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2013至2014两年间，美国有关朱子学的研究有了深入的发展。虽然相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其著作、文章的数量并非蔚为大观，但其研究质量与成果值得学界了解和重视。本文即为一篇按专著、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这一顺序对近期美国朱子学研究情况加以介绍的文献综述。[1]
  学者艾周思（Joseph A.Adler）于2014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Reconstructing the ConfucianDao:ZhuXi’s AppropriationofZhou Dunyi）是一部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专著。[2]学界长久以来多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朱子的思想，然而，艾周思在这部专著中却从宗教实践的角度详细讨论了朱熹如何运用周敦颐的思想来进一步发展儒学。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对于上述观点议题的讨论分析，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对重要文献的翻译。
  在第一部分中，艾周思一方面探讨了周敦颐在朱熹的道学谱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也细致讨论了朱熹如何运用周敦颐的思想，并解释了周敦颐思想当中某些概念的意思。艾周思首先描述了朱熹所建构的道统，认为根据朱熹的观点，这个道统在孟子之后便中断了超过一千年，而接续这个道统者应为北宋之周敦颐而非后来的二程。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朱熹认为周敦颐和伏羲一样，在没有任何人的指导下便能全面地理解“道”。不过，艾周思也同时指出，朱熹视周敦颐为圣人之道的接续者，这种观点在宗教、哲学和历史三个方面都造成了若干问题。在肯定了周敦颐在朱熹所构筑的道统之中的地位后，艾周思继而讨论了朱熹如何利用周敦颐“动静互通”的思想来作为其自我修养的方法的基础，借此处理他在1160年所面对的思想危机。此外，周敦颐最重要的思想为“太极”，艾周思在最后主张应以“Supreme Polarity”而非“SupremeUltimate”来翻译“太极”一词。他解释这样翻译的原因，是因为“太极”虽是一个终结，但同时亦是一个转折，故“Polarity”能更好地表达这重意思。而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中，艾周思则翻译了周敦颐一些最为重要的著作，朱熹对于这些著作所做的注释以及朱子和其门生对于这些著作所做的讨论。
  除了艾周思有关朱子学的专著以外，贾德讷（Daniel K.Gardner）在撰写《儒学简介》（Confucianism:A Very Shortlntroduction）这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的著作时亦用了一章的篇幅简单介绍了朱熹的学说。[3]作者认为朱熹或许是当时众多理学家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并分别描述了他有关“理”与“气”的形而上哲学，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自我修养功夫、步骤和方法等。
  在过去两年里，美国学者也发表了若干讨论朱子学的论文。田浩为当今美国朱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自2012年其著作《旁观朱子学》出版以后，他撰写了多篇论文继续探讨朱子学当中的议题。首先是他与现为普渡大学助理教授的女儿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共同撰写的《儒家婚礼之重构与现今中国青年文化：援引经典以回应棘手问题的案例》一文。[4]朱杰人和张祥龙这两位复古派学者为了提倡并恢复传统仪式与文化，故各自为其儿子策划并举办了儒家婚礼。而此文则深入分析了这两场婚礼的社会意义，以及两位学者如何将现代元素融入两场婚礼之中。同时，它亦探讨了两场婚礼的具体差别。为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两位作者还特意访谈了参与者，论述了其他学者对这两场婚礼的评价。在文章中，他们认为从恢复古礼以及让参与者明白古礼的价值方面来看，两场婚礼都是相当成功的。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2年，田浩与田梅就此议题，还共同合作撰写了《礼之殊途：＜朱子家礼＞现代化与恢复古礼的践行——以当代儒家婚礼为视角的分析》一文。这两篇文章无疑都是对儒家婚礼与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积极探讨。
  同时，他亦曾与殷慧合著《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一文。[5]该文从礼理的关系讨论了宋代经典转型的问题。两人指出“五经”和“四书”都是以“礼”为中心的，但后者对于“礼”的发挥则比前者更为集中，且更关注于“宇宙论”及“心性论”，故此宋代之理学家渐渐以“四书”取代“五经”。而在这过程中，这些理学家，如朱熹等并没有如清人所言般以理代礼，而是认为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即前者是后者的精神内涵。此外，田浩还撰写了《郝经对＜五经＞、＜中庸＞和道统的反思》一文。[6]本文虽未直接讨论朱子思想，但它却讨论了学者郝经如何继承和变更朱熹的思想。田浩在该文中指出，在1255年之前，郝经基本上是接受朱熹对于道统的理解的。他虽然对“五经”的看法与朱熹的观点有同有异，但他在后来还是接受了朱熹对于“四书”，特别是《中庸》的观点。但在1255年之后，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郝经改变了过去对于道统的理解。
  最后，《＜朱子家训＞之历史研究》一文则简要地回顾了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世界朱氏联合会有关《朱子家训》研究的发展情况。[7]他将这段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认为《朱子家训》是家庭道德的标准。而到2002年，五位政府官员所发表的论文则显示它是来自封建社会，却依然对社会主义道德标准颇有补益的典型中国价值观。而2010年于马来西亚所举行的会议中，学者们认为《朱子家训》是中国对世界普世价值的重要贡献，应予以推广。
  除了田浩以外，以下两位学者亦曾发表论文讨论朱熹的思想。首先，庞安安（Ann A.Pang-White）《朱熹的家庭与妇女观：挑战与机遇》（ZhuXionFamilyandWomen: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一文通过比较朱熹的两类文献考察了朱熹的妇女观。[8]她指出从现实的层面而言，朱熹对于女性的态度是颇有弹性和开明的。其次，朱熹有关阴阳与男女关系的思想有矛盾的地方。最后，庞教授认为朱熹对于女性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角色的观点是带有进步性的，并指出这种进步性或源于朱熹形而上思想的稳步发展。
  其次，白诗朗（John Berthrong）的论文名为《荀子与朱熹》（XunziandZhuxi）。[9]他撰写这篇论文是为了证明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思路接近荀子而非孟子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及重要性。他在该文中比较了荀子和朱子对于“理”和“心”的理解。白诗朗认为在朱子的体系中，“理”既可作Coherence或PattemmOrder，亦可作Principle。其原因在于，朱子赋予了“理”一个道德内涵。就“心”而言，白诗朗指出朱子对于“心”的理解大致有两点。首先，朱子认为“心统性情”或“心妙性情之德”。其次，朱子认为“心”在概念上是单一的，而不是相对的。
  另外，在去年10月初，亚洲研究学会美西（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Western Branch）研讨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田浩在会上还主持了一场主题名为“重读朱熹与道学：宋元时期之儒学”的报告会。会议报告者皆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所报告的论文题目包括：张晓宇：《转向内在的道：北宋晚期新学派“道学”一词用法之考察》；吴思远：《论朱熹对苏轼的一些看法》；张琎：《大儒之友道：对吕祖谦与朱熹交往的反思》；刘丽丹：《论中韩文化交流中白云洞书院对白鹿洞书院的接受》；温佐廷：《为古道辩护：元好问对道学态度之考察》等等。
  就学位论文而言，当中虽无专谈朱熹或朱子学者，然仍有两篇博士论文约略讨论了朱熹的华夷观和他关于“命”的看法。前者为杨劭允（Shao-yunYang）所撰写的《重塑蛮族：中华帝国中期（600—1300）对夷狄在修辞及哲学上的运用》（Reinuentingthe Barbarian:Rhetoricaland Philosophical Uses ooftheYi-Di in Mid-Imperial China，（600-1300））。[10]而后者则是由白英宣（Youngsun Back）所撰写之，《掌握命运：儒家对命的论述》（Handling Fate:TheRu Dis-course on Ming）。[11]杨劭允的论文探讨了唐代至元代学者华夷观的演变。杨劭允在论文的第八章中依次讨论了朱熹等道学家是如何理解华夷之间的区别的。他指出朱熹认为人与夷狄是截然不同的，而只有中国人才算是真正的人。其次，杨劭允指出朱熹并没有明确地通过“理”和“气”的概念来解释人和夷狄的不同。因他的学术旨趣并不在此，而且朱熹也意识到这种做法有一定难度。同时，杨劭允又认为朱熹对于华夷的态度既与其他道学家有异，亦使其道德哲学表现出种族优越的特色。
  白英宣的论文以纵向的方式探讨了“命”这个概念的演变。在该文的第二部分中，白英宣比较了朱熹和丁若镛对于上述概念的理解。她首先指出朱熹学说的宗旨是希望人们能实践成为圣人的方法，而她在论证过程中亦提到朱熹认为“天”与“理”的意思是相同的。随后，她在上述的理论框架下讨论了朱熹有关天命、立命和正命的问题。她指出，在朱熹眼中，“命”与“理”和“气”是有关联的。又据她所言，朱熹认为只要人们能实践成为圣人的方法，那么他们便可得到正确的“命”，反之亦然。

注释： [1]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教授为本文提供了许多书目资料及悉心指导。在此对其大力的支持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田教授为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有关中国历史及思想研究方面的资深教授。 [2]Joseph A.Adler,Reconstructingthe ConfucianDao:ZhuXi s Appropriation ofZhouDunyi(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哦rk Press,2014)． [3]Daniel K.Gardner,Confucianism: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4）．即其第五章《公元一千年后儒家传统的再定位：新儒学的教导》（The Reorientation ofthe Confucian TraditionAfter 1000 CE:the Teach-ings ofNeo-Confucianism） ． [4]Hoyt C.Tillman and Margaret Mih Tillman，“Remodeling ConfucianWedding Ritualsto Address China's YouthCulture Today: A Case oofUsingthe ClassicstoRespondtoRecalcitrantProblems”，TaiwanJournal ofEast Asian Studies 1 0.2 (20 1 3）:221-246. [5]殷慧、田浩（Hoyt Tillman）：《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2期，第103—108页。 [6]田浩著，张晓宇译：《郝经对〈五经〉、〈中庸〉和道统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4年第24卷第1期，第73—94页。 [7]田浩：《〈朱子家训〉之历史研究》，收入朱熹著、朱杰人编注：《朱子家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47页。 [8]AnnA.Pang-White，“ZhuXionFamilyandWomen：ChallengesandPotentials”，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40.3(2013）：436-455. [9]JohnBerthrong，“XunziandZhuxi”，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40.3（2013）：400-416. [10]Shao-yunYang，“ReinventingtheBarbarian：RhetoricalandPhilosophicalUsesoftheYi-DiinMid-ImperialChina，600-1300”，Ph.D.diss.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14. [11]BackYoungsun，“HandlingFate：TheRuDiscourseonMing”，Ph.D.diss.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