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前所述，朱子对陈淳关于理的“能然”“必然”“当然”“自然”等层面的阐发极为赞赏。从陈淳信中所说的“所以《大学章句》《或问》论难处，惟专以当然不容已者为言，亦此意熟则其余自可类举矣”看，陈淳读到的《章句》和《或问》的稿本中，朱子是专门以“当然不容已”来解释理的。陈淳对此做了疏通性的解释，以弥合自己的义理发挥与朱子的论述的差别。对此，朱子从两个方面做了切要的回答：首先，朱子指出自己原来是讲了“所以然”一句的，但后来发现“所当然”才是真正关键所在，所以将“所以然”一句删去了；[15]其次，朱子强调，如果学者真的理解了“所当然”的“不容已”之处，则其他的各个层面也就自然默会于心了。所以，朱子的理的内涵，其实就是以“所当然”为核心，“能然”“必然”和“自然”的完整展开。而这一完整展开，也就是所当然的具体化。
  当然与必然的统一，是所当然的具体化的一种基本形态。在解释《临卦·彖传》“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时，朱子说：“言虽天运之当然，然君子宜知所戒。”[16]这里所说的“天运之当然”，就涵括了当然与必然的完整展开。当然，这种必然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在人的行为选择中充分实现的。在《无妄卦·彖传》“天命不佑，行矣哉”一句的注释中，朱子说：
  以卦变、卦德、卦体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当获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当然也。其有不正，则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盖其逆天之命而天不佑之，故不可以有行也。[17]
  “天命之当然”也需要人的正确的主观意识，方能得到充分实现，而人是可以选择“逆天之命”的。这里，正确的行为一定源于对“天命之当然”的认知和主动的服从。在朱子那里，“天命之当然”是有其价值内涵的。在《恒卦·彖传》“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一句的注释中，朱子说：“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为久于其道，不正则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长久，亦以正而已矣。”[18]这里，天地之道也被赋予了道德含义。在“天运之当然”或“天命之当然”这个意义上“所当然”，其具体含义可以表述为“因为不得不这样，所以应当这样做”。如阴阳之消长、四季之推移、万物之终始，皆有其必然性，人自当安而顺之，不必做徒劳无益之举。人们因不明此理，所以才有种种颠倒错乱的行径。
  在朱子那里，此种当然与必然的统一，可以称之为正理。既有正理，自然也就有反常之理。在《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注中，朱子说：“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19]在《语类》中，有关于此种反常之理的详细讨论：
  若论正理，则似树上忽生出花叶，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风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见，故不之怪。忽闻鬼啸、鬼火之属，则便以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为怪异。如《家语》云：“山之怪曰夔魍魉，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气之杂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无也，专以为无则不可。如冬寒夏热，此理之正也。有时忽夏寒冬热，岂可谓无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谓之怪。孔子所以不语，学者亦未须理会也。[20]
  这里，朱子讲了两层意思：其一，造化之迹本身就有不可思议处，只不过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而已；其二，非常之理也不是“全无道理”，是气化过程所难免的，只是不常见，所以无须理会，其实也无从理会。显然，只有正理才是常理。常与正，在义理上是相互涵摄的。
  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所当然之理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车与船因物理属性的不同，而各有适合发挥作用的场合，所以不应当以船来行陆、以车来渡水。这里，事物的客观性质显然是所当然之具体化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语类》中有这样一段，颇耐寻味：“且如赤子入井，一井如彼深峻，入者必死，而赤子将入焉！自家见之，此心还是如何？”[21]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见孺子入井”这样常常被用作道德情感的先验性的例证，其实也离不开具体的客观知识：“一井如彼深峻，入者必死。”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恻隐之心也就无从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