识问题未成为中国哲学上的至大问题（第527页）。与此相联系，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是“古今之异”，即社会进化上的差别。在作者看来，这些都表现了冯友兰与传统精神的脱节之处。当然，我们不否认冯友兰哲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纵观冯氏一生的学术思想，其中有变的因素，也有不变的因素。从早期的新理学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立场是其“变”，不变的则是其共相与殊相理论。冯友兰用这一理论（共相与殊相）解释了理与气、真际与实际，以及“理一”与“分殊”的关系，认为“理”“真际”是共相，“气”“实际”是殊相，它们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作者认为冯友兰只是从存在论（事实存在）和认识论的角度分析，而不是像传统儒学那样从存有论（本体论）的角度展开，并认为这种平面化的分析，使得作为本体的“理”缺了敬畏感（第525页），也少了超越感（第522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样评断。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不也是由逻辑来证明的吗？所谓“第一推动力”“纯形式”等等，不仍然是超越的存在，并给予信众以敬畏吗？而且，认为冯友兰否定“理”的超越性很可能是误读了这位前辈。冯友兰的“理”是超越，也是“大全”，“大全”包括了天与人，它是“思”的对象，又非“思”的对象，即“思而知有大全”，“知大全不可思”，这里说的就是超越性。“理”落实于人生就是“义理之性”，人进入“天地境界”，就是对于宇宙“天理”即“大全”的完全觉解。“觉解”有两层意思：一是理解，二是自觉（悟）。在理解和自觉“大全”的基础上，人才能进入“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就是超越的存在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最高体现。
  另外，冯友兰所说的“理先气后”既是逻辑上的，也是体用上的，就是“本来如此”。作者认为，冯氏借用了传统的真际与实际来解决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但“如果缺乏传统的视角和精神，那么即使使用了传统的概念，也仍然无法真正解决传统的问题”（第520页）。这里所谓“传统的视角”，就是“理与气之纵向超越的关系”（第522页），这实际上是心学家的立场。我们认为这种批评立场是有问题的。因为心学不是儒学的全部，心学家的立场并不能完全代表儒家的立场。还有，作者认为“对象性的视角，认知性的追寻始终在制约着冯友兰，使他根本就没有真正进入朱子与宋明理学的论域中”（第531页），“当冯友兰对朱子的理气关系做出这样的诠释（引者注：认识论的）时，他也就更加远离中国哲学的精神，更远离其具体性智慧了”（第533页）。在我们看来，这些讲法都太绝对了，程朱不也是横摄系统吗？我们不能因此说程朱就不属于宋明理学之列，也不能说他们远离了儒家的论域。
  以上就是我们读《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一书后的一些感受和理解，意在提出问题，与作者和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学有根底，融会贯通
  ——读《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潘富恩
  士金同志把他的新著《朱熹文学思想研究》送给我，他始终把我当作他的导师，这次又真诚地请我批评指导。我虽然82岁了，但精力尚好，仔细阅读了本书，有一些想法说出来供读者参考。研究朱子文学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朱子是理学大家，研究者最好能够了解朱子思想的全貌，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考察分析他的文学评论。士金同志2000年到2002年在复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门研究朱子理学思想。他经常与我讨论中国哲学问题，尤其是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我认为，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认识论，一种是唯物主义的，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这两种认识论往往在对立发展中互相吸收、补充、融合，但其主要的本质的方面却是始终对立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引出古代理论思维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我们全面客观辩证地认识古代哲人的思想内容很有积极意义。至于朱子的哲学观，学界一般认为其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士金同志似乎对这一流行的观点并不认同。当时我们讨论的话题十分广泛，多年来他始终把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导师看待，我们在一起总是畅所欲言。我认为，要提高社会大众的民族文化修养，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是：让大众了解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派事件、人物思想、概念命题、典籍名篇。要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的生平思想著述比较客观地介绍给读者，引导读者较全面地认识我们民族的思想家。比如二程，一些学者以为他们因循守旧，其实深入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二程属于历史上重视变革的政治思想家。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一定要接触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思想家的原著，提高理论分析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核心宗旨之一是“做人之道”，修身是学问之本，从个人修身、齐家开始，到治国、平天下，就是从爱个人到爱家庭、爱集体，到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认为，个人的生命短暂，而学海无涯，其学术研究成就毕竟是有限的，可是为人之道必须时时在心，学术道德和气节必须坚守。我常常以我的导师张岱年先生的道德风范和学问教育学生。学者应视荣辱为外物，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心想着为社会做贡献，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实践证明，士金同志对这些话很赞同，他认真阅读朱子全书，对朱子思想的全貌有较多的了解。出站后十多年，专心治学，甘心坐冷板凳，坚持不懈系统研讨朱子学的各个方面，涉及哲学、文学、修辞、历史、编辑学、社会管理诸多方面，发表系列论文三十多篇，成就相当突出。这些朱子学的素养在《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中都有自然的体现，我想这也是能研究好朱熹文学思想的必要条件。
  细读本书，我最明显的感受是，本书作者十分重视前人成果，其中引证辨析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成果相当广泛，有的还很深入细致。比如台湾张健先生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多年来似未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而本书全面考察了张著，引证辨析，简明扼要，使得这部朱子文学思想研究的开山之作的成就与局限清晰可见。本书对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中的文学研究高度重视，理解深切，引证也很多，这在国内朱子文学研究中也是前所未见的。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似乎未被一般研究朱子文学的人重视，本书作者却特别加以引证分析。莫砺锋先生的《朱熹文学研究》和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大传》也得到本书的重视，引证较多，我感到以上五部著作是本书引证最多的，应该说作者是很有学术眼光的。吴长庚先生的《朱熹文学思想论》，是国内最先出版的朱熹文学研究专著，本书作者也相当关注，在每一章开始时往往说明研究的异同，评价比较客观中肯。我发现本书附录中对于吴长庚先生的《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有所批评，大体合理，这表明本书作者对于学界成果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从附录《朱熹文学研究百年一瞥》可知，吴文忽略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论文，比如谢谦先生的朱子《诗经》学系列论文、胡迎建等先生的朱子文学创作研究的论文，都是很有价值的。本书对许多研究论文予以足够的重视，是学术研究应该有的态度和做法。本书所引证辨析的数十百家研究成果，包括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或详或略，大体可见近百年的朱熹文学研究状况。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朱熹的文学思想与理学思想关系极为密切，在本书中得到了自然而然的体现。学界研究朱子文学思想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书没有专门讨论这一论题，却能在阐述朱子文学思想的具体研究中渗透着朱熹理学思想的气息。我认为这是符合朱子文学思想实际情况的。理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追求真理，只认理不认人。朱子推崇二程学说，并能发扬光大之，但对他们的具体学术观点并不一味盲从。比如朱子在《诗集传》中提出“淫诗”说，在《诗序辩说》中全面批评小序的机械美刺说，在与学生讨论时对毛诗序也多有所批评，这些观点与二程有明显的差异，证明了朱子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在《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具体阐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朱子对三苏批评严厉，甚至认为苏学害正道，有些学者以为朱子是修洛蜀旧怨，本书则进行了具体分析。比如第三章有这样的论述：朱熹赞成欧公、三苏文章“平易说道理”，不用怪字难字“换却寻常底字”，这对东坡文字的风格之主要方面是相当准确的把握。又说：“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这等于说欧曾苏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相当于二程在道理方面的成就！[1]本书阐述揭示了朱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二程说道理和苏氏写文章都达到了极致。我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关于中国哲学史会议上曾经做过一个题为《中国哲学史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的发言，我始终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追求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很多年过去了，考察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情况，我觉得现在尤其要提倡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方法。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士金同志研究朱熹文学思想，其路径很独特，与吴长庚教授的《朱熹文学思想论》、莫砺锋教授的《朱熹文学研究》都有较大不同。细读本书六章具体内容，此一特点可一目了然。本书第一、二章从《诗集传》《楚辞集注》具体篇目注释文本详尽解析了朱子的文学思想观念，分析其思想哲理内涵，这是学界前所未有的，本书则在这个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在第三章讨论具体作家作品时，本书对张健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相关章节十分重视，认为张著所列朱熹论及的历代作家作品人数最多，这种重视前人成果的精神渗透全书。本书各章所涉及的朱熹关于历代作家人数有的张著也没有关注，可知朱熹所论历代作家数量很多，有近百人，都有详略不同的探讨。这个研究超越前人，自不待言。朱熹作为理学家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在本书中获得了全面系统的认识，这不但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和文论研究有参考价值，对于整个传统文化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本书第四章融合朱子零散的文学评论，发现其中批评文学、欣赏文学的具体内容，考察其审美的价值观念倾向，这也是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本书则以具体切实的分析，把朱子这一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详细地加以研讨，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本书第五章论朱子的创作学说，学界讨论更少，只有潘新和同志发表过两篇关于朱子作文观的论文，本书则对这一课题加以全面深刻的研究，使朱子的创作思想内容全方位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本书第六章朱熹文学理论专题研究，主要内容有朱熹文道论、文体论、文气论、自然、平淡和巧、天生成腔子等重要课题。在这些课题中，文道论和文体论学界有所讨论，但本书研究更能体现朱子文学思想的原貌。关于文气论、自然、平淡和巧，学界以前没有系统的讨论，本书研究具有首创性。“天生成腔子”这一概念学界有所论述，但误解较多，本书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误说，得出了比较中肯的结论。
  总之，本书以扎实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分析，学有根底，融会贯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朱熹文学思想体系，这应该是学界以前所没有的贡献。
  释义周延 开卷了然
  ——张立文教授主编《朱熹大辞典》读后
  郭齐
  专人辞典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新型辞典，它以与某一人物相关的语词为收录、解释对象，具有共时描写性质，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在历史社会中，不是所有略有表现、稍有贡献的人都值得为其编纂一部专人辞典，因为对于这些人物来讲，或一般研究，或略加关注足矣。事实上，国内外已出版的专人辞典也屈指可数。只有极少数贡献卓著、影响深远，值得花大力气全面透彻研究的历史文化名人，才需要拥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辞典。朱熹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
  朱熹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学者，是中华文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是孔子以来文化发展的第二座高峰。
  从宋末开始，朱熹的思想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13世纪以后，其学说先后传入朝鲜、日本、东南亚、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的学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说。
  因此，对朱熹的研究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或文化名人的个案研究。可以说，朱熹研究的高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够折射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研究的水平。
  数百年来，对朱熹的研究历久不衰，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工作遍及有关朱熹的一切领域。然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想对朱熹有一个轮廓的了解，还是想快速查找关于朱熹某一具体问题的相关知识，都缺乏一部方便的工具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朱熹研究的继续深入和普及，亟须一部朱熹专人辞典。由张立文先生主编的《朱熹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该书收录了关于朱熹生平事迹、同道及弟子后学、思想学说及国内外传播研究方面的语词约1900余条，80余万字。包括名词术语、人物、学派、组织、会议、著作、刊物等，涵盖了朱熹及朱熹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充分吸取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所收词目逐条进行简明释义，使读者开卷了然。书末并附有简编《朱熹年谱》和《朱熹思想传播与研究大事年表》，便于读者查阅。该书是迄今为止朱熹研究成果的浓缩展现，以其丰富的信息和知识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想要一般地了解朱熹的人，手此一编，即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悉关于朱熹的方方面面。即便是专门研究者，将其置于案头，查找线索，引导路径，也是助益良多。《辞典》的问世，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在成果如林的朱熹研究阵营中，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品种。
  在编纂上，本书具有如下几大特色：一是选目较为得当。本书所收语词较全，覆盖面广，又在穷尽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精选。同时，特别注重特色词目的收录。二是编排较为合理。本书采用按门类分科编排，词目按笔画检索，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由于本书是百科兼语文综合辞典，因此按内容分类编排显然是唯一科学的方式。三是释义较为准确周延。从总体上看，本书释义基本上做到了态度客观、忠于事实、拈出要点、言简意赅，同时还注意紧扣人物，不使游离，因而能对读者起到较好的引导作用。四是注意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辞典》所用资料截至2012年年底，其中不少是近年的新发现、新收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研究的前沿水平。正是以上几方面的努力，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辞典成为一部合乎规范、质量较高的工具书。同时，对不同层次的读者来讲，它可以是理学入门的教科书，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百科知识普及读物；既可供研究者按图索骥之用，也对一般读者修养身心、陶冶性情多有帮助。因此，它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了一本单纯的工具书。相信这部凝聚了众多学人心血的大辞典定能不胫而走。
  当然，诚如编者所谦言，“无论内容、文字、论证材料，恐怕均多疏漏”，“而今出版的《朱熹大辞典》可能存在不少缺点”。但筚路蓝缕、白璧微瑕在所难免。随着参编人员的百尺更进、广大读者的品评指正，这部大辞典定能日臻完善。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5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论《朱熹大辞典》的三重身份＊
  邓庆平
  现代国学大家钱穆先生在其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的开篇中说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1]孔子与朱熹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史与文化史上两个标志性的人物，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对这两个人物的研究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心，出现了各种体例的研究论著。就辞典这种常见的工具书体例来说，关于孔子的辞典已经出现了几种。最早的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传统文化热的背景下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近年来随着国内各种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现象再度纷纷出现，关于孔子的辞典也多有出版，如夏乃儒先生主编的《孔子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夏乃儒、张岱年主编的《孔子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等，此外，最近台湾地区的傅佩荣教授也主编了《孔子辞典》（东方出版社，2014年）。
  在今天，一方面，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上的另一标志性人物朱熹及其思想也越来越有兴趣；另一方面，多年来朱子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朱熹辞典的编撰积累了足够的研究基础。在这两种因素的推动下，经过四年多的编撰，关于朱熹的第一部专门辞典终于问世，这就是张立文先生主编的《朱熹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这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来说，是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部辞典具有以下三重身份：
  一、作为第一部优秀的朱熹辞典，它对朱子学相关知识的介绍
  最为丰富
  现今这个时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重视源于全社会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正确认识和深层期待。然而，随着20世纪初以来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渐解体，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在西学的强势冲击下，传统思想文化长期处于被激烈批判打击的处境，逐渐被边缘化，一直到今天，传统思想文化失去了社会制度等依托，以学院化的专业研究为其主要的生存载体。专业学术研究的成果通常又只在学术圈流传，直接影响面非常狭窄。学术研究成果以何种方式展现于普通民众？这是今天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作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通常的做法之一就是编写通俗读物，但通俗读物照顾到了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准，却由于缺少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其传递的信息在客观准确方面可能会有所欠缺。相比较而言，在传统文化与思想的传播领域，辞典往往能够发挥较好的积极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辞典本身特殊的性质。一则辞典通常都是由专业研究者编撰，其传递的信息相对客观可靠。在人们的印象中，辞典也常是比较正规和权威的形象。同时，好的辞典也必须具备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性，能够起到沟通专业学术研究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二则就阅读的方便来说，由于辞典总是由一个个词条所组成，而每一词条都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解释。只要有任何哪怕是零散的求知需要，对辞典的翻阅可以从任一词条开始，方便读者随时检阅，而其他书籍则往往需要从头至尾按一定顺序来阅读。
  既然一部好的辞典具有如此重要作用，那何为好的辞典？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搜集词条必须全面完整，尽可能涵盖该领域的所有知识与信息。二是对词条的解读必须尽可能客观准确。辞典本身作为日常生活学习的重要工具书，如果传递了错误或者不恰当的知识和信息，其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们相信《朱熹大辞典》就是这样一部好的辞典。
  首先，编撰者团队的专业素养有足够保证。主编为当代朱子学大家张立文老先生，他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部朱熹思想研究专著的作者，而且三十多年以来，一直活跃在朱子学研究领域，其成就在国内外朱子学研究领域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此外，几位副主编也多是当前朱子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有这样的权威专家学者来把关，可以保证该辞典在词条的选择与解释方面能够具备很好的专业性。来自多个高等院校的近百位编撰者也多为当前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这样一群高水准的专业人士是《朱熹大辞典》编撰成功的根本保障。
  其次，该辞典没有局限于朱熹本人，而是将朱子学视为影响中国传统思想史数百年的一个重要学派，因此，该辞典以“生平事迹”“同道及弟子后学”“思想体系”和“传播与研究”这四个部分为主要内容构成正文部分，同时附录了“朱熹年谱”和“朱熹思想传播与研究大事年表”。从结构上来看，正文部分和附录分别构成朱子学的横向和纵向两个坐标，正文的四个部分以概念、命题为词条，是对朱子学相关知识的横向展开，而两个附录则是从纵向的角度勾勒出朱熹本人的生平历史和朱子学从诞生至今的命运。其中“生平事迹”“思想体系”与附录一“朱熹年谱”结合起来为我们展现了朱熹本人的绝大部分信息，而“同道及弟子后学”和附录二“传播与研究大事年表”也刚好构成纵横交织的广义上的朱子学生存发展史。仅辞典的正文部分就共收录有关朱子学的名词术语、人物、学派、组织、会议、著作、刊物等词条1900余条，加上两篇附录，整部辞典总计80万字。毫无疑问，在历代朱子学的著作当中，这部辞典对朱子学相关知识的介绍所涵盖的主题最为广泛和完整。每一部分所设置的词条也异常丰富。就拿“生平事迹”部分来看，其中就设置了与朱熹相关的家谱、宗亲、名称、生平事迹、遗迹甚至于传说等诸多内容，例如其中对朱熹名称这一项，该辞典收集了“沈郎”“沋郎”“季延”“五二郎”“五二”“元晦”“仲晦”“促晦”“晦庵”“晦庵病叟”“云谷老人”“云谷晦庵老人”“晦翁”“紫阳”“白鹿洞主”“仁智堂主”“沧洲病叟”“沧州病叟”“遯翁”19个词条，几乎涉及文献记载中的朱熹的所有乳名、小字、字与号等。可以说，涉及朱子学的绝大部分知识基本上都可以在该辞典中获取。
  再次，从对词条的解释来看，经过多次反复修订，该辞典的解释是比较准确和严谨的。以一个小例子为证，在许多关于朱熹的介绍当中，朱熹有时被称为沧州病叟和沧洲病叟，一个为有三点水的“洲”，一个是没有三点水的“州”，在很多重要的朱子学著作当中，这两字有时是混乱的，之前无人区分。该辞典对这两个讲法都收录作为词条，但解释“沧洲病叟”时细说该名号的来历：“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朱熹所建竹林精舍于考亭所居之旁，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因以沧洲之名而自号‘沧洲病叟’。”[2]对“沧州病叟”条仅解释“即沧洲病叟”。再参考后面“沧洲精舍”条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辞典确定了与朱熹有关的应当是“沧洲”而非“沧州”，这点应是符合事实的[3]。
  此外，考虑到辞典主要面向的是一般读者，因此，编纂者在对词条特别是朱熹思想体系部分词条的解释方面，特别注意尽量少引用古文，多用现代汉语来表述，这点对于一般读者理解和接受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就有学者对二十多年前所编辑的《孔子大辞典》提出“行文内容引述大量《论语》原典，充满‘之乎者也’，实在不便今人阅读。”[4]
  总体上来说，这部辞典的编辑是成功的。同时，基于辞典这种体例本身的特点——面向一般读者并以相对独立完整的词条为基本单位，从而方便任何求知需求者随时检阅，我们也相信，作为第一部权威的朱子学工具书，在传统文化与思想的传播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作为一部重要的朱子学著作，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重点解读
  朱熹思想体系，并描述了朱子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朱熹大辞典》是一部面向传统文化爱好者的优秀辞典，同时，因其内在的完整结构和充分吸收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特点，使得该书还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朱子学著作，对推动朱子学的进一步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在朱子学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关于朱子学的“字书”，如陈淳的《北溪字义》、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等，它们都是围绕朱子学思想体系中的关键性概念，重点解析其义理之学，是朱子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就具体内容来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朱熹大辞典》以全面细致地解析朱熹的思想体系为重心，并清楚描绘了朱熹之后的朱子学发展状况。这点与之前的《孔子大辞典》相比就更加明显。
  就各部分所占全书比重来看，张岱年主编的《孔子大辞典》分为：生平事迹，41页，4％；历史背景，86页，8％；思想体系（政治法律思想、哲学、伦理教育、其他思想、箴言名句），172页，16.5％；典籍文献，119页，11.4％；弟子后学，33页，3％；先秦评孔、汉唐评孔、宋清评孔、近代以来评孔、台港海外评孔，589页，56.6％；共十个部分，另附录孔子年谱、评孔大事年表，总计117万字。从这个简单的统计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大辞典》的重心不在其思想体系上，该部分仅占整本辞典篇幅的16.5％，其重心放在了后来历代的“评孔”上面，共占56.6％。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展示了孔子思想在后世的存在面貌，强调了孔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对孔子本人思想的解读也较为有限，在“思想体系”部分仅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哲学、伦理教育、其他思想、箴言名句五部分，这可以说是该辞典的一个不足之处。
  相比之下，《朱熹大辞典》的正文部分共包括：生平事迹，74页，10％；同道及弟子后学，56页，7.5％；思想体系，485页，65.5％；传播与研究，125页，17％。从这四部分各占比重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部辞典的一些重要特色：
  1．吸收多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全面展示朱熹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
  由于朱熹一生勤于学术著述，留下了众多的著作。其思想体系一直被认为是综罗百代，吸引了众多学科的研究兴趣。本辞典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集中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上，它围绕众多关键性概念和经典命题，将朱熹思想分为14个部分：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经学思想、史学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心理学思想、科技思想、子学思想、佛道思想。这14个部分既借鉴了现代学科分类，如哲学、教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法学等，同时也兼顾了传统学术分类，如经学和子学思想。这样的分类反映出我们今天对朱熹思想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学、哲学等学科，而是逐渐形成了多学科共同参与的格局，这符合朱熹思想体系庞大复杂的特点，也进一步印证了上文提到辞典编写队伍的多学科背景。因此，现代学术研究模式下多学科角度的朱子学研究成果是这部辞典编撰的现实基础。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朱熹大辞典》在“思想体系”中的14个部分的每一部分，都首先有一条总论性的词条，集中概括朱熹此类思想的主旨和内涵。这个总论性的词条就是一篇高度概括的完整论文，后面的词条则是该论文的具体展开和充实，这样一来，每一部分都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可以说，这是该辞典的一个亮点。它不像一般的辞典往往都以一个个专有名词作为词条而缺少总括性的内容，从而使得整体内容显得较为松散随意。如果把这14条总论性的词条综合起来，就构成一篇全面阐述朱熹思想体系的完整文章，使得所有14个部分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朱熹思想甚为方便。
  总体来说，这部分内在统一的整体结构，再综合前面所提到的纵横交织的整体结构，《朱熹大辞典》超越一般辞典的特点就更加鲜明，这也是我们将该书不仅视为辞典，而且更视为一部重要的朱子学著作的重要原因。在充分吸收目前朱熹思想研究丰富成果的基础上，该书基本囊括了目前朱熹思想研究的方方面面，对朱熹思想的解析非常全面系统，不愧为“中国古代哲学与朱熹研究的标志性和里程碑式的成果，体现了国内外朱熹研究的前沿水平”。[5]
  2．对朱子门人后学进行梳理，首次完整地描述了朱子学的后续传播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从思想史上来看，朱熹所创立的朱子学并非朱熹一人所建构，它是朱熹与其众多弟子共同创立的。该学派自南宋一直到元、明、清都有坚定的信仰和研究者，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长达七百余年的重要学术流派。而且，朱子学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流传至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地区，在这些地区也相继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朱子学者。然而，反观我们的研究现状，目前我们对朱子学的研究还多数停留在朱熹本人，对于朱子门人、后学的研究还非常薄弱，更缺少对于整个朱子学历史的完整梳理。这部辞典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突破了朱子学仅限于朱熹的这一狭隘视野，一方面梳理了朱子学的发展历史，这个历史从朱熹门人、后学开始，一直到明、清重要的朱子学者和著作。该辞典介绍了140位朱子门人，这在朱熹所有存留姓名的494位弟子当中还只占小部分。所谓的朱熹后学，该辞典主要是指朱熹的二传、三传等一直到明代之前的朱子学者，而明、清两代的朱子学则放在了朱子学的“传播与研究”部分，虽然这种安排可能还有商榷的余地，但依然完整地介绍了朱子学在中国历代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该书不限于国内相关情况的梳理，对于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和研究也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为我们展示了朝鲜朱子学、日本朱子学、越南朱子学、欧美朱子学等的基本面貌。此外，该书还从研究人员、学术机构、研究著作、会议等方面对现代朱子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介绍，这些信息一直收集到该书出版之际。就了解目前朱学研究现状而言，这里的资料是比较集中和完整的。
  通过这部朱子学著作，我们可以具体而全面地了解朱子学的传播与发展历史，清楚掌握现代朱子学研究的总体格局和现状，这既是未来朱子学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朱子学研究的继续展开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理学本属“生命的学问”，该书还为当代生命的成长提供了现实指导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以知识性的描述世界为重心，而儒学以生命的成长为最终的关切，被称为“生命的学问”。作为宋明理学当中影响最大的朱子学，其终极的关怀也落在人的心性修养和人生境界的提升之上。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特点与现代价值。《朱熹大辞典》的编辑者们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正如主编在序言中所提到的：“它不仅仅是供读者参考的工具性辞典，更重要的是供人‘吾日三省吾身’的武器，是“夕惕若厉”的解剖刀，是贪嗔痴的清洁剂，是化解郁闷、焦虑、烦恼、忧愁、痛苦的和合力，是培育伦理道德的教科书，是造就人生价值理想的土壤。”[6]作为一部尽可能提供客观准确知识为基本要求的辞典，尤其是在解读朱熹“思想体系”这一部分，它对朱子学的思想观念和修养工夫论也有许多详细的介绍，其中以“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与“心理学思想”部分为最丰富。这里的词条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陈述某一事实或问题的理论知识，往往是名词性的词条，围绕朱熹世界观（包括政治观、人性论、教育观等）展开；二是指导行为实践的方法措施，往往是动词性的词条，构成朱熹的工夫论和境界论部分。这里仅举“伦理思想”部分来看：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气质、天理、人欲、心、道心与人心、人心、情、公、私、仁、义、孝、弟、忠、五伦等都是一类词条，是关于人性论和伦理规范的；而“明天理，灭人欲”、以理制情、敬、敬义夹持、居敬、居敬穷理、居敬持志、存养有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志、存心、三省、切己自省、心常惺惺等是另一类词条，与修养功夫和境界相关。这两部分分别从理性说明和实践成长的角度阐发了生命成长的主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对待《朱熹大辞典》当中的这些思想资源，我们应当遵循朱熹“教育思想”中的指导，不能仅仅将之视为“博学多识”的知识，还需要明白以“变化气质”“修德是本”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尊重“朱熹读书法”“先立其大”“学思相联”，进行“克己工夫”“改过迁善”“切己体验”“主敬存心”“涵养本原即涵养德性”[7]“唤醒此心”等系列提升自身生命境界的修养功夫。从这个角度来看，《朱熹大辞典》也可以视作当代民众生命成长的指导书。
  总的来说，如同现实社会的每一个体通常都是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任何事物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通常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我们分别从作为工具书的辞典、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朱子学专著和有助于解决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指导书三个角度，发现《朱熹大辞典》集三重身份于一身的特点[8]。可以说，这正是《朱熹大辞典》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传播和研究领域当中的恰当身份，《朱熹大辞典》的价值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评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
  吕友仁
  近20年来，我因为稍微留心经学，遂暴得“专家”之名。其实，自己的斤两，自己最清楚。我有两怕，一怕《尚书》，二怕理学。怕《尚书》，以其文字艰深；怕理学，以其义理玄妙。承蒙陈良中先生不弃，赠我《朱子＜尚书＞学研究》一册，并嘱我看后提出批评意见。这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转念一想，以我退休之身，时间比较充裕，何不趁此机会补补课，说不定还能祛除一点恐《书》病，何乐而不为。于是沉下心来，从头到尾，逐字逐句读去。不知不觉，读出点味道，有了引人入胜的感觉。逐章逐节读下去，胜义纷呈，恰如“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感到作者不仅汉学功夫了得，而且宋学功夫也十分了得。文字艰深者，作者以简易疏通之；义理玄妙者，作者以常语疏通之。语言平实，文笔流畅，娓娓道来，条理秩如。历时七日，读之一过，恰如读了一期免费的《尚书》补习班，使我开窍许多。不禁跃然而起，大呼“快哉”。
  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以朱子《书》学为研究重心，旨在理清朱子《书》学与其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爬梳《朱子语类》、《文集》以及朱子其他著述中所有论述《尚书》之文字，以翔实的材料探究其《书》学制特色、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以朱子《书》学为核心，探讨朱子解经的方法及价值取向，揭示经典现代化可资借鉴的路径，进而阐明朱子《书》学在《尚书》学史及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1]就我个人的读后感来说，该书完全达到了作者预期的目标。我认为，该书是认识和研究宋代《尚书》学的必备参考书。
  关于《朱子（尚书）学研究》的成功之处，朱杰人、钱宗武两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均有详尽的介绍，毋须我再来絮叨。我想说的有两点。
  第一，学界有一个通病，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呵护有加，隐恶扬善，为尊者讳。而《朱子＜尚书＞学研究》则不落俗套，它并不讳言朱子的错误。例如，在“朱子《书》学训诂与义理成就”一节，作者说：“朱子有的修正则杂有主观意图而不确。如《尧典》‘历象日月星辰’，《传》释‘星’为‘四方中星’，乃以中星定四季，是较符合早期天文知识的。朱子谓‘二十八宿众星为经，金、木、水、火、土五星为纬’，以黄道论星象，是以较成熟时的天文知识为解。”[2]又说：“朱子有的修正则是错误的。如《尧典》‘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朱子曰‘极言下民其咨，其大势若漫天’，意民怨沸腾。但‘浩浩滔’天实指水势浩大，《传》云‘咨嗟忧愁，病水困苦’，得其意。”[3]
  第二，胡适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中说：“古经学所以不曾走上科学的路，完全由于汉魏以来诸大师都不肯承认古经的难懂，都要强为之说。南宋以后，人人认朱子、蔡沈的《集注》为集古今大成的定论，所以经学更荒芜了。”[4]点了朱子的名。放在过去，我还真想不起来怎样回答胡适的这番责难。读了《朱子＜尚书＞学研究》，让我认识到胡适的这番责难，至少对于朱子来说是不公正的。作者在“朱子解《书》原则”一节归纳了一条“存疑原则”，
  摘录如下：
  存疑原则。《尚书》文辞佶屈聱牙，再加上文字有脱落，残篇断简，以及《古文尚书》的来历不明，要完全解通是十分困难的。朱子对《尚书》文本特点有深刻的体认，云：“读《尚书》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续集》卷三《答蔡仲默》书重申了这一原则，云：“某尝谓《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著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朱子批评挚友吕祖谦《书说》的重心也在于其无阙疑。陈淳问：“《东莱书说》如何？”朱子回答说：“说得巧了。向常说他有疑处否？曰：都解通。到两三年后再想见，曰：尽有可疑者。”朱子在《文集》和《语类》中反复提出《尚书》不可作全解的观点。[5]
  作者这段文字，不仅有助于澄清胡适强加于朱子的不实之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学者也有极大的借鉴价值。更为可喜的是，这种可贵的存疑精神，在作者自己身上也有充分体现。例如，作者说：“朱子之前，吴棫所著《书裨传》有《书序》一篇，当是疑《序》之作，然是书亡佚，不可考。”[6]又说：“朱子临漳所刻《尚书》不存，是否标明各篇今、古文分属，今不得而知。”[7]朱子引用吴仁杰《书说》一次，作者括注云“不详何书”[8]。等等。
  我之所以特地想说这两点，是因为我认为，一部书，如果其作者既不美化其研究对象，又敢于对读者说有的地方他还不清楚，那么这部书肯定是一部好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敢于公开讲自己的产品还有毛病的人还不值得信赖吗？从古到今，没有尽善尽美的书。即令是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未能例外。所以清人钱大昕有言：“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9]《朱子＜尚书＞学研究》中两次出现了“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表述，一次见于《前言》之第2页，一次见于第25页，另外还单独出现过五次“疏不破注”。初读“注不破经，疏不破注”两句，心中为之一喜。而再三读之，内心又归于平静。何则？初读时，我以为“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是个因果复合句，其意谓“如果注不破经，疏就不破注”，作者如果是做此理解，则恰与鄙见合，则是知音难得，故心中为之一喜。而读之再三，觉得作者是把“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理解为一个并列复合句，则与鄙见不合，尚须分辨也。“疏不破注”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经学研究中无法绕开的一个命题。范文澜说：“《正义》解释注文，不得有所出入。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说注文是对的，这叫作‘疏不破注’。”[10]这代表了很多学者的认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它不符合疏（也叫“正义”）的实际。为说明问题，姑从孔颖达《礼记正义》中摘取两例。
  （1）《礼记·坊记》：“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郑注：下体，谓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叶而可食，无以其根美，则并取之，苦则弃之。并取之，是尽利也。此诗故亲今疏者，言人之交当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备于一人。”
  孔疏云：“云‘采葑菲之菜者，采其叶而可食，无以其根美，则并取之，苦则弃之。并取之，是尽利也’者，郑之此注，解此《记》所引，本明无尽利之事。今郑以下所注，更别生一义，与《记》意稍乖。郑此注，前释正合《记》文；郑之后释，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详。”[11]
  愚按：孔疏以经文为准，批评郑注不该一语两解。简言之，孔疏认为，郑注“此诗故亲今疏者，言人之交当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备于一人”数句，是“别生一义，与《记》意稍乖”，是画蛇添足。
  （2）《礼记·三年问》：“然则何以至期也？”郑玄注：“言三年之义如此，则何以有降至于期也？期者，谓为人后者、父在为母也。”
  孔疏：“郑意以三年之丧何以有降至于期者，故云为人后者为本生之父母及父在为母期。事故抑屈，应降至九月十月，何以必至于期？以其本至亲，不可降期以下，故虽降屈，犹至于期。今检寻经意，父母本应三年，‘何以至期’者，但问其一期应除之义，故答曰‘至亲以期断’，是明一期可除之节。故礼，期而练，男子除绖，妇人除带。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经意不据为人后及父在为母期。郑之此释，恐未尽经意，但既祖郑学，今因而释之。”[12]
  愚按：“郑之此释，恐未尽经意”，就是孔疏对郑注的否定。在这节孔疏中，孔疏不但碍于“礼是郑学”的体例，违心地为郑注疏通（“今检寻经意”以前，都是疏通郑注之文），而且把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也告诉了读者（“今检寻经意”以后，是正确的解释）。此情此景，我们怎么还能说孔疏是“疏不破注”呢？
  据此，我认为，“疏不破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用四句话来表示，就是：“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注若破经，疏必破注。”在《五经正义》中，只有经文才是绝对的权威，谁也不能碰。
  一得之愚，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据江海之大 我独取一瓢之精华
  ——徐时仪先生《＜朱子语类＞词汇研究》述评
  黄晓宁
  《朱子语类》一书问世后，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思想和理学史方面，后学者日益意识到此书在哲学、文学、历史、文化、文献和语言研究等方面皆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渐从“朱子学”体系出发做不同方面和角度的研究，词汇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徐时仪先生的《＜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可谓应时之上乘之作。该书分量厚重，内容广博，分为上下两册，共计九章、二十五节（含绪论），涵盖《朱子语类》词汇的方方面面。《＜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凝聚徐时仪先生三十余年的心血，先生自1981年即开始着手进行《朱子语类》词汇的研究，当时主要考释一些方俗口语词和新词新义，和父亲一起负责收录提供《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朱子语类》的一万多条书证。在此基础上，曾陆续考释有近千条词语，撰有《宋儒语录词语汇释》和《＜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初稿。然而，为了理清《朱子语类》由语录至语类的成书过程，确定语料的确切年代，并且不断更新理论，引进新成果，在汇释的基础上进行词汇系统性的研究，以求“尽善尽美”，30年来，先生一直处于不断补充完善中。从书中的后记看来，徐先生直到书稿付诸出版的时刻，也仍觉惴惴不安。当今社会，纷纭复杂，充满诱惑，向来圣洁的学术领域，也难免染上浮躁的恶癖，能于此中，偏安一隅，诚属不易。书中徐先生阐述了《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在古籍整理、语文辞书编纂与修订、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而就《＜朱子语类＞词汇研究》来看，该书学术贡献则远不止如此。本文不避浅薄，略述一二。
  一、扎根于文献，从事实出发
  这里是化王小盾先生的“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而得出的感受。王先生[1]说：“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尽管归纳与演绎都是思维的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方法，但它们有主次之分。从事实出发的归纳法，通过归纳而获得认识，是进行演绎的基础。”文献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从文献出发进行学术研究，是做好人文学科研究的必经之路。张舜徽先生[2]曾指出：“在中外古今著名学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想在人类历史上做出总结性的工作写出一部伟大著述的，都是穷年累月，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着手，再结合实际调查考察，才能取得成功。”徐时仪先生可谓承“朴学”之传统，扎根于文献，执着于文献整理，在此基础上开展语言研究。在撰写《＜朱子语类＞词汇研究》期间，先生网尽现有朱子语类、语录的各版本，查勘了九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朝鲜古写徽州本，皕宋楼原藏的宋刊元修本和内阁文库所藏成化本及成化覆刻本，以及退溪李晃和眉岩柳希春注释的《语录解》和《注解语录总览》，从而就《朱子语类》各本的传承渊源做了深入的考察。在书中第一章，先生利用《池录》宋刻七卷本及明抄十一卷本，朝鲜古写徽州本，梳理了成化本系统各本间的关系，及“五录”与“三类”各本间的传承。通过对各版本的梳理和对勘，一方面纠正了诸多现通行校注本《朱子语类》的阙失，另一方面依据各版本的异文还可清晰地观察到语言的历时演变，如第一章第四节“《朱子语类》的语料价值”中的“传本反映的后人改动”部分：曰：“初来是知事物合着如此；到知命，却是和个原来都知了。”例中“原来”，徽州本、成化本作“原头”。此条是徐㝢录，陈淳录作：“知天命，是知个源头来处恁地彻。”“原头”为宋时口语，即“源头”。这样历史上消逝的有声语言，便如被声像设备保存下来般赫然呈现在人们面前，很容易窥测词汇发展、词义演变的脉络。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文献工作，为后面的研究埋下了坚厚的基石。周勋初先生[3]说：“程千帆先生为发扬东南学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求学阶段亲炙这些大师，颇得各家真传，因此，他的治学，能够体现这一学统的特点。他提出，治学应重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而重文献之说，即承清儒朴学而来。”大概说，徐时仪先生治学重文献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不为过，当然，这不如说是诸多成功学者治学方法的不谋而合。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参考该书研究方法部分的“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一段，这部分徐先生具体讲述了运用此法做研究的过程。
  二、点面结合，考探词汇系统
  汉语史上各阶段的词汇系统究竟怎样？现在还不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词汇存在系统，这一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可以说徐时仪先生的《＜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就是围绕词汇系统而进行的。书中第七章专谈词义系统和词汇系统问题，占有较大的篇幅，可见作者之用心。除此之外，徐先生书中反复提到词汇系统问题，例如在“同义词部分”[4]，先生说：“这些同义近义词语类聚相互联系、相互交织，语义上各有侧重，组成与‘混同模糊’这一概念相关的语义场，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旧词的兴替而不断调整，吸收新成员，淘汰旧成员，以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一个个概念词语类聚互相关联则构成了从古到今不断发展的多层面立体交叉的词汇系统。”在“虚词和词汇单位语法化”部分[5]说：“汉语的虚词是一个准开放的语法词汇系统。一方面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用来表示语法意义的属于汉语语法系统的下位子系统。在汉语语法系统中，虚词系统与句法系统有着双向的信息能量交流；在汉语词汇系统中，虚词系统与实词系统又有着单向的能量输送关系，实词系统为它提供词源。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虚词绝大多数都是从实词虚化来的。”在“常用词的兴替演变”部分[6]说：“任何一种语言构成一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系统的主要成分毕竟是那个时期中使用得较多的常用词。从常用词的衍变递嬗可以看到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词汇的演变概貌。”先生对词汇系统的研究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递进过程。首先是重视微观的个案研究，《＜朱子语类＞词汇研究》的第三章和第五章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这部分详细考察了《朱子语类》中的异形词、同素异序词、多音词以及词组层面的模块，可以说是词汇系统研究的开始；第四章、第六章是词汇系统的中观研究，将词汇置于同义、反义类聚中做比较研究，并从常用演变的角度做词汇系统的动态研究。第七章是词汇系统的宏观研究，这里作者主要是以概念场为入手点开展研究的。先生在词语类聚和词汇系统部分[7]指出：“词汇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网络系统，我们不可能只从一个角度就概括出整个词汇系统的全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词汇这个大系统的主要和核心的层面来进一步认识其他层面，从而把握整个词汇系统。”这部分重点勾勒了《朱子语类》中表达放置、拘泥、愚昧、痴狂、招惹、放逸、恐惧、隐藏、欺骗、猜测、探究和知晓等概念的词语类聚的面貌，从而宋代日常用语的系统可略见一斑。同时，先生补充说[7]：“（《朱子语类》中）还可系联的有睡眠概念词语类聚、时间概念词语类聚、速度概念词语类聚、遮盖概念词语类聚、丢弃概念词语类聚、附会概念词语类聚、差误概念词语类聚、行走概念词语类聚、追逐概念词语类聚、励志概念词语类聚、吵闹概念词语类聚、惊奇概念词语类聚、慌张概念词语类聚、含糊概念词语类聚和交界概念词语类聚等，由这些概念词语类聚可见《朱子语类》词义系统中各种性质、各种层次的言语和语言成分及其各成员间语义关系的古今演变。”这里，徐先生为《朱子语类》的深入研究和古白话词汇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方法。
  三、微观着手，探究文白转变之动因
  文言是怎样变成白话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吕叔湘先生[9]说：“文言和白话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得略述中国语文的历史；而寻根究底，恐怕还得先打中国语文或语言和文字的性质论起。”的确，语言、文字的性质决定了汉语文言和白话的分流，然而要研究历史上的白话，仍旧需从保留下来的书面语开始，而其间词汇的发展演变是极为重要的观测点。徐时仪先生《古白话词汇论稿》以“古白话”名之，并在绪论部分探讨了古白话书面语的形成，古白话词汇的分期，以及古白话词语研究的意义等，已见其对汉语文白问题的深入考虑。《汉语白话发展史》则是从宏观角度梳理汉语白话发展历程的精心之作。书中引述历代文献语料一百余种，力求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白话发展的轨迹，而特别注重词汇的发展变化。探讨了文白转变的必然规律：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思维和交际的需要。作者把“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摆在首位，而且从形、音、义三个方面予以重点论述。应当说，语言自身的发展是适应思想文化发展和思维交际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后二者的发展推动了语言自身的发展。三者是交互发展的，而语言自身的发展是核心。很明显，《＜朱子语类＞词汇研究》是《汉语白话发展史》文白转变问题的延伸探讨，是由宏观概述到微观探究的深入。作者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文言是怎样一步步地转为白话的，多年来徐先生一直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选取《朱子语类》作为研究对象，也许正是先生的用心之处。因为《朱子语类》既是朱熹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实录，也是文人口语的实录，不仅有书面语成分，而且又有口语成分，反映了当时语言的使用状况和文白演变的概貌。而且通过比对语类、语录各版本的异同，以中土传世文献、域外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现存实物等作为多重证据辨析各本异文，不仅可以使语言学的研究建立在扎扎实实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之上，而且能让我们从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文化史等多角度考释《朱子语类》中的词语，尤其是一些常用词词义，从而探寻汉语词汇古今文白演变的线索及价值取向。
  《＜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中，作者在谈到《朱子语类》词汇特点时，特地强调“文白并用，雅俗交融”这一点，指出：“《朱子语类》词汇文白并用交融的特点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词汇中单音常用词是以新旧兴替的方式演变，而复音词是以新旧并存的方式增长累积，即多以文言中的常用词和口语中的白话词作为构词语素组成，体现了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一方面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吸纳口语的开拓性，具有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10]全书围绕《朱子语类》所记朱子讲学语录中的文言古语、俚语方言等活生生地反映宋代文人的口语材料，探究语言意义和语境意义融合在一起的言语意义与语言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汉语文白转型从量变到质变的此消彼长，探索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从语言、思维、文化等多角度，解释共时层面中的雅俗并存和历时层面文白转变的动因，可谓颇有启发，令人叹为观止。徐时仪先生[11]曾总结说：“汉语词汇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有变，有不变；有变化大的，有变化小的。至于为什么变、怎样变，则既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人们具体取舍的价值取向，大致上体现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口语书面语、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以及社会各阶层间趋雅趋俗的互动共存与整合融和。汉语的文白转型广泛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和演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必然发展趋向，即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雅俗相融互补的价值取向。”这又是在《＜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基础上的汇总和升华。
  “夫泰山不辞壤石，江河不逆小流，所以成其大也。”“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上句恰可喻徐时仪先生之治学方法，从材料做起，立足于文献，从而积累而成其大；下句正可喻其治学态度，谦虚、踏实、严谨。上下两句亦为徐时仪先生治学精神之写照，汇积小流成江海，独取一瓢之精华。在《＜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后记中徐先生强调：“人总是由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求知也总是由懵然无知到茅塞顿开，由渐悟到顿悟，由勤思苦学而豁然开朗。学问之道重在传承，治学之道贵在创新。在治学的道路上只有不畏崎岖山路，不畏艰辛劳苦，不断攀登，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做出扎扎实实的真学问。”恰如据有江海后之博大胸怀和真知灼见。而其又将“金针度人”，概观《＜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一书，度与学界的材料、方法和新课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书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将同义词、反义词归入“专类词语”一章，作者如无特殊的目的，将词群性质的同义词、反义词归为某类词，还不大合适；异序词部分说，“喜欢”和“欢喜”皆表“快乐、高兴、喜爱”义，今普通话两词并用，而南方方言多用“欢喜”，似乎有些绝对。实际上，东北话、北京话都不用“喜欢”，普通话也不是二者并用等等。一部厚重的著作中，存有些许瑕疵，就作者而言自然无可厚非，就学界而言，则是盛宴后的甜点，丰富了研讨提升的空间。

注释： [1]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2]转引自丁为祥：《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学术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以下凡引该书，只夹注页码。 [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 [4]黄榦：《朱文公行状》。引文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87页。 [5]程颐：《程氏遗书》卷十八，见《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200—201页。 [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7页。 注释： [1]参见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 注释：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研究”（13CZX044）与2011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理学与心学互动视野下的明代江西朱子学”（编号ZX1103）的成果。 [1]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1页。 [2]张立文主编：《朱熹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2—13页。 [3]沧洲是指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这层含义和朱熹晚年居考亭的处境是吻合的（朱熹《水调歌头》最后一句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朱子全书》，第560页），而且用“沧洲”不至于误解为行政区域的“沧州”（今属河北）。 [4]傅佩荣：《为孔子编辞典》，《兰州日报》2013年12月23日。 [5]张立文主编：《朱熹大辞典》之《前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6]同上书，第2页。 [7]同上书，第300页。 [8]在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刘笑敢先生提出中国哲学具有三重身份：现代学科、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参见《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引论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和本文讨论有相近之处，可供参考。 注释： [1]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同上书，第144页。 [3]同上。 [4]胡适：《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5]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6]同上书，第22页。 [7]同上书，第123页。 [8]同上书，第119页。 [9]钱大昕著，吕友仁点校：《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36页。 [1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11]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2]同上。 注释： [1]王小盾：《王小盾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上）》，《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1期，第106页。 [2]张舜徽：《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页。 [3]周勋初：《东南学术，浴火重生——学术史研究之一端》，《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6期，第7页。 [4]徐时仪：《＜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07页。 [5]同上书，第337页。 [6]同上书，第479页。 [7]同上书，第619页。 [8]同上。 [9]吕叔湘：《文言与白话》，《国文杂志》1944年第1期。 [10]徐时仪：《＜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0—131页。 [11]徐时仪：《论汉语文白演变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3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胡双宝：《读＜汉语白话发展史＞》，《汉字文化》2008年第3期。 [2]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