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比较哲学的方法是从域外他者的视角出发，重新确立和理解自我的一种亘古常新的研究方法。理解自我与理解他者不可分割。如果没有他者的存在，自我也就无法存在。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碰撞与交融中，自我与他者之间隐藏起来的统一性就可能被呈现出来。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东亚朱子学，我们就需要把它与西方哲学和东亚各国哲学进行比较。因而，在东亚朱子学的比较研究领域中，既有中西哲学的比较，也有中日、中韩、日韩哲学的比较，甚至把朱子学的特定领域放进东亚大背景进行比较。
  西方哲学构成了东亚朱子学研究最大的他者。李明辉的《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属于比较哲学的工作，它涉及德国伦理学与中国、韩国伦理学（主要是朱子学）的思考。第一、二章首先梳理康德早期伦理学经由席勒伦理学到现象学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理路。此一发展涉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对于道德价值的“领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此一问题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因此上述的思考为我们探讨中、韩儒学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极有用的参考架构。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当中，该书选择了南宋朱熹与湖湘学派关于“仁”的辩论（第三章），以及晚明刘宗周对于孟子的“四端”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独特诠释（第四、五章）为探讨个案。在韩国儒学的发展当中，该书则选择了朝鲜朱子学者李退溪与奇高峰、李栗谷与成牛溪关于“四端”与“七情”的辩论（第六、七、八章）为探讨个案。在这三个个案中，朱子学作为共同的参照系统，与康德后期的伦理学有类似之处，即均预设理性与情感（或性与情）二分的主体性架构。反之，张栻等湖湘学者、刘蕺山、李退溪与成牛溪将孟子的“四端”或《中庸》的“喜怒哀乐”视为与“七情”异质的形上之情，此点与现象学伦理学的基本方向不谋而合。2001年，中国台湾学者Lin Wei-chieh（林维杰）在法兰克福也出版了其博士论文《理解与道德实践：朱熹儒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之间的比较》。[12]
  杨祖汉是韩国儒学研究专家，他的《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是“近世中韩儒者关于孟子心性论的辩论与诠释——比较哲学的探讨”研究计划的四年心血的结晶，该书集中处理了韩国朱子学研究中的三大论辩，即“无极太极之辩”“四端七情之辩”及“湖洛之争”（“人性物性异同论”“未发时之心体是纯善抑或有善有恶”），它们分别指向儒学的本体、工夫的重要问题，儒学的形上学、心性学与道德哲学的重要问题。杨祖汉指出：“（这）几次重要的论争，很能代表韩国儒者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若以当代儒学有关宋明儒学的诠释来对照，似乎更能彰显出韩儒所论争者之思想意义。”[13]站在比较哲学的视野，该书从问题论争入手，借着疏释其中之主要文献，通过中国当代新儒学对宋明儒学的诠释，以比较韩儒义理，从另一角度见出其中问题之含义。林月惠的《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一书则从中、韩儒学的比较视域切入，探讨明儒罗整庵思想对16世纪朝鲜性理学的影响，特别强调“人心道心”理论的发展与论争。并指出，16世纪的朝鲜性理学是朱子学东传的鼎盛时期，也是韩国儒学发展的高峰，最能呈现其理论特色。[14]朝鲜性理学诸多论争的开展，实是朱子学的多元发展，绝非中国朱子学的单一复制或翻版。
  从津田左右吉开始，日本近世儒学学界就普遍认为，朱子学甚至儒教思想在近世日本的影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研究兴趣，而在社会的一般生活层面，其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之影响则相当有限。吾妻重二在《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则证明，江户时代的儒者对家礼的实践深刻影响到了日本的社会生活。该书立足东亚文化交涉的视野，对《朱子家礼》展开比较研究，可谓是近年来朱子家礼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部扛鼎之作。吾妻指出，17世纪后半期日本曾掀起一股《家礼》风潮，这不仅表现在各派学者尤其是朱子学系与阳明学系学者所留下的有关《家礼》的著作上，而且体现在很多著名学者、政治人物依据《家礼》举行丧、祭仪式的实例中，例如江户初期的儒官林罗山仿照《家礼》为其母设计“木主”、17世纪水户学的奠基者德川光圀竟然津津有味地仿制“深衣”，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案例。对《家礼》在丧、祭场合的广泛运用这一历史事实的揭示，不仅有效地纠正了流行的习见，而且与《家礼》冠婚丧祭各种仪礼都得到广泛普及的中国和朝鲜相比，点明了日本儒教仪礼受容的特色。此外，作者还在该书的第五、六章中讨论了日本、韩国家庙中最重要的祭器——“木主”的问题，以及在第七章中探讨了《家礼》中的儒服——“深衣”及其在朝鲜王朝时期与德川日本的施行情况。可见，从东亚文化与哲学比较的角度看朱子学，也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运用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来解读东亚朱子学，我们发现，在跨文化语境的国际对话中，朱子学中的普遍性因素可以成为沟通东西文化和东亚文化的桥梁。通过文化比较与甄别，我们也真切地看到，东亚朱子学在日本、韩国的发展并不是中国朱子学的简单翻版，而是结合地域性本土文化资源开创出一个崭新的朱子学形态，为未来朱子学发展与走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当然，他者的眼光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也能带来新的盲区。如何在跨文化比较分析的同时克服语言、知识和思维方式的障碍，注意不同文化问题之间的可比性，避免机械性的比附，这是比较哲学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