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理的诸义当中，朱子特别指出“所当然是要切处”。但在某些论述中，似乎又是以“所以然”为重点的：
  《或问》：“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问：“每常如何看？”广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见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其事‘所当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个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学者但止见一边。如去见人，只见得他冠冕衣裳，却原不曾识得那人。且如为忠，为孝，为仁，为义，但只据眼前理会得个皮肤便休，都不曾理会得那彻心彻髓处。以至于天地间造化，固是阳长则生，阴消则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万事，一事各有一理，须是一一理会教彻。”[5]
  从这则对话看，朱子是完全以“所以然”为理的。虽然他不同意辅广以“所当然而不容已”指人心而言的观点，但总体来说，他是将“所当然”放在具体的事物这个层面上的。而这样的说法就与他的其他论述不相符合。如说“性是合当底”[6]，“人只是合当做底便是体，人做处便是用”[7]。这些论述显然都是以当然或应然为理。《语类》中辅广记录的材料均在绍熙五年（1194）以后。从“今之学者但止见一边”的话看，似乎有针对当时学者的某种倾向的意味。此处朱子用来说明“所当然而不容已”的例子是人见赤子入井而自然生怵惕恻隐之心，而这又正是性理的表现。
  “所当然而不容已”在朱子那里有时也体现在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中：
  问：“《或问》云：‘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所谓‘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如何住得！”[8]
  这里所说的春生秋杀的“不容已”与上一节见孺子将入井而生恻隐之心的“不容已”，在朱子看来完全是同构的，都属于人的主观意志无法抗拒的必然性。但春生秋杀、阴极阳生是作为必然规律，必然会在现实世界中充分实现。而恻隐之心则不会必然转化为相应的行动。
  如果“所当然”具有必然性，那也就意味着善是必然会得到实现的。这在现实的伦理实践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从朱子讨论“不容已”的时候所举的例子看，“不容已”应该有两种含义：其一，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其二，义所当行的不得不为，即应理解为“不应已”。第二种含义上的“不容已”，其实就是对“所当然”的强调。因此，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所当然”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如何才能统一起来呢？