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综合朱子的各方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理的各种含义中，“所当然”处在核心的位置。在朱子的著述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在解释《大学》的“至善”时，朱子说：“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9]而在解释《中庸》首章时，朱子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10]
  然而如果“所当然”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就会成为空洞的道德律令，比如“做应该做的事”。这种空洞抽象的“所当然”，看似玄妙，其实全无用处：
  人多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今试以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陆，必不能行，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陆也，此之谓实体。[11]
  这里所讲的“实体”正与“悬空底物”相对，也就是我们讲的抽象与具体之别。抽象的“所当然”脱离具体的情况，“悬空”地讲一个应然，实践上全无着落。而具体的“所当然”则总是与实际的情况相结合，从而对人的行为有真正的指导意义。
  正因朱子强调要通过格物把握理的“实体”，所以对程子弟子的格物说基本持批评和否定态度：
  程子之说，切于己而不遗于物，本于行事之实而不废文字之功，极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学者循是而用力焉，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既不舍其积累之渐，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也。是于说经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谓反复详备，而无俟于发明矣。若其门人，虽曰祖其师说，然以愚考之，则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程子之言，其答问反复之详且明也如彼，而其门人之所以为说者乃如此，虽或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于犹有所未尽也，是亦不待七十子之丧而大义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发而有助于后学哉！[12]而李侗对朱子的指点，则具体而切实得多：“间独惟念昔闻延平先生之教，以为‘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13]李侗引导朱子在某一事物上反复推寻，穷究其间道理，以达到“融释脱落”的地步。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要见理的“实体”，将“所当然”落在实处。
  具体化的“所当然”，体现出丰富的条理和层次，其必须经过细致详密的格物工夫，方能穷尽：
  问：“格物最难。日用间应事处，平直者却易见。如交错疑似处，要如此则彼碍，要如彼则此碍，不审何以穷之？”曰：“如何一顿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见得大纲，且看个大胚模是恁地，方就里面旋旋做细。如树，初间且先斫倒在这里，逐旋去皮，方始出细。若难晓易晓底，一齐都要理会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纲，理会一重了，里面又见一重；一重了，又见一重。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浅深言，理会一重又一重。只管理会，须有极尽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恁地方是。”[14]
  理有浅深之异，需“理会一重又一重”，层层推进，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当然，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一重又一重”的具体内涵。在朱子那里，理的“一重又一重”指的到底是什么呢？抽象的所当然，只悬空立一个道德的律令，全无层次。而具体的所当然，则涵括了所以然、能然、必然、自然等丰富的层面。如果说抽象的所当然只是空洞地说“做应该做的事”，那么具体的所当然就包含了“何以应该做这事”和“具体应该怎样做”等道理的层次。抽象的所当然在道德实践上全无意义，持一个空洞的善良意志来应对变化丰富的现象世界，陷入恍惚笼统而不自知，最终往往以“冥行妄作”为天理。而具体的所当然则以其丰富具体的层次，使人们的道德实践成为可能，从而确立起一种真正可实践的实践理性，成为道德生活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