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多重文本分析法是李明辉在东亚朱子学研究中独创的一种研究方法。在探讨东亚朱子学时，对问题本身的思想意涵之探讨便必然包含对原始儒学、宋明理学和日韩儒学等多重文本的分析。以韩国儒学中的“四端七情”为例，程朱理学于高丽时代后期（约13世纪末）开始传入韩国，至朝鲜时代已取得绝对的权威地位。因此，参与“四七之辩”的朝鲜儒者必须面对双重文本的双重权威：他们除了要面对《礼记》《孟子》等早期儒学文本及其所代表的权威（孔孟的权威）之外，还要面对程朱理学的文本及其所代表的权威（程朱的权威）。由这双重文本与权威所形成的思想背景便成为引发理论争辩的根源。在“四端七情”的理解上，李退溪认为，理能活动；四端与七情为异质；四端则理发而气随之，七情则气发而理乘之（理气互发）；四端为自内而发，七情为外感而发；四端在七情之外。李栗谷的论点为，理不活动；四端与七情为同质；气发理乘一途（理通气局）；四端与七情俱是外感而发；七情包四端（四端为七情中之善者）。在李退溪之后，由于他在朝鲜儒学中的权威地位，参与“四端七情之辩”的朝鲜儒者还必须面对其文本及权威，而形成三重文本。因此，在探讨东亚儒学时，对问题本身的深入探讨必然要求进行多重文本的分析。[7]
  这种“多重文本分析”一方面包含对于相对文本的厘清与爬梳，另一方面又涉及现代诠释学的若干基本问题（如诠释的层次、诠释的客观性、诠释学的循环、概念史研究等）。简言之，这种方法必须结合文献考据与义理探讨，其挑战性极大。举例而言，“气质之性”的概念系张载根据先秦儒学所提出来（在先秦儒学中并无此概念），而为宋明儒者所通用。但朱子与刘宗周却赋予它不同的意涵。“气质之性”一词中的“之”字有三种不同的用法：在张载等人那里，“之”字表示成分或内容，“气质之性”指由气质所构成的性，气质是气的成分或内容，类似的用法如“青铜之器”；在朱子那里，“之”字表示存在之处，“气质之性”意谓气质中的性，性存在于气质之中，类似的用法如“山谷之花”；在刘宗周那里，“之”字是所有格，“气质之性”意谓气质的性，是主宰气质的理，类似的用法如“一国之主”。李退溪与奇高峰在辩论“四端七情”的问题时，均援引“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但却分别根据张载与朱子所理解的意涵立场，故得到不同的结论。要厘清同一概念的不同意涵，就需要“概念史”的分析，这是“多重文本分析”的一项重要工作。
  “多重文本分析”方法在中国朱子学研究中也同样适用，面对元明清朱子后学的文本，我们也可以分析孔孟文本、程朱注本、元明清朱子后学文本，甚至还可以与东亚世界同时代的韩国、日本朱子学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东亚朱子学的个性与共性。日本朱子学研究亦然，只不过，多重文本相互交叠的现象在韩国朱子学中更为突出。我们认为，朱子学是东亚近世文明共有的思想形态。面对东亚朱子学的核心话语和文本，我们的研究都应该进入东亚朱子学研究视野，对中日韩三国文本进行互校互参，相互阐释。正是在此意义上，陈来先生指出，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一致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特色的。反过来，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8]换言之，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相互促进，多重文本之间的相互诠释与对话，构成了东亚朱子学承传与创新的独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