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4年韩国的朱子学研究大概可区分为五种领域。从研究范围看，分别有关于“四书”或“五经”的朱子注释书的研究，关于朱子学与宋代儒学的研究，宋儒文献或《朱子文集》传播于朝鲜的研究，朝鲜朱子学的话语及其内容之研究，关于李退溪、李栗谷、丁若镛等朝鲜大儒的研究。其中，笔者把值得给读者介绍的论文按照几种研究领域区分如下。
  第一，关于“四书”或“五经”的朱子注释书的研究。
  Min Hyoung-hee：《＜四书章句集注＞与士大夫社会的变化》，《历史学研究》53卷，2014。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一方面介绍《四书章句集注》给南宋士大夫社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朱熹对“五经”和“四书”的见解。作者认为朱熹似乎把“五经”看作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在“五经”类的文化产物中难以找出基于道统的道德规范。为了帮助学生寻求内心的道德规范，朱熹选择了既更具整合体系又更善于提出他的思想体系的四种文献，即“四书”。为了把文化传统与他的形上学体系成功地结合，朱熹重新定义了儒家的文化伦理传统，并把天地概念注入其中。
  Kim Do-il：《在朱子对＜大学＞的解释中的实践问题——“止于至善”为何是独立的纲领？》，《退溪学报》136卷，2014。
  作者强调“止于至善”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完成。换言之，“止于至善”之实现，是道德修养的人从“明明德”出发，扩充为“新民”，在更为扩大的共同体中不断实践后才能完成的。
  陈礼淑：《孔子诗经观与其后学的反响——以朱子与其后学为主》，《汉文学论集》39卷，2014。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详细介绍了朱熹对孔子删诗说的看法有时期的区分。早期朱熹相当接受孔子删诗说，承认孔子“去其重复，正其纷乱”的积极角色。之后，因受到彻底不信且批判诗序说的郑樵的影响，朱熹放弃诗序说，修正孔子的删诗说。后期，朱熹进一步认为孔子只言郑声淫乱，而无言删去诗，因此“孔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由此可见，朱熹前期和后期的诗观，有删诗说与刊定说之区分。
  第二，朱子学和宋代儒学的研究。
  Hong Sung-Min：《在朱子的伦理学中的差等对待的正当性》，《中国学论丛》43卷，2014。
  作者在分析朱子“参赞化育”思想的过程中指出朱子以诚之态度把我们的关心和关怀扩大为整个万物之生命，这些学说可成为朱子哲学之生态伦理的理论根据。天地的生命意志与人的伦理实践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由此可找出等同又差等的逻辑之可能性。基于这些内容，我们可确认朱子生命伦理的差等对待是与“各得其所”息息相关的。
  Boo Ji-hoon：《张载的大心工夫论与朱子的批判——以格物致知为主》，《东洋哲学研究》78卷，2014。
  作者认为朱熹对于张载的大心工夫以扩充知识方面始终保留怀疑的态度。如果没有格物穷理的支持，仅仅做大心工夫只不过是空虚地扩充内心。朱熹解释格物致知时强调见闻知，他一方面接受张载提出的见闻知与德性知的两层结构，另一方面弄清此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树立自己的哲学。在朱子哲学里，见闻知被看成外在知识的所得，而德性知被用于内在修养之完成。
  Shin Chun-Ho：《德治的目的和难点——关于朱熹与陈亮的王霸论争的考察》，《韩国道德教育学会》年次学术大会，2014。
  作者说明陈亮实际上并不是完全要排斥道和义的道理。他强调的是在实际统治的现实中不能忽视义和利的两面，应该同时考虑此二者才能实现完善的统治。作者进一步认为，陈亮提出周公的统治例子成功地反映了他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由此看来，陈亮认为，朱熹提出的德治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出实际效应，应当依法实行赏罚制度。
  第三，宋儒文献或《朱子文集》传播于朝鲜的研究。
  Song ll-Gi：《永乐内府刻本＜四书大全＞的朝鲜传来与流布》，《韩国文献情报学会志》48卷，2014。
  作者介绍了明代中国编纂的《四书大全》，世宗一年（1419）首次传播于朝鲜。世宗八年（1426）和世宗十五年（1433）再传至朝鲜。世宗八年（1426），世宗命令庆尚监司刻印《性理大全》《五经大全》。朝鲜时代刊行的《四书大全》集中刊行于庆尚道和京畿道等地区，而且集中刊行于18世纪即壬辰倭乱。清朝顾炎武等学者严厉批判《大全》本的刊行时，朝鲜境内《大全》的刊行反而最热，显示了当时两国学术风气之不同。
  Lee Young-Ho：《朝鲜的朱子文集的注释书及其意义》，《大同文化研究》88卷，2014。
  作者介绍了朝鲜学者对朱子文献的注释及其演变，认为朝鲜时期最早的注书是对李退溪《朱子书节要》一书当时和后代的注书。宋时烈注释《朱子文集》，完成了《朱子大全箚疑》，宋时烈的弟子们在之后的二百年间进行了修改。经历了这些工作，李恒老等学者终于完成了《朱子大全箚疑辑补》。朝鲜朱子学的朱子学文献的注释面貌可谓从宋时烈的《朱子大全箚疑》出发，到《朱子大全箚疑辑补》完成。
  第四，朝鲜朱子学的话语和其内容之研究。
  Kim Baeg-hee：《朝鲜前期儒学的伦理主体性的形成与变换——以郑道传和李退溪为主》，《东西哲学研究》74卷，2014。
  作者介绍了朝鲜时代的代表人物。郑道传是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李退溪则是在朝鲜中期士祸不停之际重新解释朱子学的儒者。作者认为郑道传构想的伦理主体是奉献于建设共同体的朱子学之人。他们认同社会一体化的理念，是为社会全体做贡献的集体智慧之一员。相对地，在守成期活动的李退溪所构想的伦理主体则是以朱子学的理念为自我认同，把道德价值能动地实现于社会的人。因此李退溪特别强调理发之能动性。
  Kwon Oh-young：《朝鲜朱子学的理学话语及其特色》，《朝鲜时代史学报》69卷，2014。
  作者认为朝鲜朱子学重视穷理，更重视敬的修养。李退溪建立朝鲜朱子学的体系时，提出敬为核心概念。以退溪学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归结于敬哲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周世鹏建立白云洞书院时把敬字刻在河上岩石。李退溪继承这些朝鲜的敬传统，又传承真德秀的《心经》传统，提出朝鲜儒学的敬哲学。
  Kim Woo-hyung：《金昌协的知觉论与退栗折中论的研究——知觉与智的分离所产生的道德心理学的见解》，《韩国哲学论集》40卷，2014。
  金昌协是在朝鲜时代人性、物性同异论争时期活动的儒者。作者从李退溪和李栗谷思想的折中意义上来探讨金昌协的知觉论。金昌协继承了宋时烈重新树立朱子学的时代意识，把退溪学和栗谷学的综合作为自己的时代课题。为了说明这些内容，他试图把心知与智知作为整合的范畴而发挥他的思想。金昌协在心论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宋时烈的思想，而由此进一步发挥知觉是兼心之体用的学说。他的退栗折中论可说是把“理乘”义引申为如李退溪把理发义看成内在于善之本性的道德原理。
  第五，朝鲜大儒的研究。
  Jeong Sang-bong：《茶山的人们观与孝悌慈的实践》，《韩国哲学论集》43卷，2014。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从伦理学的角度重新探讨丁若镛的哲学思想。作者认为，在丁茶山的思想中，人兼备身体倾向与精神倾向。其中，特别是好善恶恶可说是人的本质，是上帝之天赋予人的。人具有自律的判断能力和具有主体之实践意志的自主之权。人虽然有向善之倾向，但是具有自律又主体特色之人的行为是有善有恶的。上帝随时随地监察人的动机和行为的善恶与否。上帝之声是从人的道心中响彻出来的。这就是伦理实践的外在动因，也是内在动因。
  Kim En-zhong：《丁茶山对朱子＜论语集注＞的批判（七）》，《汉字汉文教育》33卷，2014。
  这篇论文是作者关于丁若镛对朱子学的批判方面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介绍了丁若镛否定仁之内心说，而主张人心具有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理发现于外而在行事中实现的是仁义礼智。在“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归”的解释方面，朱熹说：“归，犹与也。”丁若镛解释“归”为归化义。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解释方面，作者认为朱熹把足食和足兵看成民信的一种先决条件，茶山则认为三者各为一事，不一定互相有关系。在“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解释方面，朱熹比较重视君主与百姓的上下关系，茶山认为君主与百姓皆是以信任为基础，在同等关系上互相作用的。
  以上大概介绍了2014年韩国朱子学研究的内容。各领域的研究分别显示朱子学、朱子文献学、朱子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朝鲜朱子学对南宋朱子学的继承和修正、其他朝鲜大儒的哲学等内容及其特色。除了笔者在这里介绍的论文之外，韩国学者每年都认真地研究退溪学、栗谷学、茶山学等韩国儒学的三大领域。不过，在2014年的研究成果中，我们难以找到传承韩国朱子学或解释朝鲜儒学而提出的一些应用哲学或现代伦理学方面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