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宋明儒学而言，方先生基本上是颇为批评的。角度进路很多，包括批评宋明儒者自己就已经互相批判得很厉害了，参见其言：
  惜新儒各家之间，辄呶呶对诤，自相攻伐不已，可胜叹哉！或同代相攻，譬如朱子及其门下之于陆氏兄弟；或异代张伐，如于前人，凡思想上不与之同情者，则严阵以赴，攻讦备至，丝毫不留余地，复吐其辛辣讽刺之辞，发若长程飞弹，痛绝而诋毁之，极摧陷爆破之能事。贤如船山，犹不值陆、王所言，斥为“阳儒阴释’，“邪说诬圣”；颜元、戴震竟丑诋程、朱“伪学欺世”，一味曲解，致令孔孟原始儒家之真面全非。（颜曰：“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戴曰：“宋儒以理杀人！……死矣！更无可救矣！”）[5]
  方先生所说，就陆、王批评程朱言，正是宋明儒学最重要的一条辩论的轴线，但双方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理论是可以澄清的，双方之争固显为当代方法论的关键议题，但当代之争亦仍为捍卫孔孟价值而争，并不因此孔孟的面目就全非了。至于颜元、戴震之说，思想浅薄，义不成理，为批判礼教而否定理学，深度不足，不值一论。因此宋明儒学家彼此互相攻击之事，并不会因此就隐没其中的精华要旨，宋明儒学仍有其高明价值者在。
  方先生认为宋明儒皆出入老佛却批判老佛，这是其不足取的部分。尤其是宋儒批佛却不了解佛，批老却不断使用老学意旨。后面这两点，笔者是同意方先生的意见的。参见其言：
  总之，一般而论，新儒言佛，无论辟扬，皆无足轻重。而世论谓其溺释太过，深受影响云云，无论来自内外，亦毋庸当真。一笑置之可也。[6]
  虽然方先生言语过激，但是，笔者仍是支持此说的，只不过，宋明儒虽失误于对道佛的理解，但这并不就能抹杀宋明儒在儒学的创作及建构上的价值。方先生又批判新儒家上对《尚书》大中精神继承不力，下对孟荀善恶之说检择不清，甚至对佛老依违不知。其言：
  作为一套哲学系统言，新儒家思想乃是汇聚众说之集合论，并非完整统一之结构体。盖有前代诸派思想掺入其中，尚未能彻底消融贯通也。新儒固主要上承原始儒家之遗绪，然有二限宜晓：第一，在宇宙观上，犹夹困于“大中”象征意符所涵之本体论（永恒哲学）与创造变易哲学之间，而未能充分透视二者个别之终极效果；第二，在人性论上，犹徘徊于孟、荀论性善恶二说之间，而依违莫决。即以阳明所倡唯心主义型态之新儒家系统而论，已俱见其中幽影摇曳，究系得自孔、孟，抑或漏泄佛、道影响？殊亦难予善解。初、后二期之新儒各家，除阳明与象山为极少数之例外，皆不脱阴阳五行思想之色彩，故不入于杂家之说，即流于唯物之论。[7]
  笔者以为，所谓中国古代哲学或先秦儒学的《尚书》大中、《易经》变易精神这两路原理，只是方先生自己的设想。哲学问题多元，哲学理论所需要的素材很多，方先生自己设想的这两路仅是一简单的精神意向的思路，并不是问题意识的定盘针，也不是根本原理的完整叙述。且所谓大中精神的神秘意向及其所提供的永恒价值之说，方先生始终未能陈述清楚，似乎保持对超越界的崇往即可，但这样一来，在哲学理论的认识及诠释上就没有一个定准可说了。至于说人性论徘徊孟荀善恶之论者，更是方先生缺乏细节的人性论问题意识所导致的无谓批评，谈人性论不只是要谈人性的终极理想，更要说明人之为恶的可能性来源，这就是程朱理气论在面对的问题，程朱说明恶之发生及其可能，并不是主张人性是恶，因此何来依违孟荀之事？至于说陆王恐为道佛之心学，这也是在哲学系统和价值意识的错置下的评价，基本上，就是心学的形式相同，但价值意识不同，所以终极境界也不会相同。这一点，牟宗三及劳思光先生都为陆王心学非禅学而辩论甚力，方先生的指责有点轻薄。
  方先生又批评新儒家学者多为理学的信仰者，但却辨理不清，因此哲学功底不足，其言：
  新儒各派思想之枢要，在于强调“理性通在”乙旨：理性持载宇宙天地，万有一切，启示全部真际本体于吾人之清明自觉，指导人生行动，化性起伪，企图止于至善。关于理性之性质及功用，不同之哲学家，对之固可有其各自不同之看法与认底“理性”一辞，含下列诸义：（甲）玄理—玄想之理，属超越界；（乙）物理—自然之理，内在于物质对象界，而可以经验认知者；（丙）伦理—道德之理，适用于人生之伦理行为界；（丁）性理—认知之理，示心体之性，涵宇宙全界，范围天地。严格言之，各种理性，于其适当之领域中自属有效。惜新儒诸子，于此层效用范限，皆多忽略，盖其于逻辑上之区分，认识不足，致有此疏，遂成该派全部哲学中最弱之一环。抑有进者，新儒各家，气质禀赋迥异。盖前期新儒，乃外倾型之思想家。自欲将理性作用推之向外，是成“理学”；余如阳明、象山等则属内倾型，其理性之范围，乃内在于心界，虽然，心摄宇宙全体——是成“心学”。后期各家，如清儒颜元、李添与戴震等，非实用主义者，即自然主义者，然其同反形上玄学之立场则一。故其于超越界之重要性，以及特属该界之玄理运作等，概斥同无用。以上诸特点既明，兹请深入观察新儒家各派思想，而析论之。[8]
  方先生这一段说法，就宋明儒学面对的理学问题之分类，仍须再为疏解。“玄理”意旨不明，恐是言于太极、大中等论者，可以对应的或是天地之性者。“物理”所指可对应者大约是程朱理学中的种种事物之物理、化学及形式因原理，近于气质之性者。“伦理”者指各种伦理行为之规范，但这一点，从哲学理论建构而言，并不是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哲学体系及哲学学派的重要问题，其实是自孔孟以降的所有儒者共循之价值，虽有讨论，冲突差异不多。“性理”者，所叙不明，或为指主体心的工夫实践诸说者。文中，方先生指各种理论于其所属范围内必是有效之说，笔者甚为同意，不知此点，任意批评的结果，正显示哲学理性缺乏之失而已。此点，清代实用主义者犯错最大，而程朱、陆王及其后学的彼此攻击亦失分很多。然而，如何为其澄清线索、定位意旨？重点仍须回归哲学基本问题的厘清辨正，问题问清楚了、讲准确了，这样才有可能疏解整个宋明儒学史的理论脉络，从而解消冲突。而不是又另起标准，建立新旨，继续分判各家，复位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