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现代日本思想界关注儒教——《现代思想》儒教专辑
  《现代思想》杂志2014年3月期（青土社）推出了一个专辑，题为《当今为何谈儒教？》。日方作者有：安富步、土田健次郎、中岛隆博、石井刚、泽井启一、吾妻重二、井上厚史、伊东贵之、羽根次郎、本间次彦、马场智一（按撰稿排序）。中方作者有：张志强、谭仁岸。此外还收有两篇对谈——当代日本著名评论家柄谷行人与文艺评论家、台湾史专家丸川哲史之对谈，以及载于《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二辑（清华大学，2010年10月）的齐泽克（S.Zizek）、鲁策（A.Lusso）、海裔、汪晖四人谈的日文译文。代表了当今日本水准的儒教研究者及评论家群英荟萃，蔚为壮观。《现代思想》是一份在日本知识阶层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思想性杂志。每期“专辑”介绍一些欧美著名的思想家、欧美社会与政治思想、日本国内与国外的时事问题等，其选题反映出日本知识阶层的关心所在之推移，本期《当今为何谈儒教？》这一标题在其中独放异彩。在2014年的日本，《当今为何谈儒教？》——这当然既不是挖掘业已过时、化为“知识化石”的思想，也不是如在博物馆眺望陈列品。无非因为中国大陆对2014年的日本而言，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所有领域获得了对昔日的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影响力，几乎成为最巨大、最重要的“他者”。然而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共同体的决策架构，对外部的人来说还是雾里看花。因而，当今的日本人自然地将强烈的关心投向曾是中国传统共同体整合之原理，近年来随处听到“复兴”呼声的思想上与礼制上的传统——儒教。其中存在着希望理解他者的迫切愿望。
  本期杂志的撰稿人大半或含蓄或明确地表明了上述及其当下的问题意识，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日本学者共同拥有的态度。例如，谭仁岸与张志强分别介绍了在20世纪80年代与21世纪初叶的中国“传统”儒教的复兴过程，文中仿佛渗透出在传统儒教与近代乃至共产主义之间激烈摇摆的当代中国的热气沸腾（《传统现代中国（传统与现代中国）》、《儒学の“创造的转化”（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与此相对，日本作者较多作为主题的则是，如何自我反思潜在于以往的日本人的儒教观之下的意识形态。例如，泽井启一批评了以往的日本儒教研究中存在的“仅关心儒教‘日本化’的日本中心主义”倾向，相反将以往被视为儒教“日本化”的现象作为儒教本身内在的“本土化”运动之一环来反思（《土着化儒教日本（本土化的儒教与日本）》）。另外，井上厚史论述了井上哲次郎（1855—1944）与高桥亨（1878—1967）等战前帝国日本的儒教研究之泰斗们如何恣意地制作出停滞的朝鲜儒教与先进的日本儒教之对比构图（《封印朝鲜儒教（被封闭的朝鲜儒教）》）。此外，尤其是对引领了战后儒教研究的沟口雄三（1932—2010）的中国观，也进行了可谓相当严厉的反思（伊东、吾妻、本间论文）。这样对于日本研究者而言，与其说是当今活生生的儒教，倒不如说是日本人迄今为止对儒教的态度构成了主题。究其缘故，一是由于日本不同于中国大陆，儒教不管是作为思想教说还是礼仪制度都未融入现代日本生活中，另一是由于日本受到了较之活生生的现实，更关心“话语”内部权力性的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产生的互动。当然，往昔日本的儒教观中存在的“落后的大陆、进步的日本”这一价值意识，在当今仍很难说已被彻底根除，不断找出此类狭隘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对当今日本人来讲，仍是当下迫切的问题。可是，“重新谈论儒教至今是如何被谈论的”这一态度，归根结底不得不说是在学术界内部“自我言及”性的，这是与在中国或在韩国一谈起“儒教”便会出现的属于这一社会的人无不关心的热气沸腾所无法比拟的。作者之一中岛隆博一方面关注试图通过复兴读经与释奠等来恢复地域社会之公共性的中国现状，一方面针对因反思战前压抑性的“国民道德”而造成的战后完全空白化的日本地域性公共空间，这样写道：“不妨摸索一种以不同于国民道德及‘教养’的方式来尝试参与公共领域的儒教之可能性。”（《儒教、近代、市民的 （儒教、近代、市民性灵性）》）大约在日本，通过在地域开展礼仪、实践来重塑“地方性、市民性的灵性”（上述中岛论文）真正起步时，作为“传统”来参考的不是儒教，而是佛教与神道，但中国的儒教传统之复兴同时也引出了在现代日本如何构想“家礼”与“乡礼”这一极为现实的问题。
  2．山崎暗斋与朱子学的“本土化”——泽井启一《山崎暗斋——天人唯一之妙、神明不可思议之道》
  正如上节所述，贯穿于当今日本儒教研究背后的倾向变了，整个基调从寻求日本儒教的独自性，转向关注其与东亚儒教文化圈整体的联动性、互动性。这一倾向显著地表现在有关山崎暗斋（1618—1682）的研究、论著之增加上，耐人寻味。战后日本的近世儒教研究中以往最受瞩目的是全盘否定朱子学，树立起独自思想体系的荻生徂徕（1666—1728）。自丸山真男的划时代巨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以来，在徂徕思想中发现了日本独特的先驱性近代，以及日本儒教的独特性与先进性。然而，近年来仅专业性著作就出版了高岛元洋《山崎暗斋——日本朱子学垂加神道（山崎暗斋——日本朱子学与垂加神道）》（ぺりかん社，1992）、朴鸿圭《山崎暗斋の政治理念（山崎暗斋的政治理念）》（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田尻祐一郎《山崎暗斋の世界（山崎暗斋的世界）》（ぺりかん社，2006），今年又有泽井启一《山崎暗斋——天人唯一の妙、神明不思议の道（山崎暗斋——天人唯一之妙、神明不可思议之道）》（ミネルヴァ书房，2014.3），暗斋研究凌驾于徂徕研究之上，呈现出一片欣荣。
  近年暗斋研究之盛与暗斋本人在思想史上所占的极其微妙的地位相关。仰慕朱晦庵之名而自号“暗斋”的山崎嘉右卫门敬义在整个日本近世是一位最醇、最敏锐的朱子学者，他还尊信朝鲜大儒李退溪（1501—1570）。暗斋的思想与实践中重“敬”高于一切的想法被认为来自退溪的影响。可是暗斋同时也是一位倾心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试图合朱子学与神道为一体的人物。作为神道家暗斋自称“垂加”，他开辟的垂加神道在近世形成了最大的神道势力，同时对明治时代以后的国粹主义也施以了巨大影响。暗斋究竟是最纯粹的朱子学者，抑或是狂热的神道家、日本主义者？对此泽井启一甚至说：“暗斋的真面目是儒教抑或神道，以及该两者出于什么理由得以并存？”这一设问“或许可说是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最大的谜”。有学者认为，对于暗斋而言，神道是使朱子学根植于日本风土中的无可奈何的韬晦（朴鸿圭上述著作等），也有学者认为相反，对暗斋而言，朱子学只不过是他彻悟神道中蕴藏的日本固有精神的触媒而已（近藤启吾等人）。山崎暗斋这一思想家恰恰立足于赞赏日本之独特性的民族主义与朱子学这一前近代东亚的普遍性思想的分岔路上。研究中心从徂徕向暗斋转移极具象征意义。
  作为今年“ミネルヴァ日本评传选”之一册出版的泽井启—《山崎暗斋——天人唯一之妙、神明不可思议之道》，如上所述明确了暗斋的特殊地位后，不局限于暗斋的思想，而对其出自、学统、门第、交游，乃至从政治、经济至出版状况的当时知识环境广加探讨，与以往的“较之一个人是如何生活的，……（更关心）一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成立的”这一研究趋势相反，勾勒出了“作为个人”的暗斋像。本书的新颖之处正在于，对构成暗斋研究中的“最大的谜”并一直找不到答案的他接受神道问题，不是如以往那样从“日本固有性”这一文脉来把握，而是作为对朱子学重视的实践（“穷理”与“居敬”）进行“本土化”，即“改变为合于自分的时代与地域者”的一个环节来把握。泽井启一认为，暗斋之接受神道只是承继了源自宋代朱子等人的巨大思想潮流的，各地域、各时代的所有人物——如明代的王阳明与李氏朝鲜的实学者们，以及近世日本的古学者们——分别与自己的时代、地域相结合，对实践方法加以修正的尝试之一。泽井启一关注的是在暗斋生活的近世日本社会中儒教式礼制未扎根这一点。在近世日本社会，政府强制规定丧葬以佛教式进行，并且也未开展《小学》中体现的礼法之幼年教育。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能与周围不产生矛盾而履行“敬”之形式，他发现了神道礼仪与实践。泽井启一得出的结论是“用神道这一‘本土’素材”“在日本使朱子学得以实践”才是暗斋根本的目标。这一理解当然是载于《现代思想》的论文《本土化的儒教与日本》中泽井启一本人所提示的见解的具体应用。不拘泥于日本的固有性，从“东亚”规模来把握日本儒学，这正是当今学界所共有的姿态，以这一姿态来具体地探究一位思想家，能够开辟出怎样的新视野？泽井启一的著作如此给出了一个范例。
  3．奔波于东亚的朱子学者——《季刊日本思想史》朱舜水专辑
  整个近世日本，水户藩（现在的茨城县）一方面作为德川的“御三家”之一，成为德川军事政权之重镇；而另一方面，好学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招请明朝遗臣朱舜水（1600—1682）开设彰考馆之后，也作为日本近世的儒学研究中心延续下来。“水户学”在近世儒学界一直占有独特的位置，直至近世末期，作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性动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参与维新的志士们无人不受“水户学”之影响。维新后，水户学相关资料之大半秘藏于水户德川家，其中包括众多与朱舜水有关的资料。近年来，这些资料移归公益财团法人德川博物馆保管。2010年台湾大学举办“朱舜水与东亚文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此为契机，2012年开始了为时三年的史料调查。由中、日的研究者参加的该项调查之结果作为《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I——朱舜水文献释解》（2013）、《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Ⅱ——德川光国文献释解》（2014）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东亚各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明年预计出版《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Ⅲ——水户藩的内外关系文献释解》。《季刊日本思想史》杂志第81期（2014.9）以“朱舜水与东亚文明——水户德川家之学问”为题，向学界公开了目前的部分研究成果。中、日学者基于新资料各自发表了探讨朱舜水及与德川光国相关问题的饶有趣味的论文。其中包括朱舜水来日前的活动、德川光国与朱舜水的相识、光国之思想形成、舜水带来的书画与夫子像之实际内容、安积澹泊（1656—1737）等舜水门弟们的思想，以及实际上如何接受舜水带到水户藩的思想中大约最重要的朱子学式礼法的情况等，弥足珍贵的一册著作让读者联想起以舜水与光国为中心的水户朱子学之概况。
  其中受到关注的是，此次证实了以往的舜水研究中对是否实有其物争论不休的舜水所持南明鲁王之敕书，并在该杂志上登了照相版与翻刻。对2013年9月2日“发现”敕书时调查团成员的神情，杨儒宾做了如此描述：“九月二日，传说中的‘鲁王敕书’由博物馆员解开纽解，当我们看到朱舜水生前秘藏而不示与人的那封敕书时，调查团的成员都在静悄悄的馆内或感叹不已，或瞠目结舌，或热泪盈眶。……”（《异乡家乡——鲁王朱舜水の物语（异乡与家乡——鲁王与朱舜水的故事）》）
  大约四百年前朱舜水所扬帆渡过的，正是今日化为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冲突之地的中国大陆东方、日本西南方之水域。迢迢万里来到远东之岛国，乃至更东方的水户之地，不改敬奉明之遗王态度的朱舜水之身姿，形象地向年轻有为的君主德川光国显示了对构成朱子学之核心的“理”之无穷的信仰究竟为何物，这促使德川光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当时日本尚且陌生的，作为舶来新思想的朱子学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来到日本之一瞬。据说放置舜水所秘藏的鲁王敕书的木匣，在幕末弘道馆之战中刻下深深的弹痕（德川真木《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关于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弘道馆之战发生在舜水去世一百八十年后的1868年，这是一场学习奉舜水为祖学的水户学的水户藩士们中的保守派为死守水户藩学馆弘道馆，与站在新政府一方的革新派交火，双方死伤惨重，并令弘道馆之大半与珍贵的典籍一同化为灰烬的令人痛心疾首的战争。奔波于东亚的朱子学者舜水、与舜水有关的水户学者们虽然都是为了理而不辞行使武力之人，可是舜水亲身传至日本的朱子学之神髓不是向国外胡乱炫耀暴力等，而是不屈于任何逆于理的权势与暴力的英勇的自立姿态，面对这位对日本道学有大恩大德的先儒，今日仍需重新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