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运用西方诠释学的方法解读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话语与命题是近期东亚朱子学研究的热点。在中国经学史上，朱子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和理解的最终归宿。而对“理”的理解，又为“理”的本体论性质所规定，“理”既是天道流行又在“心”中流行。在朱子看来，诠释的目的有三个层次：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朱子诠释经典的基本方法，与之相应的就是句法与心法的诠释。句法的解释是对文本语言的解释。心法是立足于体验的理解方法，但它不同于西方心理学诠释中的“心理移情”，“移情”强调的是将读者之心移植于作者所处的情境，用以理解作者的原意，而在心法中，体验却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内容。朱子解经的主旨是阐释与发挥经典之要义，然他并未摒弃章句训话，这使得他的经义发挥有了可靠的文字学基础；他将读经穷理与个人践履视为一体，表明了他的诠释理论强烈的实践倾向。[9]朱子学是宋学的最高峰，在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为自宋以后诠释传统之主流。朱子的诠释理论已涉及诠释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新见叠出，个性鲜明，可参与现代诠释学的对话，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历史上，朱子的“四书”解释学极具独创性，并形成了一整套解释方法论。周光庆认为，朱子的“四书”解释方法论，不仅是他研究儒学的方法论，而且还是他认识世界、穷究“天地之理”的方法论。“四书”解释方法论具有严密的系统性，以逐层推握为关键的语言解释和以唤醒体验为契机的心理解释见长。其中，朱子的心理解释遵循“唤醒—体验—浃洽—兴起”四个程序，是其解释学的核心和最高境界。[10]2012年，林维杰出版了《朱熹与经典诠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该书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一，是一部从诠释学观点探讨朱子解经思想的著作。除了“导言”之外，全书共有九章，分属四个部分：意义论、方法论、工夫论与转向论。该书对经典诠释中意义与真理的交涉、诠释与方法、以心比心与经文互解之策略、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知行与经权——作为诠释学模式的先行分析、
  知行与读书——诠释与工夫的先后与相即关系、体与用——朱子体用论确定等内容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是近期研究朱子经典诠释学的一部力作。
  朱子解经，兼采汉学与宋学，融合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颇具特色的解释理论和解释方法，将中国古典解释学推向了一个高峰。曹海东的《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试图建构起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体系、框架。全书分为五章，分别讨论朱熹的经典意义论、朱熹的经典理解论、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朱熹的经典解释学原则、经典解释学特点及影响。他认为，朱熹经典解读的具体方法可大致分为三类进行论析：一类是以潜心玩索为主的解读法，关注点在于解释者认知的深层心理机制；一类是以小学考释为主的解读法；还有一类是以义理辨释为主的解读法。朱熹的经典解释学原则，有求真性原则、创发性原则、渐进性原则、融通性原则等等。[11]总之，朱子经典解释学与理学密切相关，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创造精神和鲜明的实践倾向。
  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悠久的诠释传统，古圣先贤习惯于以注经解经的方式绍承传统、阐发自我。我们在运用西方诠释学理论来解读朱子学的进程中，一定要注意二者之间的对话、交融与互补，以彰显出东亚朱子学的特质。在众多的经典诠释实践中，如何揭示出经典注疏的解释体例，努力梳理出中国诠释学的理想类型，并试图建构一个可与西方诠释传统对话和互补的中国诠释学，朱子的诠释实践与经验仍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